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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作者: 张麟、马长志 兵败祁连山。挥泪奔延安。毛泽东说：“有鸡就有蛋”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显赫战绩，也会遇上“走麦城”的下场。徐向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光辉的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他和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入惨败的局面。 中央军委主席团为解西路军之危，曾于2月27日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骑兵团等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其西援前提为第一不要影响和平大局，第二不要使增援部队亦陷入困境。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向镇原方向开进。周恩来也在西安和顾祝同周旋，申明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勒令二马即停向西路军的进攻。但此时，反共到底的马家军更不会悬崖勒马了。3月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又一次与敌血战，九军政委，年仅25岁的战将陈海松和他率领的八百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至此，西路军兵力已不足3000人了。这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采取特种办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之目的。为此，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二是就地分散游击。徐向前率领一部分部队，边打边撤，13日进入祁连山的康龙寺地区。尚未稳住脚跟，追兵像梦幻般地又出现在眼前。 这场血战，部队弹尽粮绝，不成建制，有的竟从徐向前身边跑过，向祁连山上的林中跑去。徐向前以超人的沉着，在敌人的围追堵截的混战中，大声向溃败的红军战士喊：“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要顶住！顶住！共产党员在最危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指战员们听到总指挥悲壮的声音，有人停住脚步，回头迎击敌人，有的坐在地上，互相包扎伤口，整理身上的装备。 这时，陈昌浩派人找到了徐向前请他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参加紧急会议。 石窝山，在祁连山脉中并不出名。这里山林茂密，没有居民，偶尔有裕固族游牧人在这里放牧。先行败退到石窝山的一部分领导人，在山洼里举行了西路军军政委员紧急会议。陈昌浩没等徐向前到会，就主持讨论决定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最后的一次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形成了决议：第一，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并将此决定立即向中央发了电报。第二，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共8人组成。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第三，将现有部队2000多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一路由王树声、毕占方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带电台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对这一决定，徐向前是有保留意见的，51年后，他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了四百余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祁连山为古匈奴语，意思是“天梯之山”。在甘肃河西走廊南侧，当地人则称之为“南山”。此山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崇山峻岭，高凌霄汉，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一个又一个山峰，终年头顶洁白的雪帽。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留下千古绝唱《关山月》： 明月照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戌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徐向前少年时代就读过此诗，那时只是朗朗上口，而今，他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了诗的真情实感。他身为中国共产党人，红军高级将领，虽然在此地遭到惨重失败，但他不相信“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告别仅剩下不到两千人的队伍，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一个警卫排护送，启程东返。他们沿着祁连山北麓，千方百计避开马家军的追捕，由西向东、由高向低昼夜兼程。快出山时，为了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人留下来就地打游击，只带一名保卫干部同行。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徐向前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动静，见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便找了个能避风雪的石棚，决定停下来休息。陈昌浩对保卫干部说：“我们就在这儿过夜了，去找点水来。” 夜沉沉、雪茫茫，满天繁星闪寒光。徐向前、陈昌浩仰望星空，相对无语。是啊！还有什么好说呢？六年前的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北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两个人一武一文，有张有弛，尽管在路线上昌浩出现过偏差，但两个人总的说来配合得是不错的，由鄂豫皖打到川陕边，走过万里长征路，带出了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可如今……徐向前坐不住了，不停地走动，四个多月的血战，像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海里闪过：西路军指战员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严寒艰苦何所惧，笑洒热血不低头，这是一支多么好的队伍啊！他们都到哪去了？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九军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犀、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多么好的战将，多么好的兄弟，他们一个一个地在徐向前脑海里闪现。他们没有死，他们永远活在总指挥的心中。 东方渐渐由漆黑变成灰白色，繁星在蒙昽的晨曦中消失了，可出去找水的人也像星星一样不见踪影了。徐向前、陈昌浩估计可能要出事，他俩强忍着饥渴，风风火火地上路了。后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保卫干事在找水时同搜山的马家军遭遇被俘，距徐陈的夜宿地并没多少路，好险！ 徐向前、陈昌浩不敢走大路，他们按军人特有的本领，准确地把握前行方位，向东、向东，迂回转向后继续向东，时而走羊肠小道，时而走沙滩草地，太阳被丢在身后的西山下时，他俩来到大马营南侧的一个小屯庄。他们在村边停留片刻，十几户人家，炊烟袅袅，一片安静，判断此处无敌人，便径直朝一户人家走去。户主姓但，百家姓不常见的一个怪姓，汉人，是个医生，祖籍湖北，因常有人来看病，和陈昌浩又是老乡，几句湖北话一说出来，就显得格外亲热。杀鸡烧饭，屋子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从饥寒交迫中挣扎出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总算吃了一顿好饭。夜色已晚，徐陈睡在一个炕上。徐向前说：“老陈，明天早点起来，早点离开这个屯庄。”陈昌浩吱吱唔唔，不知说句什么话，很快就入睡了。鸡叫四更的时候，徐向前醒了，窗户纸已由一片漆黑变成了深灰色，他用手推了推陈昌浩，压低嗓音说：“老陈，该起床上路了。”陈昌浩似醒非醒，好像在说：“肚子疼，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徐向前见他称病不肯走，想是有老乡掩护，要多休息几天，于是，他决定一个人上路。 此时的徐向前，孑然一身，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但他又绝对不像“司令”：几个月没刮胡子，都长疯了，好像是“猛张飞”；穿着件羊皮袄、毛朝里、皮朝外，破面上已是脏兮兮的；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这身打扮已看不出他是个36岁的人，倒像是个50开外的“老羊倌”。他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饿了就找老乡要点吃的，渴了就随便找口水喝。经永昌，下凉州，一路没遇上敌人。在凉州城外的小路上，碰上了西路军特务营营长曹大头，尽管他也化了装，可一眼就被徐向前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脑袋很大，人送外号“曹大头”。曹营长见到总指挥，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像执行侦察任务回来一样，向总指挥汇报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重赏。”徐向前轻蔑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曹营长讲的这些，是徐向前估计到的，敌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可还有很多事，他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的。此时，王树声率领的支队，由石窝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北麓与敌游击，吸引敌人兵力，掩护另两个支队转移。3月15日至18日，连续与马家军激战，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以下官兵数百人，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毕占云率领的支队也与敌人激战数日，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及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被俘，被押解到青海西宁，马步芳软硬兼施劝降，均遭孙军长唾骂，后经蒋介石下令惨遭杀害。李先念率领的支队1000多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大部成员随行，于3月14日晚向南进入祁连山深部，部队断粮无盐，白天靠打猎充饥，夜晚在凉窟山洞宿营。他们带着电台，同援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当他们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西行到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时，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中央电示：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李先念、李卓然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多么顽强的红军队伍啊！ 徐向前和曹营长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有曹营长在身边，徐向前感到放心多了，他只顾大步流星地向前！向前！而曹营长走得可不轻松，他要用尽浑身解数，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用自己的“特务”本领乃至生命来保证总指挥的安全。他们经土门、景泰，一直向东，走着走着，黄河出现在眼前。他俩停止了脚步，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细心观察河边的情况，看到不远处有个放羊的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徐向前问：“前面有渡口吗？”老人开始有点紧张，但一听是北方口音，不是马家军要抓的“南蛮子兵”，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他说前面有渡口，都被大兵看守着，说是要抓什么西路军的人。徐向前谢过老人，若无其事地向渡口的上游走去。大约走了5公里，发现河中有人正划着羊皮筏子由东向西摆渡，他俩急忙走过去，同摆渡人打招呼。这是个壮年汉子，头上扎着一条黑不溜秋的白毛巾，说话粗声粗气，一看就是个憨厚老实的人。徐向前从衣袋里掏出两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小兄弟，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一下。”壮汉子的大手接过钱，一边微笑着说：“上来吧！”一边小心地将他俩扶上筏子，二话没说，拼力朝东岸划去。5个月前，徐向前是指挥千军万马，在枪炮声中，在胜利的欢呼和进军声中，随出征的将士们西渡黄河。如今，孤零零地东渡，去找党中央，去找毛主席，胸口又翻起一阵心酸。 在黄河东岸甘宁交界地区，汉族居民明显增多。这意味着已甩掉了马步芳的追捕。他们不仅吃住方便多了，对这一带的地理也比较熟悉，紧张的心情算是放松了一点。两个人放开脚步，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一个小镇子，6个月前，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曾在这里商讨宁夏战役部署，可现在，宁夏战役流产了，西路军失败了，在小镇依稀留下的是红军宣传队在房舍墙壁上书写的大字标语。徐向前和曹营长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打听一下风声后再继续东返。为了活动方便，他俩用一个金镏子换了两套衣服，徐向前穿上了棉袍，像他从军前当过的教书先生，又像是个商人。曹营长是一身小伙计的打扮。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一次哈哈大笑起来。“走，上街上找点报纸，打听打听消息，”徐向前说着就向外走，大头“小伙计”紧跟在后。 在这个偏僻小镇，哪里能找到报纸呢？还好，人们说话倒挺随便，听到不少消息，诸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啦；蒋委员长翻脸不认人扣押张学良，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啦…… 徐向前判断，这里离红军根据地已没有多远了。他俩离开打拉池，翻过六盘山，直奔平凉城。该城虽然不大，但却是陇东重镇，国民党邓宝珊的队伍正向西开拔，本来就不宽的小街，一下子有这么多国军经过，弄得鸡飞狗跳，一片混乱。趁这个乱劲，徐向前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找了个客栈住下，他和曹营长一边查看地图，一边研究下一步前行路线。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他俩就上路东进，空肚走了两个多小时，当太阳在东方高高挂起的时候，他们才停下来，在路边摊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他俩边吃边四处观察。忽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一支队伍在行动。他急忙咽下这口干馒头，问这个小摊贩：“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小贩肯定地说：“是红军”。一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营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给小贩，起身就走。等小贩说声“给你找钱”时，他俩已走开好远了。就在这天下午，他们在小屯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和刘志坚。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 晚上，镇原县城的援西军司令部灯火通明。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闻讯都赶来了，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白天，刘伯承忙于向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彭德怀发电报，报告徐向前归来的喜讯，没有坐下来同徐向前多谈，这天晚上，他同徐向前一直谈到深夜。徐向前向大家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血战情况，当谈到祁连山分兵，几乎全军覆灭时，眼泪在眼眶里闪动，几乎说不出话来。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儿再干！” 5月16日，徐向前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叶剑英等，并一起合影留念。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杨看望徐向前。他俩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2年来相聚又分别，分别又相聚，两颗革命的红心，一片深情，难以言表。徐向前急着要去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因牙痛难忍，便随周恩来一起去西安。临行前，他从贴身的衬衣里取出一个温热的小布包，里面是十多个金镏子。他对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此情此景，使钢铁般性格的彭大将军心里一酸，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1937年6月18日上午11时30分，周恩来安排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让徐向前同他一道飞去延安。这种飞机是航校教官带飞行员用的，一架只能搭乘一人，训练飞行时，有时教员在前面，让学员坐在后面体会飞行感觉；有时让学员在前面驾驶，教官在后面检查考评。徐向前就坐在第二架飞机的后舱里。周恩来在第一架飞机上，起飞不久，就同后面失去了无线电联络。徐向前在红安时，虽然指挥过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参战，但他从没坐过飞机。这次可谓“大姑娘坐轿——第一回”。飞机在2000米上空飞行，气流很不稳，飞机时上时下，像只飘动的大风筝，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徐向前感到头晕脑胀。驾驶员回头问他话，他什么也听不清，只好写条递过来，上面写道，“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徐向前哪里当过领航员？但他看到下边有条细长的“白带子”，判定是洛河。于是徐向前在纸条上写道：“顺河北上飞延安”。没多一会儿，延安机场出现在航路的前方，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对准跑道，呼啸着从天而降，于下午3时安全落地。徐向前一步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到，徐向前和在场的人都很不安。直到徐向前到了延安城，才接到周恩来的来电，说飞机迷航，油不够又转回西安了。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亲切接见了徐向前。他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无比深情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他一边说，一边关切地从徐向前的头看到脚，又说了一句：“瘦了，瘦多了！”接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送给了徐向前。两个人一边吸烟一边交谈，室内充满轻松自然的气氛。毛泽东并没有把西路军的失败看得很重，更没有问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只是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的汇报，当徐向前沉痛地讲到西路军的失败与自己的责任时，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泽东用那深情、慈祥的目光看着徐向前，接着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价，对西路军的赞扬，徐向前听了很受感动。 一场战争的胜利或失败，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到一点去研究，倒也不复杂，这就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就西路军的主观因素而言，这支红军的指挥班子是坚强得力的，这支队伍是能征善战的，尤其是他们的战斗作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战争实践锻炼出来的，其特点是“对敌狠、骨头硬、反应快、冲杀猛、战术活”。他们就是凭着这些自身的优势，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在5个月的征战中，共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是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十分关注的历史大课题。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他写道：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其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河西走廊是条‘弄堂’，两万多部队在从山丹到凉州三百多里的地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既不能建立根据地，又不能‘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其三，“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他在张国焘长征路上搞分裂的问题上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他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其四，“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 徐向前一直把陈昌浩的安危挂在心上，把失散的战友挂在心上。他在和毛泽东谈话中，曾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说来凑巧，就在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两个多月，8月14日他到洛川准备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天在街上与陈昌浩相遇了。陈昌浩穿着一身便衣，见到徐向前无比激动，问长问短。他说：“你大马营走后，我一直闹肚子，病愈后那个房东老乡送我去汉阳老家养了段时间……”徐向前终于又见到了老战友，他高兴地向陈昌浩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不少失散的同志都陆续回来，就是你音讯全无，叫人想啊！现在回来就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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