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农运动猛烈发展，人民群众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确定党从各方面推动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当时的北洋军阀内部，已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中。但从表面上看，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存在着三大势力：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它的主力一时还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原属直系，后成独立势力的孙传芳，盘踞于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军队20万人，战斗力比吴佩孚强；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万人。这三股军阀势力总共有兵力约70万人。而国民革命军方面，北伐开始时只有广东的六个军（何应钦的第一军，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济深的第四军，李福林的第五军，程潜的第六军），后来归附的，有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的第八军，总共八个军。

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十师归第一军建制。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有13万人左右。从兵力数量上看，虽然双方对比悬殊，但北洋军阀的统治久失人心，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

针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吴佩孚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统一全国。

根据这个作战方针，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的部将叶开鑫部击败而退守湖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然后兵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

出师之始，蒋介石让何应钦率部驻防汕头，任命他的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代理第一车军长。接着，他又令第一军担任总预备队，任王为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指挥第一、二师，随他北伐。叶剑英被调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总预备队沿粤汉铁路乘车向北前进，经湖南郴州、衡阳，于8月12日抵达长沙。同日，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及邓演达、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进攻湖北，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王柏龄、叶剑英奉命于8月25日，由长沙向岳州进发。攻下岳州后，蒋介石以岳州为北伐军后方，命王柏龄、叶剑英率总预备队在此驻扎待命。

9月6日，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翌日，北伐军一部向江西进军。王柏龄、叶剑英奉命率预备队第一师自岳州开到浏阳集中，随即进占江西之铜鼓城，配合第六军东下攻打南昌。9月10日，北伐军程潜部第六军第十九师向南昌发起进攻，王柏龄、叶剑英率领第一师助攻支援。由于得到南昌工人、学生及省署警备队的内应，一举攻克南昌。①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大为震惊，迅速组织优势兵力夺回南昌。蒋介石闻讯，与加伦将军亲临前方督战，再攻南昌。加伦分析战场情况后，提议休整两周，集结力量，再重新组织进攻。但是，王柏龄不听加伦的劝告，争功逞能，急于进攻。

叶剑英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同意加伦的意见。他对王柏龄一再申明自己的看法：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南昌。南昌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即使我部孤军深入，打到城里，一旦敌人断了我军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况且我军刚退，士气消沉，还是缓攻为好。

一向刚愎自用的王柏龄拒不采纳叶剑英的意见，贸然下令部队攻击，孤军突进。一部分部队突入城内，遭到敌军猛烈反扑，被分割包围，无法立足。

王柏龄见势不妙，贪生怕死，率先逃跑。叶剑英和团长薛岳等只好组织部队仓猝撤退，部队损失惨重。叶的护兵司徒发回忆说：“当时好险呀！多亏参谋长救了我一条命。”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发起攻打南昌的战役。叶剑英与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奉命率部参加南昌西北的王家铺战斗。

战斗经过是这样的： 10月上旬，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孙传芳的部将陈调元所率三个师在王家铺南约10里处，鏖战几天几夜，不分胜负。蒋介石闻讯，恐第七军独力难支，即派第一师前去增援。叶剑英协助第一师代师长王俊指挥部队，从白山绕出昆仑台侧背，迅速赶到山脚下。他观察战场情况，看到交战双方已打得精疲力竭，战斗接近尾声，便向王俊建议说：“他们已经打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砝码，敌人就退了。”他提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正面用一小部分兵力佯攻，命炮兵向山上开炮，迫使敌军退却，然后在运动中拦头截尾，一举歼灭之。

工俊急于立功，不听劝告，将部队全部拉到正面，发起进攻。双方刚接上火，敌军看到北伐军援兵到来，连忙撤出阵地向后逃跑。王俊得意地喊起来：“敌人退了，我们追吧！”叶剑英看到这种不讲战术的愚蠢打法，气愤地说：“还追个啥！等你追下去，人家已经跑出几十里了，什么也缴不到。”

这次战斗，由于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打了一个消耗仗。结果只缴到一个炮筒子。参加战斗的黄埔学生军怨气横生，把这件事报告了蒋介石。

第二次攻打南昌，北伐军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

10月下旬，武昌方向的北伐军主力兼程驰赴江西前线，参加第三次攻打南昌。11月8日，北伐军终于攻克南昌，全歼敌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防守南昌的部队。9日，蒋介石率总司令部移驻南昌。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一师驻守南昌。①①访问慕中岳、李任夫谈话记录，1984年12月11日。

①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0年12月。

南昌之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蒋介石深感自己的嫡系部队问题严重。

他“痛诫”一、二师长官，责骂王柏龄、王堪根本不是带兵人才”，提出对二王要惩办、撤职。他听说在南昌战役中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连连失利，于是特意召许叶剑英佩剑晋见。

蒋介石见到叶剑英，先是夸奖一番，然后摊出了此次召见的底牌，说：“现在一师没人指挥，我看你就去一师当师长吧！”

叶剑英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他想到一师是蒋的嫡系，有些部下目空一切，很难管束，同二王的关系也很难处，而且对蒋介石的面目还看不清楚，所以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蒋介石立即吩咐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玻军医官煞有介事地检查了半天，拿不准是什么玻叶剑英便风趣地说：“我还没吃早饭呢，等你检查确诊，人都要饿死了。”军医官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开个药方子。

叶剑英懂得一点中医，看了看方子，是些“太平药”，便叫护兵煎几付吃下去，应付了事。②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访问刘复之谈话记录，1994年9月。

南昌之役，北伐军俘虏了孙传芳的军官数百名，士兵数万人。蒋介石为了扩充实力，决定将收编过来的赣军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叶不便再推辞，只好受命。他在组建师部机构时，选调了一部分云南讲武学校、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蒋介石又从其他部队抽调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充当师部和团、营、连的骨干。同时，叶剑英还招收一些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充实到机关和部队。

不久，师部机关、教导队和三个团都成立起来，营和连的兵员也基本补齐，全师总共有6000多人。从师到连各级，都仿效苏联红军的编制，设立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员和地下中共党员充任。叶剑英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了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军纪。部队成份虽然复杂，经过一段整训，政治素质有所提高。

新编二师组成后，很快就奉命开赴吉安。

叶剑英率部开进吉安城后，安顿好了部队，就召集各团军官开会，布置教育和训练。他利用总理纪念周这个讲坛和其他机会，每周向军官们至少作一次政治演讲，讲时局，摆敌情，号召大家北伐到底，统一中华。他提倡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支持男女青年军人演活报剧，进行街头演讲。

在吉安这一段时间里，叶剑英虽然与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时常能接受到部队左派军官和秘密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他以极大的热情出席地方上的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和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就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吴富善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我们常在县里开会碰头，见面。”

那时当个国民革命军的师长既神气，又阔气。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在经济上实行委任经理制，即包干制。一个月全师军饷15万块银元。叶剑英当师长，从不克扣军饷。他告诫军需处长，不能贪污，每个月发完饷要清理帐目，向他报告。叶剑英一向宽厚待人，关心部属疾苦，经常用自己的薪俸接济有困难的人，不论是谁，有求必应。每个月他都接到许多来信，有些老同学、老同事、老下级，这个结婚，那个报丧，每有所求，他都寄给几十元或上百元。他与身边的人平等相处。公务之余，常教他们骑马、射击，没有一点“官架子”。

叶剑英身在吉安，时刻关心着全国政局的发展，尤其关注着武汉与南京两个方面的政治动向。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也很快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反动分子，也在全城实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强行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出境，并收缴了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①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摆在叶剑英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荣华富贵的路。这就是继续留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为蒋效命，升官发财。那时，蒋介石很赏识叶剑英。他不单单看重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出生在广东的“儒将”，曾经追随和保卫过孙中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些影响。他想把叶剑英拉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这就是蒋介石为什么几次给叶剑英封官晋爵，甚至允许他佩剑直入其私邸的缘由。

另一条是艰难曲折的路。这就是脱离蒋介石，另寻出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这时，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真相大白。叶剑英终于看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认清了蒋介石的丑恶面目。蒋介石口头上高喊“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当需要工农大众替他打江山的时候，就满口的“扶助农工”，一旦江山得手，便“翻转猪肚就是屎”，立刻变成了“砍杀工农”。那些过去标榜自己是“左派”的革命者，这一次摇身一变，亮出了货真价实的右派嘴脸。右派掌了权，国民党就变了质，变得腐败无能，反动透顶。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大众就遭了殃！

是反蒋，还是投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毫无调和余地。在两条道路面前，需要迅速作出抉择。

叶剑英经过反复思索，终于选定了反蒋的路。选择这条险路，在他内心深处，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正如他事后回忆的：“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

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

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①叶剑英决心已定，便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决定通电全国，公开反蒋。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

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①在吉安市委党史办，吉安军分区查阅的资料，1990年12月。

①

动，也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这件事去报告蒋介石：“叶师长反对我们！”蒋介石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陈第二次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②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同时，他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察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③吉安的反动势力也加紧了行动。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这样，叶剑英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他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离开之前，左派军官和师部人员以给师座祝贺生日的名义，在师部驻地的后花园，几次摆宴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有的团长急于举事，对叶剑英说：师座，还是快干吧！叶剑英示之以缓。最后一次集会，还摄影留念。这一照片，由当时师部的女军医陈子闿藏在一具棺材底下保存下来。①为了躲避右派的耳目，叶剑英一行数人化装秘密起程。他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载当日汉口《民国日报》。通电发出后，遭到右派分子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夜举行了武装暴动。左派军官们以敏捷的动作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暴动以后，“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武汉国民政府发电报捷，电文称：“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随即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经8月5日第一一二次会议，决定咨请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与叶剑英同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通缉的还有张克、邹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刘世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

③访问李明谈话记录，1988年4月1日。

①访问陈子璠、杨光、丘岱安谈话记录，1985年1月。

璋、陈世光、丘维汉、楼胜利、吴洁等，都是吉安暴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①①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

叶剑英一行经九江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在政府管辖地区，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为改善生活地位斗争。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学员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但是，这个政府不但成份极其复杂，内部矛盾尖锐，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低毁和破坏，在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以后，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并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奉系军阀张作霖又从北方窥伺，使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同时，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荒、煤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武汉经济形势益显雪上加霜。

叶剑英面对武汉这种乱纷纷的现实局面，不由得重新陷入迷惘之中。汪精卫究竟会把武汉政府引到哪里去？叶剑英开始警惕地注视着他的动向。汪是经常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政治投机家。此刻刚刚复职，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极力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则从骨子里反对三大政策，敌视共产党。“四一二”以后，他明里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握手言欢，暗里又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分共”、“反共”。

武汉国民政府除汪精卫之外，还有一个实力人物谭延闿。这个投机革命的前清翰林，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南都督，代行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现虽然向汪精卫交了权，不再代理主席，但仍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等职，大权在握。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暗送秋波。汪精卫、谭延闿之流伪装革命，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步步妥协退让。

武汉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天下，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左派当家。

叶剑英乍到武汉，一时不摸底细。他为了找个立脚点，只好先去找谭延闿这个军事部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这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

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便暂时下榻在武昌朝阳旅馆。

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李世安。李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二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于1927年2月离开梅县到上海，在那里又见到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叶剑英在武汉见到了李世安，顿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二人常常见面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①叶剑英闲住几日后，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

在会上，叶剑英讲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反蒋的主张。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

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在这次会上，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蒋谈话。叶剑英与贺龙第一次见面，对他的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参加完国民议会之后，动身返吉安。到了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并见到了第二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②朱德十分赞赏叶剑英的讲话，当场称赞他讲得好。

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他回到武汉，又一次陷入苦闷彷徨之中。吉安既然回不去，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

①访问熊呹晖、宋志英谈话记录，1984年6月、1992年1月。

②叶剑英在空军师校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集训期间的讲话，1959年7月8日。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他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①这时，宁汉分裂后的各种斗争日趋激化。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方对峙的局面。武汉政府虽然仍然代表着革命势力，但政府领导集团严重不纯。汪精卫假反蒋，真反共，面临外交、军事和财政等困难，领导核心加速分化。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盘踞闽浙苏皖的广大江南地区，建立起完全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纲的反动政权。北方的奉系军阀于1927年春，进兵河南，集结重兵于豫南的许昌、郾城、汝南一带，企图进攻武汉。在这种形势下，是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武汉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与西北的冯玉祥国民军配合，举行第二次北伐，先打奉系军阀。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誓师大会，继续北伐。随后各部相继出征。5月13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命令。叶剑英在张发奎的前敌总指挥部，与邓演达、黄琪翔，以及加伦将军等一起参与作战指挥。北伐军经过上蔡之战、逍遥镇之战、宋庄之战，特别是漯河、临颖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击退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那时火车已经不通，邓演达乘手摇的铁路压道车迎接冯玉祥。叶剑英同众军官一起去火车站欢迎冯玉祥。不料，冯玉祥到郑州后即与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举行秘密会议，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后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谈，竟也主张“分共”，拒绝讨蒋。形势如此突变，叶剑英只好随第四军从河南班师回驻武汉。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1927年5月30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刊登这样一则消息：《三军开赴吉安勘乱》，其内容称：“（南昌27日专电）驻吉安新编第二师，哿日大反动，对军民联欢大会到会群众开枪，毙死兵民十余人。马日拂晓，我第三军之二十二、三、四各团，即奉命将其全部包围缴械，反动官兵，悉数俘获。”

叶剑英返回武汉后翻阅旧报，看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显然，这是一篇颠倒黑白的消息，但也暴露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新编二师暴动已经失败。叶剑英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同时对反动的第三军的镇压行动，表示极大愤慨。

这时，恰巧新编二师参谋长佴皇鸟到武汉找叶剑英。叶向他详细了解了二师举行暴动的经过。当他听说佴皇鸟被捕后，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只身脱险逃到武汉来投靠革命政府时，当即赞扬他有骨气。他把佴皇鸟留下来，在第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任第一科科长。

①访问刘景容（张发奎夫人）谈话记录，1992年5月。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决心走定了。

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其实，他还不大知道，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妨碍他入党的有两顶“帽子”，除了“国民党嫡系军官”之外，还有一顶，就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时曾在国民党军内任职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1925年第二次东征后一段经历说：“我同时剑英这一次共事才认识的。??他是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同王柏龄有师生关系，因此我们的同志都把他作为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

①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邓演达此时同汪精卫已经闹翻。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在蒋介石的代表王正廷催促下，一日三电汪精卫，除了要求立即“分共”、逮捕陈独秀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外，公然指责邓演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要求解除其一切职务。邓演达眼看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右派窃取，忧心如焚。他继续同共产党人接触，维持合作局面，坚持斗争。他多次深夜造访汪精卫，申明大义，力图挽回危局。但汪拒绝劝告。他曾打算抛开汪精卫，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挽回局势，继续革命。然而，这一计划也由于汪精卫的破坏，未能成功。

他最后把希望放在共产党员较多、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军身上，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但张在汪精卫的煽动和拉拢下，害怕共产党得势后被夺去军权、夺走地盘，结果不听邓的劝说，也跟汪去搞“分共”的勾当。邓演达对大革命感到失望，又遭到排挤，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叶剑英向他倾述了内心的矛盾和革命愿望，请求他介绍自己到苏联去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叶剑英又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①《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04页。

国共产党。李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人一等同志那里早已听说过叶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便应承下来。

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①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4日晚间，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人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的桥头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彻底葬送了。在这种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牺牲了，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武汉报纸每天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在这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正是这一类共产党人。他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艰难的道路，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后来曾写过一首《题画竹》的诗：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这首诗，正是他自己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后来，叶剑英回忆自己从找党到入党的坎坷道路，不无感慨地说：“1920年打下广东，奠定了统一两广的基矗那时广州就可以读到列宁传记了。广州有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国家主义，面包、药瓶什么都有，真是‘百家争鸣’。那时在广州一看戴软帽子的就知道是共产党，一看戴硬帽子的就知道是国民党。我最初还读过克鲁泡特金的东西，后来才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共产主义。”

“我是1924年提出要求入党的，没有被批准。那时我在蒋介石手下的教导团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从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7月正式参加了党。当时也不是对共产主义完全理解了，只觉得国民党不行，享乐腐化，必然失败，①叶剑英就入党问题给中央组织部的复函，1980年10月7日。访问李世安谈话记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60页。

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后来，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它，如同资本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样，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始终坚定不移了”。①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投入到了新的革命洪流之中。

①叶剑英1972年8月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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