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央红军陕甘支队在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进行短期休整后，于1935年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由陕甘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组成）胜利会师。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8日，叶剑英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

11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札”。

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中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1935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塞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与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确定党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省为主要方向。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叶剑英拥护党的正确主张，并提出积极的建议。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特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见。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后天讨论军事问题，详情后告。”

根据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河东征的方针，和国民党军企图阻止红军发展、围困陕甘地区红军的新情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叶剑英根据这一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之中。据程子华回忆，叶参谋长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左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组建工兵部队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

1936年1月底，毛泽东来到陕西省延长县，与在这里的彭德怀、叶剑英等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作战的问题。会后，彭德怀到黄河岸边详细侦察地形，了解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备等情况，选择渡河点。叶剑英留在延长，组织地方党政机关，继续做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2月2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应立即派人到延水南区黄河边，动员60名水手备用，并对渡河器材的筹备、部队集结待命等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毛泽东、彭德怀接到叶电后，于2月5日电示各部移动驻防位置，要求由叶剑英具体部署，并指定叶剑英将所准备的渡河器材，尽快交给一军团。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制定出行军、宿营计划，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向前沿阵地运动，并认真检查落实。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叶剑英，询问渡河准备情况，要求立即秘密征集皮筏水手；确定随军东征的地方干部、警卫连等今后归叶剑英指挥调动，并由叶剑英派山西游击队到延水城同另一独立营及两个游击队集中训练。叶剑英即命赖传珠、杨森率山西独立营及延水第一游击支队、延长第六游击支队开往延水城待命，并将30个渡河笺子交赖传珠带给一军团。随后，叶剑英将一方面军直属队带往川口镇集结待命。

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开始东渡黄河作战。

夜幕沉沉，河水滔滔。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开始强渡。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21日10时，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十五军团己渡河，一军团约下午16时才能过完。一方面军直属队拟本日17时开始过河。同日，叶剑英还将从前线接收的400余名晋绥军俘虏官兵的安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21日晚，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至23日，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①东渡黄河后，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在中阳县关上村、孝义县兑九峪等地区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阎锡山仓促应战，惊慌万状，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求援，一面调动部队向抗日先锋军反扑。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为了发展胜利，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为作战枢纽，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

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在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下，向北进攻；以红一军团主力为右路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向南急进；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又一个营、一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山西游击队等部为中路军，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以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左右两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晋绥军进攻，迅速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阎锡山为阻止红一方面军继续东进，集中14个旅，编为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面实施反击。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派遣约10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左右两路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敌人。

为了加强中路军的武装力量，中革军委于3月11日电令：“一切在石楼①访问刘惠农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机关、部队、游击队工作人员，归叶剑英统一指挥。”3月21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进一步明令：“为保障后方交通，赤化石楼全县、中阳南部、永和北部，猛烈扩大上述地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并达继续包围石楼之目的，所有上述地区内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叶剑英指挥。”

叶剑英根据军委指示，指挥中路军与敌军巧妙周旋，钳制敌人，尤其注意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镇、隰县、永和、留誉五条道路，充分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阻截敌军的物资供给。

4月10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办事处命令，任命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中旬，敌军集中兵力进逼石楼。叶剑英一方面命令马家站兵站暂停向河西运送缴获的物资，一方面请示毛泽东、彭德怀同意，集结中路军主力在石楼城北30里处阻击敌人，同时在永和一线打击北进之敌。这样，石楼地区的紧张形势得以缓和，黄河渡口继续控制在红军手中，从而保证了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和伤员的转运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组织部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队，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和政权，征集兵员，筹粮筹款。有一次，游击队在石楼县县长家炕里挖出六大罐银元。叶剑英命令部队将这些银元运回后方，用作红军的经费。

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果敢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晋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中共中央鉴于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晋西敌军变化的态势，于4月28日决定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2日，一方面军开始有计划地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回师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叶剑英率部尾随十五军团西渡回师，胜利完成了东征任务。

红一方面军东征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一次胜利进攻的战役。这次作战虽然只有75天，但在战略上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经过长征，刚刚立足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困难。

东征战役共消灭国民党晋绥军约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枝，炮20余门；取得了强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气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吸收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剿共”政策，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根据地东北面，有蒋的嫡系汤恩伯的一个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步步进逼。在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西部出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叶剑英在西北军委参谋部，积极投入了西征战役的准备工作，参与制定了《西征战役计划》。1936年5月18日，军委下达了战役计划。计划确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入陕的蒋介石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敌军，努力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吸引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于自己方面，以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

但是，西征却遇到了盘踞在宁夏境内的马鸿逵、马鸿宾军的抵抗。他们凭借一些厚实坚固的“土围子”阻止红军前进。一方面军总部领导指示部队干部、战士献计献策，自做炸药，炸毁“土围子”。叶剑英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等，要他们设法从国统区购买硝药。同时动员部队能工巧匠自己动手制造炸药。他在驻保安的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大会上进行动员，希望凡在家熬过硝、做过炸药的同志，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从总部抽调人员到盛产硝土的一军团所在地宁夏豫旺堡，组建一个小制硝“工厂”。经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雪白的纯硝。他们再在硝中加上其他成分，制成炸药，送到前线。前线指战员用这些炸药，摧毁了敌人许多“土围子”。

这一时期，全国抗战出现了新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参与指挥西征战役的同时，以主要精力投入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东北军原是以军阀张作霖为首领、封建割据色彩极其浓厚的地方武装集团。这支军队，一方面与占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与企图兼并和消灭这支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存在着尖锐矛盾。因此，在东北军中，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其子张学良易帜归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张学良只得流亡关内，蒋介石又把这支队伍推向反共的第一线，阴谋在内战中消灭之。东北军1935年入陕时有5个军1个师，号称20万人，在与红军作战中，被歼灭3个师，损失严重。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还取消了几个师的番号。东北军官兵此时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同时又深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歧视，反蒋情绪日益强烈。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受到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为了适应并推动这种有利形势，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并确定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欧阳钦、聂洪钧等参加此项领导工作：朱理治、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1936年1月下旬，党中央指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释放直罗镇战役中俘获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要高为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和平谈判事宜进行联系。当时，对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统由叶剑英负责。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两个月期间，叶剑英曾耐心地开导教育他，向他分析抗日救亡的形势，告诉他蒋介石利用东北军、西北军打红军，实际上也是企图消灭这两支队伍，让他回去劝告张学良，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

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初步协议。4月9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6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

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他在6月20日7时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刘惠农及政治部派来两个人，昨日均到宋家川布置一切，准备接收刘家坪伤病员（约150人），并由省一级机关派人动员伏子，续向榆树坪运搬。

但本日伏子能有多少来，尚未得报，已催刘赶办矣。??这两天王辉正拟帮助特务队整顿队伍，而主要负责人都跑了。昨天，王辉问该队政委：特务队近来进行过什么教育？他答：军事、政治都是我一人担任。又问：那么你进行过什么教育？他答：我队尽是新战士。王问：你上过政治课没有呢？他说没有。像这个政委和斯大林同志所引证过的那一位不可救药的说空话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建议撤换。”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了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于7月9日致电周恩来，要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叶剑英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据马文瑞、刘向三等回忆，叶剑英到安塞后，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7月26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各级东北军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系。当晚和翌晨，叶剑英又分别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以下一些问题：（一）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李先河、石步月等组成，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二）延安工委由萧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〇、六八五团等；（三）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谈；（四）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应当在“抗日复东社”的政治组织中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发展时必须经过多次谈话，进行介绍、填表、上级机关派人谈话，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新党员时使用。

（五）加派3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6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帮助工作，等等。①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又将该军第一〇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一〇七师先驻防于安塞附近，后移驻延安地区。师长叫刘翰东。安塞工委对刘师长及该师六三〇团一名叫陶翊周的营长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展陶翊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入党后，叶剑英不时地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该营防区，去做该营官兵的工作。一〇七师移驻延安后，叶剑英于8月22日单骑赴陶营，与陶会面。不巧，陶进延安城去了，没有见着。第二天，叶剑英以中央工委代表名义给陶写信，告诉他：党决定陶翊周为一〇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朴王为委员，刘仲明为中央巡视员（随一〇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一〇七师党的工作，“望积极无畏地为党工作”。

陶翊周见信后，遂将刘仲明安插到该营工作，随部队行动。由于叶剑英等积极开展工作，陶营士兵的觉悟有所提高，有些人便拖枪逃到红军中来，带走16支步枪，两挺机关枪。当时，东北军有规定，丢失枪枝，要按价扣其直接长官的薪水。陶翊周无奈，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报经周恩来批准，从安塞警卫营中抽调枪枝送还给他。这样，互相帮助，加深了陶营官兵与红军的友谊。

叶剑英在争取陶营的同时，还亲自做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刘翰东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要求抗日的将领。叶剑英派党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与①叶剑英给周恩来的信，1936年7月28日。

他秘密接触，发展关系，以后又亲自与他交谈，做他的工作。8月20日，叶剑英和边章伍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到延安城外10里处，与刘会面，并如数带去该师士兵投诚红军时携来的枪枝，交还给他。刘翰东很感激，当场商定了双方交换枪枝弹药的具体办法。22日夜，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20里外的河庄坪，给红军送来1.5万发子弹，叶剑英带安塞警卫营二连在那里接收，并以机枪回送。通过多次交往，刘翰东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中共派人去六二一团开展活动。叶剑英与该团代理团长周振互通信件，建立了关系。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一〇七师、一一七师和其他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了中共组织。

周恩来、叶剑英和东线工委还派刘培植（曾参与做过一〇七师长刘翰东工作）到一〇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1936年夏，欧阳钦给叶剑英、朱理治的信中说：“刘培植亦于昨日回来，结果比较好。刘多荃对我们的表示一贯的不坏的。同时刘培植同志还见了许多其他的人，影响都很好。??”叶剑英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仍是中心任务。陕甘来信。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刘培植报告》，另有一份写给你的。据刘培植同志说，刘多荃师长允许他随部队行动。刘可随一〇五团行动，拟去信。”其后，叶剑英派刘随东北军行动，继续进行统战工作。①在叶剑英主持下，东线工委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战工作形式。在市场上，工委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这个由危拱之担任团长的剧团，第一次来演出，就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观看，受到热烈欢迎。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对于东北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的破坏行动，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发动群众给以打击。①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择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和书信。有时一日数封。仅从7月28日至8月25日就亲笔给周恩来等修书10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信中大至方针策略，小至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字里行间充满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满腔热忱。

东北军的六十七军西移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于8月下旬开始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8月18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请令曾希圣同志送①访问刘培植谈话记录，1994年10月。

①访问杨醉乡谈话记录，1991年9月。

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对于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提出了与东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原则和办法：（一）拟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二）将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以利尔后工作的开展；（三）为使十七路军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建议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将地区划出一段（从苏区边线起到苏区内六十里止），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领导，着重做争取白军的工作；（四）工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十七路军的工作，俟双方沟通以后，再选地设立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

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同时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信给杨部程鹏九团长，建议双方休战，彼此通商，并提请对方约束民团。为了争取杨部，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相应准备。①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矗8月25日，叶剑英根据陕甘、安塞、延安三工委的工作报告，整理出一份工作小结，报告周恩来。

叶剑英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期间，关心全局，积极搜集敌军和友军情况，随时通报中央。除此之外，他还极其关心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为了让这两个方面军顺利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他及时通报敌情，介绍北上路线和沿途情形。7月8日、15日他致电刘怕承，分别通报甘肃马步芳、兰州于学忠、毛炳文、王均、鲁大昌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队部署情况。8月6日、7日又连电刘怕承，详细介绍从俄界至瓦藏寺、哈达铺的行军路线及沿途山水、桥梁、寺庙、居民等情况。叶剑英所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顺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①访问周梵伯谈话记录，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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