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刚刚踏上延安这块已经阔别五载的土地，一项艰巨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头。

194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告全军：“叶剑英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驻延安办公。”

从这一年开始，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隔绝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

国民党当局则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扯起“曲线救国”的破旗，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为打破敌顽夹击，战胜严重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指引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巨舟，劈风斩浪，顽强向前。

叶剑英长期战斗在统战工作的岗位上，熟悉和了解敌、伪、顽、友等各方面情况，加上他本人的军事造诣和谋略才干，到统帅部工作以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

对叶剑英，朱德有过这样的评语：“我们队伍里这样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叶剑英以高明干练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参座”闻名于军内外，受到干部和群众的尊重和信赖。①此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未平息。2月23日，叶剑英致函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重申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场，并列举事实历数了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增无减的种种行径。信中最后指出：“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办法，将毫无补于实际。”“倘能由贵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使目前不幸事态转祸为福，则非仅两党之幸，民族国家实利赖之。”

4月29日，叶剑英陪同朱德与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谈话，进一步指出，国共关系如要好转，国民党中央目前至少应采取下列办法：（一）停止逮捕共产党人员，停止反共军事行动和交通封锁；（二）继续发给十八集团军各月份经费并补充弹药；（三）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整编；至于移防一节，如政治上有确实保证，自可商量，否则于情于理碍难遵命。30日，陈宏谟等电告军令部，由军令部提出核议意见，报何应钦。何答应研究解决。

设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项指示，下达的每一个号令，无不牵动着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神经。叶剑英作为军委参谋长，深知自己肩上的份量，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他经常对参谋部的同志说，参谋部的工作非常重要，处理问题要特别谨慎，要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办事，照顾好上下左右关系，尤其要多考虑到下边部队的困难。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细致、周密地处理问题。那时军委总部有一个①访问康克清、陈慧清、谭友林、罗青长、蓝祥辉等谈话记录，1987—1994年。

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切工作节奏随着毛泽东转。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叶剑英也通宵达旦地坚守在岗位上。他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抄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由他代军委起草的许多文电，都要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审批后签发，大多由“毛、朱、王、叶”①联名发出的。

为了给党中央和军委当好参谋，更有成效地指挥抗日战争，叶剑英十分重视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上加强参谋部的建设。原来军委只设一、二、三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亲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时在各局实行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

“作之君，作之师”，叶剑英奉此为铭，既作群众的领导，又当群众的老师。他遇事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他弄来一大块青石板，架在窑洞门口当桌子，常坐在桌前读书写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晚上看书点根蜡烛就很不错了。他不但自己学，还规定学习时间和制度，组织有关的领导干部、机关干部一起学。学习的内容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同时学习苏联红军将帅的军事理论，学习孙中山和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为了使干部能读懂原著，他还特意组织干部进修日语、俄语和自然科学知识，指定江右书、伍修权等教课，定期组织考试。

他还不定期地给总部机关干部、延安军事院校作时事政治报告，用中共和苏共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理论和哲学，强调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到军事领域中，作为研究、指导战争的唯一武器。他还非常关心中央警卫团的学习，亲自去讲课，帮助官兵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①1941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3周年之际，叶剑英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引用恩格斯于1874年论及革命斗争形式问题时的阐述，即与政治、经济两种斗争并立的还有理论斗争，说明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然后他从分析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国民党几十年的军事活动开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从理论上、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换一句话说，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善于领导政治斗争的领袖，同时也善于领导军事斗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性，及军事对于政治的依从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成为不可争辩的真理。”①叶剑英从20年代初追随孙中山革命、投身革命军队算起，这时他已在中国现代军事领域中活动了整整20年，他的这篇饱含经验及哲理的报①毛、朱、王、叶，即：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①访问尤桂林、耿飚、刘煜谈话记录。在中共延安市委党史办、档案馆、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1年4—9月。

①《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

告，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年冬，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朱德为院长），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预见其发展进程，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是军委参谋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据柯柏年、罗青长、朱军等回忆，叶剑英经常教育总参谋部的同志要善于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客观地观察形势，认识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地指导战争。他特意在一局作战室组成了一个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首长参阅。他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都参加过这种活动。大家在这种研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军委制定战略和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下半年，叶剑英与王稼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当时各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实际，共同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审阅、修改后，于11月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正式下达。“指示”明确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3个部分。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指示”对地方军及军区的职责、自卫队及民兵的组织、活动方式以及军队与民兵的武器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贯彻落实军委指示的过程中，叶剑英十分注重整理和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经验。他同军委总部的同志一起，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根据地军民在困难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主要的有：（1）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大力发展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2）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敌进我进”，派遣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群众，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4）争取与瓦解伪军，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县大队、区小队、游击小组），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等等。这些办法，为广大军民所掌握，变成强大的力量，使八路军、游击队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情报，指挥战争，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军委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决定在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

在各地建立情报网的同时，叶剑英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的气象观察和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

为了及时反映敌、伪、友、我的军事动向和各方面情况，叶剑英组织总参谋部人员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等，每期都亲自审批。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发展，他又在总参谋部成立了资料研究室，编辑《国际资料》，负责收集、整理各交战国的战况，研究外国军事动态和军事著作。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嘱托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总部的通信工作受到各战区的赞扬。有一次，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因与中央恢复了中断很长时间的电讯联络，高兴地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璨璨的金条。毛泽东亲自把这根“进贡”的金条，奖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突然袭击，攻势猛烈，很快逼近列宁格勒，苏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这种严重形势面前，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会如何动作？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应如何确定？这是关系到中国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叶剑英及时组织总参谋部人员进行讨论，召开时事座谈会（邀请当时在延安的日共党员野坂参三参加），分析了日军北进、南下的两种可能性，认为中共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付日军南下方面。叶剑英将这个倾向性意见及时上报中央，以供决策参考。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南下与北进问题也存在着争论。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秘密地采纳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惜对美（英、荷）一战”。后来战争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预见是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制订有关方针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11月9日，叶剑英与李克农为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爱国志士张冲追悼会送挽联：“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①这一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16日，叶剑英从延安特发来两首祝寿诗：

（一）
太行游击费纠缠，
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
寿君高唱凯歌旋。

（二）
细柳营中寂不哗，
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
斩得倭酋不自夸。②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对中共华北抗日各根据地进行更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为了消灭中共华北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和部队，从5月中旬开始，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对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在反“扫荡”中，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遭日军合围，经奋勇战斗，虽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25日英勇牺牲。噩耗传来，叶剑英无限悲痛。为悼念和歌颂这位抗日英雄写下了《满江红》壮烈词章：“试看那，汉家旗帜。剩水残山容我主，穿沟破垒标奇迹”，“风起云飞怀战友，屋梁月落疑颜色。”①左权牺牲后，彭德怀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文韬武略兼备的叶剑英来前方协助作战指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经过研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8日。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6页。

究，认为叶剑英不能离开军委，未能成行。

叶剑英在延安最高统帅部继续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场战局的发展。1942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突击，集中重兵进攻斯大林格勒。

有些人被德国法西斯得逞于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出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叶剑英提醒大家观察成局要着眼于发展，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苏军转败为胜，要有充分的信心。果然，苏军于是年11月即在斯大林格勒粉碎了德军的进攻，转入反攻，次年2月取得了扭转整个苏德战争局势的巨大胜利。

怎样估计这一胜利？是一般性的，还是带决定性的？当时延安各界对此众说纷纭，认识不一致。叶剑英再次组织总参谋部人员展开讨论，正确分析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的对比及消长趋势。他得出结论说，这次胜利是整个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他把这一意见亲自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赞扬。

①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1992年5月。

1943年夏，国民党政府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光天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月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这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在抗日前线，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在的延安地区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叶剑英沉着冷静，同总参谋部的同志昼夜不停地商讨对策。他考虑到，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动用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难以取胜。经过反复研究，他根据孙子兵法“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他的这个以智取胜的退兵之计得到参谋部“高参们”的赞同，但是又考虑到公开发表采用特殊手段所获得的敌军情报，可能会给中共的情报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他特意找来军委主管情报部门的戴镜元等人征求意见。经过再三研究，大家认为，从斗争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应当公开揭露，我方情报工作虽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只要采取必要措施可以挽救。①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作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7月3日、4日，毛泽东连电致西安周恩来和重庆董必武，通报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让他们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同时找胡宗南、张治中、刘斐等交涉制止，愈快愈好。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作出了4项决定，并于8日通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行径，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同一天，朱德再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7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为此写的新闻专稿，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①在此期间，国内外记者纷纷询问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真相。敌后各抗日根据地①访问戴镜元谈话记录，1992年5月。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页。

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

在宣传闪击明显奏效的同时，中共中央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斗”，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中共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作好了应战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改变计划，下令收兵。

7月10日，蒋介石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于12日下令部队开始后撤。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后来，胡宗南恼怒地下令对其内部进行情查，欲找出泄露军事机密者，给予严惩。查来查去，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开始转入局部反攻。这一年也是苏联红军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各敌后战场发动局部反攻，接连取得胜利，消灭与拖住大量日军，使其不能增援太平洋战常这种客观现实的情况，引起美、英统治集团的重视。1944年初，美、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就向共产党方面提出，要求派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亲眼看一看，作些实地考察。

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要求。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到达延安。

这个记者团成员中的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艾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中国方面则有《中央日报》、中央社、《新民晚报》、《扫荡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的记者等。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查国外稿件的一个宣传处长携带着一部电台随行。国民党中统局也派遣特务人员冒充记者混入参观团，企图进行破坏捣乱活动。

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的当天，首先由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出面接洽安排。下午5时，由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表示热烈欢迎。10日下午5时，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

10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准确无误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

叶剑英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截至1944年3月前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常”叶剑英说：我们的友军在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自1939年以后，集中力量对中共搞磨擦，在正面战场上，都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担负抗击的敌人，占84％或六分之五以上，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最后在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时，叶剑英指出：中共领导的部队，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了15个以上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发展到47万，民兵200余万，人口为8600万。在各根据地，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由自卫军、民兵组成的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在七年当中毙伤敌军35.0113万人，毙伤伪军23.9952万人。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叶剑英还对国民党调集重兵攻击、包围、封锁我根据地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断绝一切接济，并阻断国际朋友对中共的援助等恶劣做法进行了揭露。报告结束时，他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①对于这个被誉为“第一流的报告”，中外记者听后反映十分强烈。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叶的报告“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

6月25日，叶剑英与朱德又同美国记者史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回答并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敌后的潜在力量；（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以及同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三）战后共产党军队将为保持远东和平而斗争。

叶剑英的报告和朱德的谈话，通过中外记者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倍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常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

①叶剑英：《中国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在史迪威将军的大力提议和赞助下筹建起来的、并且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支持的美军观察组，开始分批到达延安。观察组组长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戴维·包瑞德上校，下设政治情报组、陆军情报组、海军情报组、气象组和营救（飞行员）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在给包瑞德上校的行动指令中，明确规定观察组的任务是：收集一切有关日军和中共的情报，特别要重视“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的估计”，“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援助共产党，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的最有效的办法”等等。

7月22日下午，美军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乘坐的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飞临延安（第二批8月7日到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共18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那天，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飞机降落的时候，出了点小故障，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关切地问道：“飞机坏了没有？”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包瑞德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叶剑英事后谈起这件事笑道：“我知道他是一个中国通，想不到他还真有点学问咧！”①观察组到延安后，7月26日，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盛大晚宴欢迎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席间，毛泽东同他们亲切交谈，气氛融洽。8月3日上午，叶剑英向他们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部队的编制、组织装备等情况，比向中外记者团所介绍的更为详尽，引起对方极大兴趣。包瑞德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叶剑英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会谈中有问有答，气氛十分融洽。叶剑英谈话结束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全体起立，包瑞德致词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

正式会谈之余，叶剑英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

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时隔25年后，包瑞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介绍叶剑英将军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他总是麻利地出来进去，似乎不像一般的久经战争磨练的共产党人。讲话过程中，他可能试图夸大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这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评是过火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参观、考察，观看八路军部队军事技术表演，观感极佳。8月下旬，美军观察组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派丁甘如副处长等陪同，分小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历时4个半月，行程2000英里。实地考察给他们上了深刻生动的一课。①观察组政治情报组组长谢伟思在他的第26次报告中称：“共产党在各游击基地均居优势并具影响力，且已获得农民与自由人士之支持。”鲁登在向美驻渝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经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5日。

①访问丁甘如谈话记录，1981年11月。

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意外的是，美军观察组的惠特塞上尉在山西农村考察期间遭到日寇杀害。八路军总部决定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食堂改为“惠特塞纪念堂”，朱德亲笔为纪念堂题了门匾。朱德、叶剑英还致函远在美国的惠特塞夫人，表示“深为悼惜”。

1944年12月15—17日，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继续与包瑞德、伯德上校等会谈有关双方军事合作问题。

为了表彰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在延安特意举行了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了仪式。

1945年6月2日，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邀请，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就美军负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设立侦察电台、派驻美军联络员等问题进行会谈。由于对方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缺乏真诚合作的态度，会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①①叶剑英与美军观察组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等谈话，1944年6月2日。

在抗日战争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统一，确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毛泽东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准备。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于9月12日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

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20余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深感学习不够，表示今后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①随后，叶剑英积极参加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作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

整风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虽然中央在决定中强调整风和审于二者在性质上互相区别，不能混淆，但事与愿违，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1943年夏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问题更为严重。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审干的“抢救运动”做法不对头，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直至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后来，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纠正了“左”的做法。②叶剑英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干部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干部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

①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1年9月12日。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日、2日。

①《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32页。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主要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工作。全会最后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积极拥护会议所作出的“决议”。

这一年，叶剑英突然得知远在家乡的母亲沉疴不起，不幸逝世。他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尸骨抛沟曾逆料，阿母生我最艰难”的诗句，并特意留须，以示怀念。他说：“每当我摸到胡子，就想起母亲，我要用伟大的母爱，去爱全中国人民。”后来，他从家人手里得到母亲的照片，十分珍爱，在照片旁边恭敬地题写两行字：“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为人民的儿子而欢心。”他把母亲的照片镶在镜框里，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每天望着她老人家，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在大会发言中，代表大后方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完全拥护“七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所作的报告，并且以整风精神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回顾自己做参谋工作二十五年，十八年在党内，七年在党外。总结三条经验教训：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他说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这是我最近学会的。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到的。??这次参加整风学习，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最后表示今后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导，帮助进步。

在延安艰难的岁月里，大家工作异常紧张繁重，生活极其清苦。在这样的条件下，叶剑英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大家一起动手改善物质文化生活。他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领导军委机关、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从重庆带回用芒麻纺成的线和织成的布，在延安办展览，试制推广。①他不仅带头在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当年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激动地说：“那时，叶参座非常关心我们，一来了，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座谈生产经验，商量怎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队的骚扰和进犯，他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要求很严，边看边作笔记。演习结束后，他作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他讲得很幽默，很有风趣，在场的官兵和美军观察组都听得入神，感佩不已。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每次看到它，心情都很激动。”①①访问吴有恒谈话记录，1987年11月。

①访问王震谈话记录，1989年9月。

为了活跃机关业余生活，叶剑英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调剂精神生活。没有乐器，他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洋琴。他打洋琴、拉二胡，弹奏广东音乐《小桃红》、《雨打芭蕉》，??指挥大家唱《黄水谣》、《救亡曲》、《延安颂》、《渔光曲》等歌曲。在他的带动下，机关同志也行动起来。有的制作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他们还常组织舞会，叶剑英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干部跳舞。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交往。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跳舞，还请叶剑英带一些同志参加“鸡尾酒会”。有人感到自己是“土八路开洋荤”，叶剑英笑着说：“土！怕什么？将来我们也会洋起来的。把你们带去就是要显示我们的力量，让他们看看你们就是革命的接班人！”圣地延安，欢歌笑语，充满了革命朝气。他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开展读书活动。至今人们回忆起来，仍然十分留恋那一段艰苦而又欢快的生活。①叶剑英在延安期间，还积极支持并参加“怀安诗社”，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抒怀。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怀安诗驯专栏）。叶剑英这一时期的著名诗篇有1941年9月写的《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二首）》：（一）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二）
投身革命将何事，
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
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在读罢叶诗后，特赋诗曰：“季子徐君（指吴玉章、徐特立）气谊投，希深君复（指谢觉哉、林伯渠）亦风流。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有一次，叶剑英向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①在延安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坚持一贯的联系群众的作风，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他自己和在那里读书的儿子选平穿着带补丁的①访问路宝银、高全夫、朱慧、王敏清谈话记录，1989—1994年。

②《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页。

①《续范亭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61页。

衣服和旧大衣，把新大衣送给别人；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药品送给体弱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印度籍柯棣华医生牺牲后，叶剑英经常去看望他的夫人郭庆兰和未满周岁的婴儿印华，请他们一起吃饭，并让夫人帮助喂孩子，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军委机要秘书张明的夫人生孩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整天饿得哇哇直哭。叶剑英知道了，就把伙房每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给孩子吃，还亲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对于生病住院的同志，他总是抽空去医院探望，有时还亲自写信问候。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总参谋部一局局长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夫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叶剑英告诉他，让他放心走吧，家里的事由我负责照顾。伍走后，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不久，又派人把他的夫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伍修权一家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都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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