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从北平回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城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继续进行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央指定叶剑英、杨尚昆负责驻延安各机关撤退的组织指挥工作。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同时，任粥时电告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中央直属队将转移到晋西北。3月29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3月下旬，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

三交是一座山乡小镇，东倚吕梁山脉，西临滚滚黄河，是山西省通往陕西省的要冲之一。三交又是1941年即被八路军解放的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听说中央机关要来，他们主动腾出窑洞，准备物资，热情迎接。4月2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叶剑英在三交开会，讨论中央工委、后委的工作。这次讨论的问题，由周恩来回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研究后确定了下来。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交际处、外事组、立法委员会、妇委、工委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立即决定给后委的干部们作一次形势报告。

4月的一天下午，后委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听说叶“参座”作报告，一个个急切地涌进会场，坐在老槐树底下静候。不多时，叶剑英来到会常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很好，他们仍转战在陕北。接着，他介绍了解放军在西北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况，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给胡宗南留下了延安一座空城。敌人虽然进了延安。但他们背了个包袱。我们在延安附近连续打了胜仗。当然，战争是残酷的，艰难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消除了自延安撤退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沉闷情绪，受到了很大鼓舞。①为了加强对后委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合①访问张明、任友青谈话记录，1985年5月。

并后，要加强集中领导；各机关的任务，按组织系统落实；加强组织纪律性，纠正某些散漫的现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各机关只开展补助性、供给性的生产，使工作人员集中精力从事工作；适当地、妥贴地安置老弱、幼孝疾病人员，减少工作机关的负担。为此，特设中央直属纵队管理处，在中央副秘书长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的供给、卫生、党务、教育、行政各事项，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叶剑英的意见。②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后委的组织系统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统一了领导。接着，叶剑英要求各部门立即恢复业务工作，并向军委机关提出一些题目，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这些专题主要是：自延安到临县的行军总结；保卫工作；保密工作；情报保障；通信联络；后勤供应保障等。尔后，叶剑英多次主持后委领导同志开会，对上述题目逐个进行研究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后委负责人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不久到中央工委工作）等人外，还有帅孟奇、戴镜元、王诤等。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各部门迅速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

②叶剑英：《关于后委机关调整和业务工作的意见提纲》，1947年7月。

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更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在统筹后委全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领导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上。总参谋部机关除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跟随中央前委以外，大部分都撤到了三交，由中央后委领导和指挥。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中央同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络，也主要靠后委保障。因此，后委的任务十分繁重。叶剑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1947年5月18日，叶剑英在听取情报工作负责人戴镜元的汇报后，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情报工作的方针，应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注意收集战略性的情报。按照叶剑英这一指示，情报部门立即对工作作了调整和部署。他们想方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任务。电源不足，就采用手摇马达发电。设备性能差，就想办法进行改善。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0多部电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次，叶剑英到情报部门驻地检查工作，发现有些电台架设方向不对，便对戴镜元说：电台这样架设，不利于对敌工作。戴镜元很快同工作人员作了研究，大家都觉得“参座”的意见提得好，立即对电台的位置重新作了调整。叶剑英还提出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的毛、刘、周、朱、任5位领导。6月5日，叶剑英又指示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者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全军性的情报网。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中央报告。如1947年6月12日，他向正在陕北天赐湾驻扎的中央前委报告，追击中央前委的国民党军董铡部整编第一军，已到巡检司、马家台一带，前委机关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东向小理河。中央前委机关随后重返小理河一带，并在此驻扎一个半月，举行了著名的小河村会议。6月22日这天，他又两次致电中央，报告获得的国民党在沈阳、长春的军队准备增援四平街国民党守军的计划。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泊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情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个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①通讯联络，是总参谋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叶剑英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要求通信部门的同志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保持中央和各地通讯联络的畅通，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央军委的电台， 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时，叶剑英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叶剑英组织参谋部人员，认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部分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叶剑英还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1947年6月至7月，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并配足武器，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

后委为协助和保证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回忆所说：“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

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①访问戴镜元谈话记录，1990年8月。

叶剑英在抓紧军委参谋部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央机关的工作。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与李维汉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1947年4月29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城工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5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汀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①叶剑英、李维汉组织城工部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指示，并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5至6月，叶剑英同李维汉及城工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一个提纲，报中央批准后，发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还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起陆续派驻蒋管区，加强了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

这期间，叶剑英与李维汉一起，多次根据中央的指示，致电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和上海分局的刘晓、刘长胜，就组织机构、游击战争、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有力地指导了党在蒋管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1947年5月11日，他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外事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渝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亲人，分为3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他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各处的工作计划。编译处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关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新闻处主要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②当年曾参加中央外事组工作、后来做了多年外交工作的凌青回忆说：“1947年4月在山西临县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为中央直属八大单位之一，叶剑英同志兼任外事组主任。我在研究处一科任科长，研究美国情况，编辑过一本《美国手册》。那时我们不光坐机关，还下乡参加土改。这样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便参加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机关。”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71页。

②叶剑英：《关于外事组改组及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7年5月11日。

1947年7月，叶剑英从山西临县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一部分）西柏坡村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强调了贯彻中央颁布的土地法的重要意义，接着，着重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党中央确定的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共主要力量，打到外线去，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一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的规律提出来的，是斗争形势决定的。他认为，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存在着不少有利条件，主要是：（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是可以打出去的。（三）蒋管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潜力，我们打出去以后，可以就地得到补充。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叶剑英强调指出，摆在老解放区面前的任务是要大力支援外线作战。要抽调、训练、输送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还要在武器、物资、兵员等方面帮助外线作战的部队。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就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和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和消灭地主武装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措施。①全国土地会议从7月17日一直开到9月13日才结束。会后，叶剑英离开西柏坡村，返回中央后委驻地。途经山西五台县时，中共五台县委正在召开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与会同志听说叶参谋长来了，纷纷要求他给大家作一次形势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再一次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过去在解放区打仗，吃的是解放区的粮，要的是解放区的兵，花的是解放区的钱。

现在形势变了，党中央要求我们进行外线作战，打到蒋管区去，向蒋管区要粮、要钱、要兵，以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解放区的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树立全局观念，积极参加新解放区的建设，为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来多作贡献。

五台县委积极响应叶剑英的号召，先后动员组织几批干部，随军进入湖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新解放区，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时剑英在五合县暂住期间，抽暇参观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他看到寺内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心情很沉重。陪同的人员告诉他：群众说五台山的和尚是大地主，和尚下山收租还带兵和枪。土改中，群众斗争了和尚，把寺庙的许多东西当成大地主的浮财分了。叶剑英听了这话，沉吟了许久。下山后，他对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领导群众反对地主阶级，包括反对封建迷信，这都是对的。但是，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破除封建迷信，同破坏历史文物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五台山寺庙，是劳动人民修建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风格。庙中的东西，大多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破坏了十分可惜。你们应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县委的领导们听了叶剑英的话，很受教育，并很快采取了一些保护文物的措施。

叶剑英对五台胜境及其被破坏的情况感触很深，挥笔写下组诗《过五台山》（三首），以纪其事：

千年古刹千年债，
万个金身万姓粮。
打破禅关惊破梦，
未妨仇恨是清狂。

荒凉殿宇有啼鸦。
稀世藏经灰化也。
昔日庄严金佛像，
而今流落万人家。

南台山上白云低，
人在云中路径迷。
可有神工能扫雾，
让吾放眼到平西。①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7页。

叶剑英于9月下旬回到双塔村，继续领导后委各项工作的开展。11月底，他西渡黄河，前往陕西米脂县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到24日为准备阶段， 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又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同组长任粥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谈到农村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时，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内战时由于‘左’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的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①在正式会议阶段，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1948年1月，叶剑英回到中央后委，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这期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土改中注意纠正“左”倾偏向的问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了《关于改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五项指示》，要求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做法进行纠正。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的土地改革，是以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团主持，于1947年3月开展起来的。在运动中，康生推行“左”倾政策，高划成份、乱打乱杀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坏分子借机报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

六县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晋绥分局的指示下达以后，临县的部分县区干部，对土改工作团能否真正贯彻分局的指示表示怀疑。他们想到，中央后委就住在本县，后委书记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因此，希望他能出面领导纠正本县土改中的偏向。

六县县委副书记冯文耀来到双塔村，向叶剑英简要汇报了土改中的问题，同时反映了干部群众要他出面领导纠正偏向的愿望。

叶剑英对临县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早有所闻。听了冯文耀的汇报后，他感到问题比较多。遂答应一面向中央请示，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叶剑英邀请了临县劳动英雄、副县长刘万山和部分区委领导干部开座谈会。同时，又同杨尚昆等一起到附近农村作实地调查。经过座谈和调查，叶剑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经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到会的同志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

会议开始时，叶剑英根据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临县土改中的实际情况，作了报告。他着重讲了形势问题以及怎样划分阶级问题，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打入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和平分土地问题。①在谈到形势的时候，他说，中国革命斗争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目前这样好的形势。在政治上，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向往解放区，蒋介石的处①转引自《谢觉哉日记》（下），第1175—1176页。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境空前孤立。在军事上，解放军已逼近长江，离全国胜利已经不远了。要夺取胜利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分清敌我友，善于向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才能团结90％的人；要善于分化10％的革命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总之，要牢固树立团结90％的观念。在谈到怎样划分阶级的问题时，他重申中央的规定：对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并向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的8条新规定，指出孤寡残废，以及教师、医生、工人有部分土地出租或请人代耕者，都不能定为富农；对富农与中农的界限要分清，只要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的25％，都是富裕中农；对革命军人成分的评定，要持慎重态度，否则会影响部队的巩固。他要求到会同志，严格掌握中央关于划定成份的标准，回去认真作一次检查，对的就坚持，错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关于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叶剑英说，我们党领导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是，对待地主、富农分子，应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给土地和财产，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对中农要团结，中农在农村中人数占50％以上，对战争出力多，贡献大。在农村团结了中农，就团结了大多数。在城市，团结了中小工商业者，就是掌握了党的政策。关于如何处理打人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叶剑英主张，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考虑和处理，不能草率从事。他提议由县司法部门与各区人民法庭，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受理死人案件。受难者和被诬陷者，准其申诉；搞错了的，由公家负责赔偿；假公济私和蓄意陷害他人者，要依法严惩。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叶剑英根据中央关于区别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的精神，再次强调临县是老区，不实行平分土地，而应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①与会人员根据叶剑英的报告，结合实际进行认真讨论。叶剑英每天听取各小组的汇报，同大家一起研究纠偏的办法。2月24日，大会进行总结。叶剑英又就如何处理打死人和退赔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三交纠偏会议以后，上改工作团和临县县委、各区区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纠正过去出现的“左”的偏差，妥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叶剑英在中央后委期间，工作异常忙碌。他的女儿向真回忆说：“记得1947年，我们住在山西三交双塔村。父亲整天忙碌，晚上看文件至深夜，从第二天燃余的蜡烛的长短可以推知他究竟睡过觉没有。”①双塔村生活十分艰苦。后委的炊事人员常常到河里捕鱼，到山上拣木耳来改善生活。叶剑英有时亲自去打山鸡。打到以后，便请杨尚昆、马海德等和身边的同志们来一起分享。他对干部和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一些干部的家属问题、孩子问题，他总是挂在心上，经常过问，并帮助解决困难。他还经常同当地群众谈话，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天早上，叶剑英散步来到村外，看见许多老百姓挑着水桶排队。他走到山脚下的水井边，只见下面有个小坑，仅仅有浅浅的一点浑水。挑水先要下10多个台阶，到达坑底，然后用瓢一下一下地把水舀进桶里。水量很小，挑一担要花很长时间。

看到这种情景，叶剑英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根据地的人民多好啊！

他们无私地支援革命，支援战争，可他们的生活却是这样艰苦！回到驻地，他立即将后委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对他们说：“双塔村的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当时，从陕北调来的一些石匠正在山脚下挖防空洞，修指挥所，叶剑英决定让他们暂停几天，为群众突击打井。同时，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一起于。叶剑英尽管工作很忙，每天早晚都要抽空到工地去看看工程进度，并和大家一起搬石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着说：“为群众打井，我也应该出一分力嘛。再说，我还等着水喝呢！”

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奋战，这口井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井水变清，井的容积扩大了，还垒起了井台。从此，双塔村的群众再也不用排队挑浑水了。群众喝着清冽可口的井水，十分感激地说：“叶参谋长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①194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情况，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也随之迁往，同中央工委、后委机关合并。同月，叶剑英率领后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双塔村，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

①《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259页。

①访问路宝银谈话记录，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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