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作出一项重要的决策：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中央还决定，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挂帅，负责大面积植胶的组织领导工作。

叶剑英受命后立即行动起来。他指示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海南岛、雷州半岛等地的气候、土壤等方面的资料，提出在这一带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可行性意见。同时，与政务院林业部等单位联系、磋商，落实有关具体事宜。这年9月，他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一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华南垦殖筹建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了组织机构、发展规划和科研工作等方面的事项。11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垦殖局局长。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他主持召开垦殖局工作人员大会，并作动员报告，阐述发展橡胶事业对于发展工业、巩固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全力投入这一光荣事业。会后，叶剑英带领一批中国和苏联的林业、橡胶方面的专家及有关负责人，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进行考察，了解和掌握这一带橡胶树生长分布的第一手资料，熟悉有关橡胶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考察土地、气候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橡胶树的生长情况。在徐闻县境，他和考察人员一起，先后发现了老橡胶树2000株以上，在茂名县也发现了7株，都是一二十年的老树，而且是巴西树种。事实证明，雷州半岛完全可以种橡胶树。在当时情况下，发现一株橡胶树，就像发现一颗宝石一样令人高兴。一次，叶剑英听说位于粤西山区的高州县县城附近也发现了3株橡胶树，非常高兴地对身旁同志说：“这三株橡胶树说明，从这里开始，一直向南，都可以种橡胶！”高州县位于北纬22度线上，这3株橡胶树的发现，把中国当时能够种植橡胶树的地带又向北大大地推进了。

在海南岛，叶剑英组织人力深入细致地了解全岛橡胶树种植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反复调查核实，搞清了全岛橡胶树的数目和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又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深入到橡胶园，认真地了解橡胶生产的现实状况。

在那大、文昌、南桥等几个较大的胶园里，他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由割胶、收浆到制胶片的加工过程，对胶园职工特别是一些华侨老胶工熟练的制胶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十分赞赏。他要求当地负责人，尽快组织人力，保护好现有胶园，管理好橡胶树；要防止反动分子搞破坏；要锄掉杂草，消除荒芜，以利胶树生长。

经过20多天的深入考察，叶剑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到广州，他立即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写信。接着，又以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名义，向中央写了“目前橡胶工作上应抓紧之重点”的报告。叶剑英在信和报告中提出：高雷、海南，土壤肥，荒地多，可以大力发展橡胶。初步看法，在这些地区经营几百万亩胶林，是可以在数年之内做到的。

海南、高雷地处国防前线，发展橡胶事业必须有足够的国防力量加以保护。因此，要把橡胶事业的发展同国防建设和其他经济建设事业结合起来，要调整前线的军事部署，加强铁路、公路、邮政、民航等方面的建设。

加强海南岛党的领导和行政机构，将海南行政公署改为海南岛人民政府，成立中共海南岛党委，直属华南分局领导；抓紧整顿和巩固现有的橡胶基地，抓好种、苗、树、胶四个环节，特别要注意整顿苗圃和组织收种，立即进行橡胶林地的勘测、设计和开荒，并加紧培训干部与橡胶的试验研究工作。

将华南垦殖局迁到湛江，以便就地指挥，及时解决问题。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叶剑英的这些意见。毛泽东逐句逐段看了叶剑英的信和报告，在一些重点问题下面做了记号，并将信和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问题，迅速批转给其他领导同志阅，并请周恩来办理。不久，中央经研究同意叶剑英提出的各项建议，并采取措施，组织各方面有关力量，逐步予以落实。

为了迅速建立起一支橡胶垦殖队伍，叶剑英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经过认真考虑，向中央提出抽调部分军队，组建华南林业工程部队的建议。党中央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迅速抽调了约2万名部队指战员，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驻湛江、海南和广西地区，担负起了垦殖橡胶的光荣任务。对于这支新建的生产建设部队，叶剑英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亲切接见部队负责同志，长时间地同他们谈话，要求他们转好思想弯子，安心橡胶垦殖事业，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为了组建一支橡胶科技队伍，他在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中央号召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前来工作，到北纬22度来站队。经中央批准，将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两所学校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拨给华南使用。叶剑英把华侨看成是垦殖橡胶的重要力量，多次听取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意见。他教育林业工程部队：“要向爱国人士学习，华侨陈嘉庚先生就有经验，要向人家学习，听人家的意见。”他还要求将广东各地懂橡胶种植技术的归国华侨动员起来，经过培训，派到胶园担任技术人员。①大面积植胶必须有足够的种子。当时，种子来源十分困难，叶剑英确定，主要依靠海南岛一带原有的老胶林来解决种子问题。他对于如何解决采种、运种和播种方面的困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在开始采集种子的时候，由于干部和职工缺乏经验，一些私营胶园便把未成熟的种子卖给国家，有的还把种子放在水中浸泡加重。结果，种子在地里不能发芽，国家受到损失。叶剑英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明确地说：“这不能怪老百姓，主要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接着，他对如何从私营胶园中收集种子，作了具体布置，指出“要‘点种定购’，让种子成熟下地才拣。”林业工程部队的干部战士根据叶剑英的意见，在种子成熟季节，先将胶树下的草除干净，然后昼夜守候在树下，屏声静气地倾听种子在树上成熟的爆裂声，及时将落地的种子拣起来。叶剑英还充分肯定了群众提出的“一粒种子，一粒黄金”的口号，强调“种子问题很重要，要解决种子问题，一颗都不能浪费。”为了将采集到的种子及时运出海南岛，叶剑英责成垦殖局在海口市设立了运种指挥部，在海口秀英码头设立转运站，并请当地驻幸支援车辆和舰艇参加抢运。1952年秋，在抢运橡胶种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台风，影响了运种速度，叶剑英便要求民航部门派出飞机参加抢运。就这样，一批批种子安全及时地从海南岛运送到了雷州半①时剑英：《关于发展橡胶问题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1951年12月14日。

①访问王昌虎、陈枫、杨光等同志谈话记录，1983—1986年。

岛及广西、云南等地的胶园和苗圃基地。

科学植胶是发展橡胶垦殖业的重要环节。叶剑英认为，中国植胶的自然条件，本来就不如赤道附近的国家。要发展橡胶业，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早在1951年底，他就根据专家的意见，作出了在华南垦殖局下面设立橡胶研究所，在现有橡胶基地设立试验站，立即开始品种、育苗、繁殖、割胶等各项技术研究的决定。为了筹建研究所，叶剑英动员组织了华南的专家，成立橡胶研究会，由当时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农业专家丁颖及李沛文负责，一面进行筹备工作，一面开始进行部分项目的研究。在他的直接过问和关怀下，经过两年的筹备，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于1953年成立。

著名科学家乐天宇、彭光钦担任副所长，所长由华南分局秘书长李嘉人兼任。

后来，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热带作物研究院。科研机构建立起来了，还要有方针可循。叶剑英提出的科研指导思想是：“科学研究与生产相结合，以科学来指导生产，从研究中得来的经验，在实践中去检验。”①他强调科研工作者“首先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一是科学家到现场去指导实际生产：二是回来后要总结工作，把经验、方法印成小本子，拿来教育干部”。②至于橡胶本身的研究，叶剑英指出：要抓好“种、苗、树、胶”四个环节，从苗到树这六、七年中，有很多问题。例如：如何育苗护苗，如何定植，如何施肥防害（风、火、水、草、虫），以及土壤问题，繁殖问题，割胶加工问题等，都是环绕着种、苗、树、胶四大环节产生的，希望在这四大环节中研究出一套理论、技术、方法，用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一次，华南垦殖局负责人向他汇报情况，谈起了用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等问题，他十分赞赏，并说，这个经验古代就有了，清朝的龚自珍有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政治含义很强的诗所概括的自然现象，也是一个真理。垦殖局的负责人听了这番话，非常信服。

他们要求各农场胶园大力发展天然有机肥，大大增强了土壤肥力。不久，华南垦殖局湛江分局新建一个农场，便将其命名为“春泥农潮。

台风，是海南岛地区的不速之客，是橡胶树生长的一个大敌。叶剑英根据专家们的建议，于1951年底提出，要重视在胶园四周建设防风林，以减少和防止风灾损失。后来，有些胶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依山靠林”的植胶方案，有山，有防风林带，既可挡风，又可保温，对橡胶树的成长十分有利。这个方案得到叶剑英充分肯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们不断探索，使胶树的成活率越来越高，面积越种越广，橡胶的产量逐年增长起来。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海南岛为主的橡胶种植基地基本建立起来，为中国后来橡胶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矗1959年，叶剑英视察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时，曾深情地赋诗一首：四十年前旧橡园，将来发展看无边。

橡胶好比人中脚，

①

②叶剑英：《在华南垦殖局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1951年12月26日。

结合机床更向前。

叶剑英热情赞扬新中国建立初期橡胶种植的成功，并对中国橡胶事业的发展前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8页。

叶剑英在领导华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的同时，对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同样十分重视，并倾注了大量心血。

筹建和创办南方大学是叶剑英在华南文化教育战线兴办的一件大事。早在1949年夏天，中共中央确定了解放华南的战略计划以后，毛泽东在北平当面指示叶剑英：要在南方办好一所大学，可取名南方大学，并亲笔写了“南方大学”四个大字交给叶剑英。叶剑英当即通过中央组织部，抽调了曾在延安抗大等校担任过教授的哲学家陈唯实，以及在华北大学等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十几名干部和学者，于8月中旬随军南下，到达江西赣州，开始进行南方大学的筹备工作。

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筹备人员集中学习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拟定了南方大学的教育方针、招生简章、组织机构和开办经费预算等项工作草案，并上报中央审批。广州解放后，筹备南方大学的工作干部和教学人员，从赣州随军南下，抵达羊城。在广州光孝寺成立办事处，开展工作。

这时，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代理福建省委书记和担任过中央党校教育处长的罗明，以及从广东、香港等地调来南方大学工作的教授、专家张明生、卓炯、罗克廷李曼辉和各级行政干部、教职人员也陆续来到广州报到，投入紧张的筹建工作。①为了使南方大学有一个较好的教学环境，华南分局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决定将广州东郊石牌原国民党“总统府”作为南方大学的校址。并立即清理环境，修缮校舍。11月中旬，举办预备班，为大量招生作好准备。

华南分局为了加强领导，办好南方大学，专门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方方、赖传珠、邓华、古大存、陈唯实、罗明等10人为委员的南方大学委员会，全面领导南方大学的工作。同时，任命叶剑英兼任校长，陈唯实、罗明为副校长。第一期录取学生4329名。这些学生分别来自19个省市和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其中有许多华侨青年。

1950年2月1日，在南方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宣传部长萧向荣等讲了话。叶剑英在讲话中，阐明创办南方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大批人民需要的人才，以适应华南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勉励大家诚心诚意学习，毕业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亲笔题词：“大家同心协力，为办好一个南方大学而奋斗！培养干部，扩大影响。”全校教职学员还宣读了誓词，给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①南方大学从成立到1952年10月结束，共办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叶剑英多次关心并直接主持研究学校的大政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为办好这所学校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从组织机构、师资、学制、课程设置和招生事宜等都亲自过问，特别是一开始就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共培养出正式毕业生1.823万名。还有1200多名教职工在这个革命大学里锻炼成长。这为数近2万名的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在华南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艰苦奋斗，建功立业，发挥了骨干作用。

①访问罗明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①罗明、李又华、黄家驹：《回忆叶剑英老校长创办和领导南方大学》，载1986年11月8日《南方日报》。

叶剑英早在1949年4月就曾经说过：抛开文艺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单纯地搞经济建设、物质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全盘工作中，始终把文化事业看作是整个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遗余力地推进其发展。广州刚解放时，一批文化界人士从香港返回广州，叶剑英立即高兴地接见他们，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画家关山月等将在香港画成的一幅毛泽东巨幅画像赠送给人民政府。

叶剑英代表盛市政府接受了这一礼物，并指示有关部门将这幅画像挂到了广州市爱群大厦上。②1950年9月，华南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叶剑英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提出，文艺工作者要用自己的作品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创造新生活服务。文艺工作者队伍要加强团结，向着共同的革命目标，齐心协力地向前迈进。

②访问关山月谈话记录，1985年10月。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法宝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取得了政权，有的人对统一战线工作有所忽视。叶剑英却认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仍然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求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他们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应当充分发挥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叶剑英十分注意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安排一些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担负领导工作。他多次主持华南分局开会，讨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民主人士李章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广州行营的中将高级参议，是当时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的老上级。

他长期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并做过有益的工作。解放以后，他留在广州。经过时剑英和华南分局领导人提议并报告中央批准，李章达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早期同盟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丘哲，拥护、支持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叶剑英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同他有交往。

新中国建立以后，丘哲先后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职务。叶剑英尊敬地称年长他12岁的丘哲为“丘老”。①一次，丘哲设家宴招待叶剑英，饭后，叶剑英诗兴大发，当即作“在丘老家宴”诗一首：“蛇羹鱼弹胜莼鲈，越秀山前客不孤。溜到新歌翻旧调，顿念乡思起乘除。”①对于其他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叶剑英也十分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倡导在工业、财经、文教等系统每周开一次民主人士茶话会，并确定为制度坚持下来，定期开会。他在百忙中，尽量抽出时间，参加会议，直接听取和采纳民主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一些有名望的旧官员、旧军人、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积极性得到了发挥，在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叶剑英常常提醒盛市的领导同志：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干过坏事，但后来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工作。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正确对待他们。原宋子文的广东税警团骨干分子莫雄，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曾参加过镇压广州起义。他的堂弟莫应在香洲兵变时又曾参与谋害叶剑英。但他后来与共产党有联系，做过几件好事，如曾把蒋介石布置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军事会议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组织。他在贵州毕节地区当专员时，曾为长征路过该地的红军部队提供过方便，等等。新中国建立后，叶剑英得知他到了香港，便亲自给他写信，要他回广州参加建设工作。莫雄从香港到达广州，叶剑英很快接见，并给他安排了工作。镇反运动开始后，有人主张要杀掉他。叶剑英说：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罪也有功，现在表现也不错，不能杀，要保下来。后来，还安排他当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叶剑英亲自过问和关照过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究竟有多少，谁也记不清了。

他对于统一战线工作，从不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而是把工作具体地做到每个人的身上和心上，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也尽自己所①访问梁淑钊（丘哲夫人）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8页。

能保护了那些应该保护的人，后来又帮助他们平反了各自的冤假错案。许多直接受到他关心照顾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一说起叶剑英，常常热泪盈眶，内心充满了感激敬爱之情。

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分局工作期间，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香港工委的工作。凡是有关香港的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和处理，并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南分局的正确领导和香港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正当叶剑英在华南艰苦创业，大展宏图的时候，平地风波起。

这一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到北京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原来，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片面地向毛泽东反映，说华南分局在农民问题上“右倾”，并存在着“地方主义”（主要指方方）。

所谓农民问题上的“右倾”，就是指叶、方在广东农村土改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实际上，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部署土改运动的。从土改准备、试点到推广，每一个计划和各阶段进展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的。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特别强调注意对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区别对待，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搞得稳妥一点，这是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也是有远见的。这并不是什么“和平土改”。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也是不存在的。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分配、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赣州会议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的，地委以上干部是经过分局集体讨论决定的。1950年以后，陆续调来了几批南下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叶、方都给予了恰当的安排，有些人还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叶、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绝不是排斥外来干部，更不是搞“地方主义”。历史事实证明，叶、方当时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后来大部分担任过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因此，加在叶剑英、方方头上的所谓两个“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方方不能不接受由中央出面所作的批评，并违心地进行了检查。叶剑英、方方、陶铸从北京开会回到广州后，于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召开了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户的“右倾”、“反地方主义”的斗争。叶剑英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7月6日又对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他对所谓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都承担了责任。

他反复说：“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①方方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会议上有人认为方方的检讨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后，由陶铸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华南分局将这个综合报告连同叶剑英的检讨报告、总结报告和方方的检讨，陶铸等的发言一并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综合报告除叙述了这次“反地方主义”的经过和概况外，特别列举了“地方主义”的“严重表现”，分析了“地方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①随后，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当年华南分局党内开①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2年7月6日。

①华南分局：《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给党中央、中南局的综合报告》，1952年8月19日。

展的这场斗争，经过了30多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后，是非界限更清楚了。

这场斗争把华南分局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来批判，挫伤了不少地方干部，造成了不良的后果。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反“地方主义”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

不久，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意见，纠正了当年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其他领导人的错误批判。1986年10月叶剑英逝世以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悼词，对他当年主持的华南分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悼词说：“建国以后，叶剑英同志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领导完成华南地区的剿匪任务。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叶剑英逝世后，薄一波发表文章，就过去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根据自己当年参与调查处理的亲身经历，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予以澄清。他在文章中写道：1952年6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会上批评了广东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尽管这样，剑英同志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还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未能及时发现’的领导责任。这说明他是胸怀豁达，严于责己的。

“现在，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的分析意见，对此事进行了纠正。”①1994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关于撤销对方方解放初期所受处分的意见。中央认为，解放初期方方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当时对方方的批判缺乏事实依据，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来给予方方的撤职处分，为其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初期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了彻底纠正。

①薄一波：《经得艰难考验时》，载1989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叶剑英在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期间，一直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负责对广东地区军事工作的统一领导。1951年5月1日，华南军区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华南军区统一指挥驻广东、广西地区的7个野战军和华南各特种兵部队，以及广西、粤东、粤西、海南4个军区。

华南军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对付美国为配合其侵朝战争而纠集蒋介石集团对华南地区可能发动的进攻。为此，叶剑英遵照军委指示，主持制定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计划，同时加强战场建设，抓紧部队的组建、扩建工作。以海军建设为例，经过1年多时间，就有较快的发展。叶剑英在1952年1月写给毛泽东与军委的报告中说：“从组织情况上看来，华南海军已是初具规模的一支海军了。去年经过一年来的政治整训与战斗训练，在战斗力上已开始协同陆军在琼州海峡与珠江口两处要点上担负海防任务。”

在叶剑英和军区其他负责人的正确领导下，华南地区的部队、民兵和人民群众一起，不仅多次歼灭了小股窜犯沿海、边境的匪特，而且成功地粉碎了美蒋集团妄图大规模偷袭潮汕、海南岛等地的企图。1952年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以后，便阴谋唆使蒋介石集团袭占海南岛，妄图在中国南疆再开辟一个战场，牵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美国政府给蒋介石军队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并派出了大批军舰，准备为蒋介石运兵登陆。而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海南岛的守备兵力却十分薄弱。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指示华南军区，紧急加强海南岛的战备工作。叶剑英立即召集华南分局和军区的负责人开作战会议，讨论在海南岛抗击敌人偷袭登陆的作战方案和措施。他在会上说：海南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华南门户的前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美蒋占去。如果敌人占领了海南，不仅对我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作战不利，而且会对广州、华南以至全国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会议根据军委和中南军区的指示，决定迅速派部队渡海，加强海南岛的守备力量，同时派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吴克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全岛的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一部分部队从大陆日夜兼程，开往海南岛。渡海的船只不够用，就借用民船。很短的时间内，数万名指战员便集中到海南岛，同岛上的人民一起筑起了抗击来犯之敌的铜墙铁壁。美蒋集团获此情报，不敢再轻举妄动，其阴谋袭占海南岛的计划遂告破产。

随着华南沿海防御力量的增强，敌人进行大规模窜犯和袭击的阴谋难以得逞时，又改为以“钻”为主的方式，继续同新生人民政权进行较量。叶剑英号召华南的党、政、军、民做好防止敌人偷钻的工作，强调指出：“过去国民党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有五个，捉、杀、打、骂、钻，现在前四个办法都不行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钻，从海外派特务或小股部队，钻到大陆来捣乱。华南地区处在与敌斗争的最前线，应当高度重视防钻工作。”

①他要求把防钻斗争同各项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依靠工农兵群众来做好这一工作；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党政军民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要进一步健全和巩固农村各级政权组织，依靠部队和民兵，继续肃清土匪，清除隐患；要加强城市工作，抓好治安、警备，使反动分子无空可钻。

①叶剑英：《在广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8月。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偷钻活动，叶剑英同军队、地方的负责人反复研究，确定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首先建立海边防组织机构，加强海边防防御体系。发动沿海和边防的群众，全力参加海边防斗争。沿海各地区均成立海防、海岛和边防工作委员会，专门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其次，加强海边防部队，统一调配力量，将公安部队、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分层配置，构成层层罗网。敌人即使钻进来，也插翅难逃。第三，将海、边防地区的渔民和民兵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在海边防斗争中的作用。第四，开展反空降斗争，坚决打击敌人空降特务的活动。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成效。边防军民先后歼灭了多股偷袭偷潜的国民党军，并捕歼了数百名空投的特务，有效地保卫了陆海边防的安全。

1952年8月中旬，叶剑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这是心脏病的症状。中共中央得到叶剑英的病情报告，立即派医疗专家到广州为他治疗。

接着，又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叶剑英这次患病，与到华南三年来的紧张工作、过度劳累有关，同时与在党内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致使精神上受到某些压抑也有关系。叶剑英到北京疗养了8个月。1953年2月，他的病情基本好转，便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回华南工作，并希望给予指示。此时，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已另有考虑，在名义上，仍保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直到1955年5月华南分局撤销时止）。5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在此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南军区代司令员。10月，中共中央又调他回中央军委工作。此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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