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反军乱军、篡军夺权，伺机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起劲地叫嚷，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四大”。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①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但，风波并未平息。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发生了“大闹京西”事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①中共中央军委碰头会议记录，1967年1月19日。

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陈伯达相当狡猾。

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他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 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眼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①二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并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执行。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稳定军队。由于它经过毛泽东批准，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 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①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下发部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①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的发言，1967年2月6日。

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林彪、江青一伙蓄意伺机报复，双方斗争日趋尖锐、白热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常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无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页。

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 1967年2月17日，他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1967年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林彪、江青却继续追查，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②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他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①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潜在的作用。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搞乱军队，刮起了“十二级台风”。

②访问张江林、刘思起谈话记录，1991年9月。

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〇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①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帅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①访问傅崇碧、李新民、李永悌、张延忠谈话记录，1986—1994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①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

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帅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祝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①①《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9页。

①徐向前：《功勋卓著，光辉一生》，载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①①访问李坚真、钱益民、柯平、杨资元、祁锋、寇庆延、罗湘林、杜襟南、曹冰、陈传照等谈话记录，1991—1993年。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②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

“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①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

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②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①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②②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3页。

②《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5页。

①访问廖盖隆谈话记录，1986年6月。

②《邓小平文逊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3页。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点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 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感动，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①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钧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很深”。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②①访问任常青谈话记录，1986年3月。

②叶剑英写给周恩来的报告，1969年8月26日。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③“珍宝岛事件”以及由此加剧的中苏关系紧张局势，一直压在叶剑英的心头。在这一事件一周年之际，叶剑英身处外地，肺病复发，犹念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以《珍宝岛》为题赋诗一首：病阅聊斋事可伤，恒娘读罢又庚娘。

敌军压境魔侵肺。

心在边疆身在床。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6月7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作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①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③叶剑英：《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1969年3月29日。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页。

①访问熊向晖谈话记录，1989年10月。

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②这一年9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叶剑英作为副团长陪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并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

②《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1969年7月11日。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的迫害。1969年10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七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徒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慰问。

下放到江西的王震特地赶到湖南看望。湖南省军区的一些好同志对处在困境中的叶剑英尽力给予关心照顾。叶剑英和这些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今，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①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尔来看望，或捎信来问候，他表示感谢：“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在给选宁的复信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儿女失散（有的在监，有的致残），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收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为国为民忧心。他利用各种机会，经常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观工厂，看望群众，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他登临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反复吟诵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爱国利民，其志更坚。心有所感，则吟诗填词以明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身边人员，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在岳阳招待所，亲自下厨房感谢炊事员陈炳生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有一次，他与陈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劝阻说：“陈师傅，这是好东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来，下顿饭给我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①①访问胡家虎、赵宴宏、赵福和、萧振西、萧根如、王润泉、阳新明等谈话记录，1986—1993年。

②范仲淹《岳阳楼记》。

③《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页。

①访问陈炳生、陶敬业、钟友情、方震等谈话记录，1986年。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于8月20日飞上庐山，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一伙早有预谋，搞突然袭击，抛出“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周、叶。11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查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我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①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清除林彪与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访问张廷栋、刘均、温喜民、陈海澄、马浩等谈话记录。1984—1987年。

文学书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