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四人帮”的形成，全国的政治斗争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复杂了。毛泽东在错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成绩”的同时，确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弊端，因而相继发出指示，意在局部地解决一些问题，稳定局势。但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面对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忧心如焚。他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整顿、恢复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对军队进行初步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1年7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以后，叶剑英又几次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基辛格、黑格等人。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1972年9月25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

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作好了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作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已经下来：“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3日、22日，江青直接给空军、海军领导人和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写信、送材料。要求部队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开展批林批孔。

1月24日，江青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的领导人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在此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叶剑英接到这些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划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总政治部只好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会前，秘书给叶剑英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但他在会上却没有讲。除了宣布：“开会”和“散会”以外，其他的话，他一句也不愿多讲。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干部根本听不下去。①到了1月25日，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让他主持召开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还是由江青的两个干将在会上大放厥词。在这两次大会上，迟、谢都秉承江青旨意，以所谓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为名，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入学、当兵问题大作文章，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进行影射攻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的办法，进一步搞乱军队，搞乱全国。

军队系统开过大会以后，叶剑英为了稳住军队，没有具体布置全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江青一伙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要整整军队”。面对江青一伙的攻势，叶剑英经过认真考虑，采取了巧妙的反击措施。1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后，于2月15日作出批示，对江青一伙的作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写道：“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一伙准备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打算。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意见发出通知，提出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作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在军队拿叶剑英开刀，进而大整军队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

①访问王守江谈话记录，1993年10月。

为了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四人帮”继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他们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总参、总政“揭盖子”，打“维持会”；支持《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夺权，迫使《解放军报》停止发稿178天；强行扣压军事科学院为肃清林彪的流毒而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等两本书；指使总政文化部个别领导人“夺权”；竭力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对于“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叶剑英竭力予以抵制和反击。

他要求总参、总政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坚定地支持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

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八一厂是属于军队的建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江青对此十分不满，借口八一厂没有给摄制样板戏提供最好的摄影机，把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拉到八一厂，大吵大闹。叶剑英以沉默表示抵制，未作任何表态就走了。江青闹了个没趣，也只好走了。①①李德生在叶剑英传记书稿讨论会上的发言，1993年4月16日。

这一时期，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同“四人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并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12月下旬，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

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千叮万嘱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长沙，从12月23日至27日，经过与毛泽东4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中旬，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德高望重的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邓小平等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破产。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立即着手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整顿。1975年夏季，他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叶剑英参加这些会议，积极支持邓小平。

在全面整顿的形势下，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常委成员的名单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通知全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队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抵制和排除江青一伙对全面整顿的干扰，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邓小平经过请示毛泽东同意，于4月底至6月初，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一个时期以来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他气愤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江青反唇相讥，诬蔑这是对她“围攻”和“突然袭击”。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针对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作了长篇发言，对他们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党。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江青在批评的压力下，当时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会议一过她又造谣说，政治局开会斗了她几个月！

随着军队整顿工作的进展，叶剑英清醒地看到，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1975年上半年，他以很大精力来抓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提出，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

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目的是要进一步把军队整顿好。他的意见，得到军委常委会的肯定。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并获得通过。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他指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来，军队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军队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当前首先解决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关于精简整编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减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战斗力。关于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指出，总的精神是，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使超编干部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部队平时建设，又适应战时部队发展的需要；既能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强调要教育干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保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能城能乡。安排超编干部的办法，一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二是在领导班子中设置顾问。

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强调学习理论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现存的问题，把军队建设和工作搞好。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三）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发言中，还离开讲稿，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①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赞成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这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

王洪文、张春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气焰完全被会议的凛然正气所压倒。有一次，全体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叶剑英讽刺地说：张春桥同志今天头疼，也坚持来参加大会了。

“四人帮”对这个会议确实感到头疼。他们虽想把军队搞乱，想把“老家伙”都打下去，看到与会人员中有20多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看到军队高级干部团结一致，内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什么市场，不便发作，憋着一股气，不头疼才有鬼呢！

会议期间，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叶剑英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一条一条如实地讲给他们听。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听从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平时要注重策略，行事谨慎，少说话，不授人以柄。①除个别谈话外，叶剑英还出席了一些小组会。他不止一次地在小组会上打招呼：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大家一听就明白指的是什么人。他说，中央军委是毛主席领导的。今后，不论是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的，你们都有权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会后，叶剑英又留下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这样，叶剑英通过会上会下，大会小会，会前会后，做了大量工作，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对以①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

①杨成武：《丹心向党，功炳千秋》，载《光明日报》，1986年11月5日。

后数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他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对各单位的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他直接了解情况，特别注重了解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坚决不予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后来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矗五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①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玻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的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

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〇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①访问周家鼎、扬德中、卞志强、张佐良谈话记录，1983—1994年。

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场更大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他全力以赴，去迎接历史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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