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

但是，江青一伙却得意忘形，发出狞笑，极力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领袖的活动。他们传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怀念周恩来的诗文！人们感到巨大的压抑。但人心是压不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他们的那一套“禁令”，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纱！

此时此刻， 79高龄的叶剑英在北京后海小翔凤住地，也为周恩来总理佩戴了黑纱。

1月10日，叶剑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1日，首都百万群众给周恩来送葬。这一天，天阴沉沉的。京城处处飞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万人伫立，自发形成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号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也是对万恶“四人帮”的控诉！

“四人帮”在粗暴干预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对于这两个“眼中钉”，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紧锣密鼓，异口同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这时，病中的毛泽东正在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他既不满意曾为他器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选中了另外一个人。1976年1月21日，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清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脖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

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四人帮”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层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老干部。与此同时，他们动用窃取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继续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岂容任意亵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长期蕴藏心底的怒火喷发了！

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据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回忆，当时在边远的太原城。广大群众不理“四人帮”那一套，纷纷设灵堂，送花圈，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一位农村的小脚老太婆走了很远的路，颤颤巍巍，来到灵堂，哭着说：“我要进去，给总理磕个头！”她的举动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妖孽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 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矗”①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叶剑英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他还曾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了解事态的发展。②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在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愤怒火焰，化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38页。

②访问马西金和周美华等谈话记录，1989年。

邓小平。这是多么奇妙的“天方夜谭”！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风雨如磐暗故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极端愤慨。

叶剑英的一位老部下李新在一首七绝《感时呈叶帅》诗中写道：“当年抗日打红旗，八路威名天下知。今日雄兵三百万，岂无一个是男儿？”

在“四人帮”肆虐，邓、叶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以后不能亲自去了，就通过孩子们沟通联系，并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四人帮”尤其是以“吕后”、“武则天”自居的江青，不断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他，使他的病势日益恶化，生命危在旦夕。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帅反映对形势的看法。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①在此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两位开国元勋，在逆境险局中，朝夕相处，心心相印，无所不谈。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②叶剑英不只同聂荣臻等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

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坚守舆论阵地。”③他每天留心能看到的文件和报刊，还给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国内的问题。他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要求办公室的每个秘书都能掌握国内外每天发生的大事。大事紧事要“随到随办，不得延误”！他不论工作怎么忙，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有时边吃饭边听汇报，有时半夜三更有了重要情况和文件，也要披衣坐起，亲自处理。在他的床上放着一块小木板，有了紧急公文就在床上垫着小板批阅。

①访问王震谈话记录，1989年9月。访问王石坚谈话记录，1993年11月。

②访问周均伦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③访问华楠谈话记录，1986年9月。

灾难不断降到中国人民头上。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

不久，唐山发生了亘古少有的大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同他诀别。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嘱咐，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的心情很沉痛。①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致哀。叶剑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连日来，首都人民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悼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富强而奋斗终身的领袖。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大形象和丰功伟绩将千秋万代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历史丰碑上。叶剑英非常怀念和崇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曾多次含泪谈到毛泽东的光辉业绩。他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沉痛地说，我的事业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很平庸，不过还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里教书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要仰仗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呢。没有毛主席，长征过不去，到陕北也站不祝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②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盛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四人帮”还把北大、清华以及上海师大、复旦当“窗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对毛泽东的治丧不感兴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拼命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一次，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后来虽然被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追回来，但已经涂改。江青一伙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

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用心：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①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吴德回忆。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6日。

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面对“四人帮”的肆虐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到不断的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一时难以断然处置“四人帮”。叶剑英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重望。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

他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里，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在弥留之际，想托以后事又欲语不能的情景。他深切感到，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他在政治局会上宣布他们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位置的路。叶剑英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付“四人帮”的“两着棋”。①毛泽东还多次向老同志讲过汉朝周勃、陈平铲平吕氏叛乱、巩固汉室政权的故事。解决“四人帮”问题，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几次提出批评， 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毛泽东生前没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叶剑英这位跟随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决心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叶剑英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在酝酿阶段，接触面不妨宽一点，做些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一旦酝酿成熟，形成决策，付诸实施，便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守口如瓶，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将会误大事。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丑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个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在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①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①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1年7月21日。

①访问云杉谈话记录，1994年8月。

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①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政治局中虽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以“夫人”身份假借毛泽东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舆论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不仅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有恃无恐，而且在北京也从各方面做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特别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许多事情都走了样。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客观形势出现了变化，“投鼠”己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一致，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他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取得华国锋支持，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①访问李德生谈话记录，1993年5月。

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①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②①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长期以来，采劝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反革命策略的“四人帮”，此刻正在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夺权的准备。毛泽东刚刚逝世不久，他们就在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的大肆宣扬。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都不是常委）必须列席会议。华国锋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并要立即答复！江青一伙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华国锋纠缠不休，要求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交给毛远新清理。经过一番争论，华国锋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决定毛泽东的文件档案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负责封存。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四人帮”以为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向中央政治局发难。他们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拙劣的表演。在这次会议中间，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华国锋当场念了毛远新给党中央写的信，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说要毛远新留下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实际上他们是要通过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终于搅散了会议。会后，江青又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张。政治局与“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按照叶剑英的分析，“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犹豫观望就等于自取灭亡。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9月21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派王洪文跟进西山，在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叶剑英察觉到这条猎犬的来意，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示人以缓。他同身边的同志散步谈心，讲今论古，比赛背诵长诗《长恨歌》、《琵琶行》和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次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问那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他又称常去的那个亭子叫“风雨亭”。以后又改叫“放鹤亭”。他在亭子上低声吟诵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过了几天，他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①玉泉山有“玉泉垂虹”胜境，乃燕京八景之一。时值秋高气爽，景色清丽。可惜叶剑英此时此刻已无意流连于山水之间，他在宽敞幽静的9号楼住下，加紧筹划解决“四人帮”的大事。王洪文发觉叶剑英走了，就去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代过，让剑英同志住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表面上沉静如常，深居简出，吟诗作赋。他在湖边垂钓，吟着郑板桥的《道情》（十首）：“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岸，傍水湾??。”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①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的来访，对叶剑英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②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③这时，华国锋也正在加紧进行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活动。有的老同志也主动向他出谋划策。他很敬重叶剑英，认为，叶剑英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高风亮节，一心一意鼎力相助。自从叶剑英找他商量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他和政治局一些同志进一步接触和酝酿除害大计。那时李先念想到外地去治病，华国锋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够多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④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哪股①访问张燕、马望兰、陈光群、孙宏、卢丽华等谈话记录，1989年。

①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1987年8月。

②访问宋时轮谈话记录，1989年10月。

③访问张廷发、王守江谈话记录，1993—1994年。

④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风把你吹来了啊？”李先念幽默地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①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6日、11月25日。

9月下旬，“四人帮”垂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座，连日“逼官”，锋芒毕露。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最高领导权。

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且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粉碎“四人帮”又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①定下除害大计，叶剑英心里非常高兴。9月30日晚，叶剑英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回到家里，想到过几天就要动手解决“四人帮”，兴奋得独自哼起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后来，叶剑英的子女回忆说：“那时爸爸和国锋、东兴同志最后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大计已定，暗自高兴，但对家人却守口如瓶，直到解决了我们才知道。”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夺权的部署已经就绪。“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计划正在落实。他们在上海精选10万民兵，每人发给40发子弹。“四人帮”与上海同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的联系”。在北京，“四人帮”阴谋调动某部坦克部队，准备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他们分头到驻市区部队活动，同时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和老同志下工厂，与工人共同劳动，深入“批邓”。叶剑英识破他们企图趁机夺权阴谋，回电话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通知汪东兴：其他人也不要下去。

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搔首弄姿，摆着摘苹果的丑态，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也纷纷上书“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①汪东兴谈话纪要，1984年5月—6月。

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在上海商店，争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当机立断，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①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

“谋成于秘，败于泄”。叶剑英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①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即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定在10月6日晚8时。“会议内容”，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无到场，通知他参加修订文献，列席会议。

①叶剑英在中央召集武汉、南京、济南、山东、湖北、江苏、上海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

①访问杨成武、梁必业谈话记录，1990—1991年。

10月6比这一天晚间，星河灿烂，金风送爽。叶剑英按照往常开会从不迟到的习惯，从容不迫地提前出发。他带上警卫参谋，让司机开车从玉泉山悄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参座”，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叶剑英此刻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将近8点，“会议”开始。

先说来“开会”的王洪文。这个“大人物”，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一看到警卫人员走过来，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

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

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着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说：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离开正厅以后，他犹然不服气，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劝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张春桥夹着皮包，准时到来。他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正厅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玩弄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双腿打颤，浑身只有“筛糠”的份儿。他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去处。

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四人帮”的“金棍子”，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已是手痒多时，口里骂骂咧咧地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他急冲冲赶往中南海，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迈着四方步，进入怀仁堂，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他竟耍赖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

警卫人员连忙架着他，送往另一个地方候审。

在处置王、张、姚的同时，在钓鱼台，安排专人到他们的办公室封文件、要钥匙，不过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麻烦。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待她出厕所后，来人要她支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两辆警卫人员的轿车“监护”押到一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劝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为控制舆论，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闻、广播等宣传机关。①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曾几何时，猖狂一时，阴谋篡国，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一伙，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三年之后，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判决。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①①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叶剑英办公室扬德中、丁志有、滕和松、高云江、王燕萍、纪和富、李连庆、马西金、赵绍贤、曹清、董守福等谈话记录。

①胡耀邦：《在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1986年10月30日。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不到10点钟，叶剑英同华国锋一起回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政治局会议。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叶剑英和华国锋笑容满面，手挽着手走进大厅。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同志欢欣鼓舞，听取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由于紧急开会，到会多数同志事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会解决什么问题。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被解决。他到来之后在走廊里还关切地问接待人员：“开什么会呀？叶帅的身体怎么样？”待听完报告后，他十分欣慰。当时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当夜未能出席会议，由汪东兴向他们逐个电话通报政治局关于处置“四人帮”的决定，都表示拥护。②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还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永远保存毛泽东的遗体，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等事项。

会议结束，即开始分片分口传达。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同志。他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亲自向他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一如既往，十分关心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解决其阅读中央文件、改善处境等问题。①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表示完全支持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措施。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胡耀邦和许多老同志激动地说，叶老帅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叶剑英在一片赞扬声中表现非常谦虚。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功绩，从来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总是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回顾这场斗争，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四人帮’外，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几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这场斗争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多次表彰参与这场斗争的无名英雄，说他们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说，后人想问党的这段历史，可以用一句话来回告：“无限风光在险峰！”②制伏妖孽，山河重光。“四人帮”的覆灭，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腾，亿万人民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从此， 10月6日，中国又多了一个胜利纪念日。

②访问王守江、王文理、马西金、张燕等谈话记录，1986—1993年10月。

①访问张廷栋、李俊山等谈话记录，1986—1993年10月。

②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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