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云逸同志

　　1980年初春，美丽的桂林城飘着细雨，虽仍感寒意，但毕竟是春天了，寒风中夹着暖气，大地正敏感地开始披上绿色的新装。我们3人聚集在覃国翰同志家里，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我们红七军的老军长张云逸同志，大家按老习惯，称他张老。我们红七军老战士和张老的友谊，源远流长，诚挚，深厚。谈起这种友谊，真是春风送暖，把我们带到半个世纪前那种战火中的青春年华。

　　1929年红七军成立时，张老就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不！还更早一些，在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就有了。这种友谊，是在战斗中建立的，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1930年，红七军奉命从右江北上，艰苦的行军，残酷的战斗，张老为同志们的安危焦虑，为死难的同志几次流出了眼泪。

　　部队刚出发不久，就在四把、长安打了两仗，增加了不少伤员，有些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也舍不得离开部队，一拐一拐的偷偷跟着部队出发。张老见到这种情景，眉头紧皱，站在部队中不动了，见一个伤员走过，就上前问问，有时还扶着走一程，嘱咐部队干部照顾好。我们见张老又忙又累，就请他放心，我们包管好好照顾伤员。张老考虑了一下，交待说：“他们是我们的战友，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战友！”这话很快传遍了部队，同志们热情地帮助伤病员，伤病员咬紧牙关，紧跟部队，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氛。

　　最使张老动感情的数梅花战斗，这次战斗干部伤亡大，张老含着眼泪向这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的遗体告别。李谦师长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临牺牲前要求见见张老，张老急忙赶去，李谦师长一见张老，眼泪刷刷往下掉，紧紧握着张老的手，深情地说：“军长！我不能跟随您了，望您保重。”说完，安祥地闭上了眼睛，张老抱住李谦同志的尸体，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李谦师长是员猛将，从在南宁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起，一直是张老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张老如失左右手。此后数十年，张老一直深深怀念这个亲密的战友。

　　张老深情怀念战友，在部队渡乐昌河时表现得更感人。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过河后，敌军大部队压来，张老率领其余部队过不了河，后面部队情况危急，随时有被敌军包围的可能。可是，张老好象不知自己所处的严重局面，一个劲地念叨：过河部队是不是摆脱了敌人？他们在哪里？还能不能汇合？什么时候汇合？在部队分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张老那个愁劲就不用说了，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顿饭，香甜地睡过好觉，有时想急了，见到谁就抓住谁问：邓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在哪里？当不能得到回答时，他只好叹口气走了。

　　张老也有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乐昌河，分离的两支部队重新会合时，他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对别后的情况问得那么细，听说部队进展，同志们都很好，他笑得那样快活。自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样乐过。

　　张老这种战友的感情，红七军的每个战士都有很深的感受，红七军战士也同样深深热爱自己的这位老军长。记得，他从红七军调走时，大家都舍不得，不少同志还闹了情绪。黄超同志说：“张老调走时，我心里很难受，好象丢掉什么。好在那时还没有打仗，如打仗，肯定要受点影响。”

　　温暖

　　我们的张老，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但在他领导下的指战员，都在他身上体验到慈母之心的温暖。

　　“张老对我们，完全是慈母心肠。父母死，我没有掉泪，张老死，我痛哭了一场。”覃国翰同志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

　　“1929年12月11日成立红七军，我在红七军里，只是一个基层干部，与张老接触并不多，可几十年来，我深深地记着他，没有想到，他也深深地记住了我。

　　“1950年1月，我带领150名干部，在刚起义过来的二十一兵团做整编、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张老点名要我回广西。张老那时是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

　　“到达南宁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天去见张老，张老急于去开会，没有详谈，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百色分区当司令员，任务很艰巨。’艰巨怕什么？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从艰巨的任务中走过来的？我高高兴兴上任去了。

　　“到百色后，一看，确实很难，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我们的兵少得很，只有一个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平北分区当司令员时，还指挥4个团呢！说老实话，我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把气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劲都使了出来，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灭不了反动势力。但两个月后，到南宁开会，在张老面前却发开了牢骚，我说：‘给我兵，给我枪，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1‰不行吗？’最后还非常任性地提出：‘答应我！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张老没有生气，他开始眼睛有点湿润，为百色地区死难的战友而难过，继而用慈祥的面容看着我，缓慢而温柔地说：‘百色起义时，四围都是白色统治区，今天，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难也没有那时困难。力量从哪里来？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反革命，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我知道你干得好，做了不少艰难的工作，到我这里发点牢骚，可以嘛。’会议的间隙，张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爱人韩碧大姐，待我比亲人还亲，问寒问暖，毫无外人的感觉。张老的话，张老的待人，真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再有什么问题，也解决得了。他下面的干部，再调皮，也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宁开会研究重点进剿土匪的问题，张老对百色的情况很了解，想减轻我们身上的压力，要我们撤出百色，把党政军机关搬到田东去。我虽然对这种关心很感动，但考虑百色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池，群众吃过不少苦头，再不能让土匪糟蹋群众了，于是说：‘不放弃百色，有我覃国翰在，就有百色在。’张老慈祥地笑了，充满着信任地说：‘那就不要动了。’“我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成熟了，但一到张老面前，我还是个孩子，高兴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兴时就在他面前耍脾气、发牢骚。所得到的是爱抚、嘱咐、教育，没有给我戴过帽子，打过棍子。现在，张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扫墓

　　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老来到南宁，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总是说：“广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里，不是客人。”推却各种照顾。但他也有个要求，要到东兰去给韦拨群同志扫墓。

　　张老带着卢绍武、陆秀轩、黄超等一些红七军老战士从南宁出发去扫墓。黄超同志叙述了这次扫墓的经过：

　　“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着我们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说我们打第三大队，指战员机智勇敢，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问黄治峰、阮殿煊等一些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严肃而沉痛地说：‘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2天到巴马，我们陪同张老去看亭泗战斗的地方。1930年3月红七军隆安失利，经马鞍山一战，开进东、凤革命根据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敌人打退了。战斗中，韦拔群同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战斗后，韦拔群同志把经过训练的老兵、老赤卫队员补充第一、二纵队，使红七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对红七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边走边谈，张老高度赞扬‘韦拔群同志度量大，没私心’。回到巴马县城又住了一天，张老很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处看看，最后还组织人员画了一张巴马建设的远景图。

　　“从巴马到东兰，就住在机关里，张老每天跟我们谈论韦拔群同志，他说韦拔群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人斗争坚决、勇敢，从1921年回到家乡闹革命，经过1923年打东兰的失败，1926年的东兰惨案，以后敌人的围剿、烧杀就更多了，他没有退缩过，把东、凤一带建成为一个好的根据地，为红七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服从党的决定，从不讲价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再大的困难自己承担。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

　　“清明节那天，我们在韦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献花圈后，张老饱含着眼泪，谈到在河池与韦拔群同志分别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和张老率领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夕，韦拔群同志把好战士好武器交给第十九师、二十师后，带着几十人的一个连队，打着二十一师的旗帜回东兰去，张老送韦拔群同志几十里路，韦拔群又回送张老几十里。张老说：‘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敌人会乘红七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对右江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想到韦拔群同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

　　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

　　“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

　　“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

　　“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

　　“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

　　(1)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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