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云逸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劳动；青年时期在广州黄埔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4岁（1926年）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9年5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干里到达苏区，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父亲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华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妈妈、远之接到香港同住。这是在相隔8年多之后，一家3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感到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爸爸，党又派父亲去组建新四军，在1938年初就匆匆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了7个月后，历经劫难，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才和父亲重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事业、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国后不久，远之听从父亲的劝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难，用3个月时间突击补习了中学课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远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只能在周末进城看望父母。虽然我们和父亲相聚的时间不多，但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同志宽厚热情，对待亲友关怀备至，对子女儿孙们慈祥的爱以及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勤克俭，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回想起来，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迹确实很多，现仅就一些片断的回忆写写我们的感受。

　　父亲生前从不和我们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他首长来谈工作，甚至他给秘书交待任务时，子女均不得在场。记得1951、1952年，刘少奇两次看望父亲，他事先对我们和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来看我是谈工作，你们要回避不许随便出来。我们都很敬慕少奇同志，但只能在他离开时，躲在房间里隔着纱帘偷偷地看一眼。

　　父亲积劳成疾，“文革”期间一个深夜，他的胆石病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在走廊来回行走，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似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有满腹的话急要向毛主席诉说，但又说不出来。父亲常常和我们谈处世作人之道，他总是称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朱总司令待人宽厚；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周总理忘我工作、关心周到……这些都是他身体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叫我们选些重要的抄给他看。我们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时面都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在第2次抄给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时，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不要再抄了！”那一时期，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专案组要父亲写揭发材料，父亲写好后要王婷帮他誊写。他说：“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他的手迹我们至今仍珍藏着。他所写材料，严肃认真，按照历史的原来事实，实事求是。即使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压力。

　　在养病期间，他和人民群众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他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为了给贫困的广西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力争给广西一个出海口，他四处奔波游说，坚持把钦州、合浦、北海等地从广东省划过来。他经常说，家乡海南经济非常落后，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父亲曾向海南的同志介绍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经验，推广种植咖啡、胡椒等，并在文昌县亲手种下胡椒和柑桔。他在百色地区视察时，亲自到贫困的老红军家中看望。一次走在途中发现身后的警卫员提着一个热水瓶。他生气地说：“怎么能拿着热水瓶去看望群众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群众养育了我们，现在胜利了，群众的水就喝不得了吗？”在山区看到公路边的山林起火，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让全体随员和群众一起灭火，直到把山火扑灭了才继续往前走。

　　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婚姻以及家庭中的困难。帮助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条件，使他们在他身边工作几年后能够到专门的学校去学习，好担当更重要的工作。逢年过节都把工作人员请来和家人一起会餐。平时亲友送来南方的时新水果或家中包饺子、蒸包子也让子女给工作人员送去。60年代初，警卫员小孙山东老家受灾房屋倒塌，父亲拿出200元给他寄回老家去修房。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保姆的劳动，他说，没有保姆帮你们带好孩子，你们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作是一家人。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刘阿姨突然发现患了晚期子宫癌，父亲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又把她哥哥从上海接来，给他们钱送她回上海继续治疗。刘阿姨的病终于在上海肿瘤医院治好了。

　　父亲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体现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人性。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一谈到自己的母亲总是非常动情，眼中充满泪水。他常对我们说：“要孝敬母亲，没有娘的孩子最可怜。我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很年轻就死了，不久两个幼小的弟妹也死了。”父亲的前妻是被敌人打死的，他常说阿娘是一位极贤惠的母亲。解放后他曾多次到广东给前妻扫墓。对我们的母亲韩碧更是视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伴侣。母亲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完全不知道父亲下落的情况下，靠着当理发工人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抚养远之，历尽艰辛。1939年7月经组织上安排，母亲带着远之绕道越南，经广西、湖南、江西，长途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在到江北指挥部途中，刚过长江，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扣押，坐了7个多月的牢。1945年母亲生下小妹妹远明，万没想到聪明可爱的小妹妹在一岁半时突然得了急病，根据地缺医少药，母亲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死在怀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受到极大刺激，她精神失常了。以后严重的神经分裂症不时发作，弄得父亲日夜不得安宁，也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健康。不少同志善意地劝父亲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父亲始终不肯。他说在家里大家都很体贴她，又有两个心爱的孙儿陪伴，对她的病有好处。母亲怎么闹，他都不发火，还经常陪她到风景幽美的地方散心，尽量使母亲心情愉快。在父亲关怀照顾下，经过多位著名中西医治疗，母亲的病逐渐好了。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后，父亲告诉我们“五月初九是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我们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母亲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至今。从此以后，每逢母亲的生日我们都送一件她最喜欢的东西，孙子们每年也都给祖母送生日礼物。

　　父亲还把两位孤寡姐妹接到北京家里，一直供养到她们90多岁，安然辞世。

　　父亲对儿子儿媳及孙辈都是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疼爱。他首先要求子孙们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他对儿子找对象毫无世俗的门第观念。我们在上海工作时，每逢年节，他或亲自或派人到北京一个小胡同里的破旧大杂院中看望儿媳的家人，有时送点布料，有时送点钱资助他们。

　　父亲工作忙，年迈有病，但他无时不在关心我们。我们在学校读书，在工厂劳动，在农村搞四清，不管在哪里，都常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和我们谈家常，和我们同志式地讨论问题，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向他们学习，鼓励我们上进。

　　他的长孙张小龙参军后，发现食堂和仓库里有很多老鼠糟踏粮食，写信要家里帮忙买些鼠夹。爷爷见信后非常高兴，买了许多老鼠夹寄给所在部队，并写信给小龙表扬他关心集体，爱护国家财产。

　　一次他看到孙子小健的作文本放在秘书的办公桌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把小健喊过来生气地说：“我们培养你，希望你做一个有用的人，诚实的人。你为什么叫叔叔帮你写作文？”小健连忙对爷爷说：“作文是我自己写的，叔叔一点没帮忙。”爷爷听罢，脸上有了笑容，高兴地说：“这篇作文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好，爷爷错怪你了。”爷爷疼爱孙子，孙子也最爱爷爷。空闲时祖孙一块游泳，下棋，打扑克。孩子们生病他比我们还着急，孙子参军他亲自送行，孙子们入了党，他亲笔写信祝贺鼓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在儿孙们的心目中是世界上最慈爱最值得敬重的人。

　　父亲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烈士子女和几个没有父亲的子侄们。红七军烈士张逸秋的女儿张念环，在父母牺牲后流落在广西一地主家当使女。解放后父亲派人多方寻找，几经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把她培养成为一名军医。念环常对我们说：“张老就和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里衣着十分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一遍又一遍。他经常自己洗内衣、袜子，饭后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劳动。3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并在每个房间里贴上亲自写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纸条。他常对我们说：“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钱能养人，钱也能害人。用得当可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当会使人成为腐化堕落分子。”他在厨房的墙上贴着“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至今我们仍坚持人走灯灭，用洗过澡的水洗衣服，然后再冲马桶，用洗菜和洗米的水浇花。

　　亲爱的爸爸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挚爱，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的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并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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