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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作者: 中央文献研究室

02章 走向广阔的世界

一九〇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科举考试,在当时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得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三十六公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去了。

这一年,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聘三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他十九个年头的家乡。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

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局的清朝政府正在标榜推行“新政”。他们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丙午(一九〇六年)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伤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蒙小学堂。

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〇六年也兴办起新式小学堂、中学堂。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池、广安八个县的学生都到这里求学。由于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朱德还没有经过院试,也就失去考取秀才的机会。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家里老人的同意。原因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新式学堂能维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而且家里已按照封建习俗,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怎么办?朱德只得求救于席聘三老师。席聘三素来重视“新学”,他的话对学生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在席聘三的帮助下,终于使老人改变态度,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一九〇六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也就是府治所在地)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一学期后,在这年秋季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其中,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讲,学生们记点笔记。但朱德对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南充县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张澜。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

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是当时的新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张澜曾经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

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比较远的亲戚关系。朱德在课余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这些对朱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从他们当中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是他很感兴趣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他决意到成都去上学。一九〇七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德还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成都的社会状况正处在异常剧烈的变动中: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街上还出现胶皮轮的人力车。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那样新鲜,使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同这种畸形繁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破产,城里到处都是衣衫褴楼的穷困的苦力。

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②。

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③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④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⑤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他在学校里,“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⑥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革命派在日本所办的秘密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这本刊物的字迹已被翻得模糊不清,显然已经过许多人的手。朱德在仔细阅读了这本刊物后,又把它悄悄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成都的一年里,朱德的“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⑦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⑧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正是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县城里,尤其是这样。县里原有的金粟书院历来是一班秀才、举人们把持的,对这种新学堂千方百计要进行破坏。

一九〇八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经过努力,才招来十二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五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⑨他们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狠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就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从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就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自然更引起那些守旧分子的忌恨,受到他们{ewc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14_1.bmp}{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15_1.bmp}的排挤。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⑩。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做“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11)几十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12)“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13)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他一直在学校里求学。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一年来亲历的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备尝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使朱德懂得许多世事,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加上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14)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15)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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