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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掌柜陈云

作者: 熊亮华

6.1毛泽东的批评(1)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宣布成立陈云任组长,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为组员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成功地制订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后,陈云把目光投向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陈云考虑,一五计划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交通,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但实施中也可以看出,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前进的后腿。二五计划时国家建设投资还是要增加,人民购买力也会相应增加,但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的供应量增加的速度慢,每人平均供应量就难于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

因此,陈云设想,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特别是要注意农业的发展,解决好人民的吃穿问题。他认为,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和事业费84亿元并不算多,发展农业主要放在了合作化上面,从财力物力上看也只能这样。但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957年下半年,陈云正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教训,紧张思考国民经济二五建设计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使他遭遇到财经生涯中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并直言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陈云不得不一再检讨

1957年10月12日至19日,8天之内,陈云连续视察东北的大连、吉林、长春、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近20家厂矿和电站、港口,了解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进展和新增实力,以便从实际出发,把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制订二五计划。紧张的行程,使陈云回京后就累得病倒了。11月10日,他就不得不接受医生建议,致信周恩来向中央请假,去华东休养一个时期。

在休养期间,他不安地注意到,一股批评1956年反冒进、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风刮得越来越厉害,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反冒进运动的领导人。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9省2市的党委书记。1月11日晚,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其中黄克诚是军队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亲自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声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陈云。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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