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职业生涯里，江经常使用诗词来表达观点，抒发感情，弘扬文化。有一次，他用亲笔书写的诗词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诗作进行交流。《人民日报》曾刊登江为199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作的两首四行诗，表达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他以严冬之后春的复苏来比喻中国摆脱积弊丛生的困境：

江雪柳日新晴
玉树琼花满目春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2001年伊始，“天安门事件”再次掀起了波澜，原因是《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据称该书是以内泄漏出来的文件为基础编写的，披露了1989年学潮期间，党内最高领导层谋划的内幕。该书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引发“六·四”学潮的详细经过，刚一出笼就上了众多外国媒体的头版头条。

中国官方的一位发言人称该书是捏造的，重申党和政府“对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风波已经作出了正确结论……这一结论不会改变”。2月，江泽民召集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除了论了他对党的建设新观点（“三个代表”思想）外，每位政治局常委还确认支持两项敏感政策：首先是根除邪教“****”的斗争；其次是1989年6月4日事件“党的结论的正确性”，这和《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有关。每位高层领导人都声明说，全靠政府对示威者采取坚决行动，才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中国经济的荣。

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人们似乎也正在形成更为公允的看法。时间让人们改变了看法，甚至某些曾参加过抗议示威的学生，也是如。

对江泽民来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了。一直到晚上9点，政府的车才将各位送回家。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王评论说。

数月后，一位老同学去世，江向其遗孀致电表达他的哀悼之情，虽然在聚会上他并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次，王告诉江有个身体状况很糟的老同学，一生未婚，也没有亲戚，如今住在远在云南的敬老院里。尽管江泽民只记得他的名字，对他的面貌已经没有印象了，他还是给当地官员打电话，要求他们照顾好他。“江就是这样的人。”王说。

同样是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出发，江泽民号召在治理中国时，要将“伦理道德”放到和法律相同的高度，并谈到“以德治国”。在一次全国的宣传干部会议上，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江强调“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这在方向上似乎是个转变，从而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揣测。数十年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被共产党某些人视为“封建遗毒”。虽然江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但人们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否正在试图创建一个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儒家道德思想的新体系?

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分正在利用信仰的真空传播自己异想天开的理念。学者们纷纷研究江的新思想，他们不但视其为社会断层期健康道德指导方针的基础，而且也将其看作是探究曾遭“文化大革命”压制的中国丰富哲遗产的契机。

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

江力图使党焕发新的活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指出，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政府官员都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同时，江把党历史上的重大失误归咎于实施过程中的错误，而非共产主义的基本阐述之过。此外，还召开了大量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

在与日本在野党社民党领导人会面时，江民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地研究”是否取消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当前形势改进我们的理论。”他说。这些看似随意的评论预先揭示了本年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个明时代变迁的迹象是，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北京是大热门，但政府决心要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事依然耿耿于怀。

中国政府发起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的耗资200亿美元的大规模战役，这次战役被称为“中国自建造长城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之一”。城市中四处都是“新北京，新奥运”的鲜亮标语牌。出租车司开始学习英语。

江主席欢迎以海因·韦尔布鲁根为首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到中南海，并在一间装饰精美华丽的中式房间里举行了会见。“能与贵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支持。”韦尔布鲁根告诉江主席，他祝北京在7月13日的最终投票决定中好运。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估它能否满足需要，处理转播奥运会所需的巨大信通讯量——下午，他们拜会了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欢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他给这家国有电视台注入了活力和新思维。评估团留了良好印象，赵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申奥工作中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它在每晚7点首播，晚上10点重播，中央电视台的一旗舰级的国家新闻节目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其广告收入在中央电视台每年7亿美元的广告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极大，在市场经济中，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定期仔细收看的节目。由于“新闻联播”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台赵化勇每天都会仔细审查这一节目，就像一名元帅一样监控着播出的节目。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在中国，接往主要媒体的热线电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方热线的重要性，当这部话机响起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一激灵。很难像丹·拉瑟会对来自白宫的电话很上心，但这是中国，赵的心头一震。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不安，我刚才看到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运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是太棒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总会报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活动。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很少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江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有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的脸都红了。既然江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江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职业原因，二则是出于个人原因。作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他知道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高度敏感的。虽然这次出现的是个小问题，但错误自会造成混乱；作为一个老工程师，他实际上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搞混镜头的失误。

赵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新闻中心。“‘新闻联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在我到之前谁也不许动!”

当赵走进那布满屏幕的房间时，他发现这儿就好像出现了某些科幻片中时间静止的场景一样。当时真的是没有人在动，人们的脸要么是通红，要么是铁青，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沉重的呼吸声。

“把今晚的节目给我!”赵命令道，“总书记进行了两次会见。我要所有的镜头。”赵没有解释，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让摄像师到这儿来。”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新闻制作人，赵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做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北京出名的交通拥堵状况，他们直到6点之后才到中央电视台——他们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过拍摄现场)之后，这些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就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摄像师们被告知，在没有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跟着江拍摄就是了，于是他们就拍了两次会见的场景。由于每次会见镜头都不长，而且没有做好记号——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人（江主席）——一场混淆的差错就在剪辑室发生了。赵知道，因为时间紧迫，而外宾们看上去也相差无几，编辑们很容易就会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无误，绝对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了。在他最终满意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9点钟的新闻摘要(每个小时都有)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8点25分，赵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接起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赵于是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听完之后很满意，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回答道，“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这位高级领导人的时间，赵在对江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却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加亲切，他开始与赵谈起他与那位电子公司管理人员(就是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才惹出了这起麻烦事)之间多年的友谊。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开始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老师在晚上聊天。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不，总书记，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工作系统出了事故。我要负个人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我也会处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请不要这么做，”江嘱咐赵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赵化勇后来回忆这出幕后戏时表示：“当时的情绪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个多小时。我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我非常感动，这一幕我将没齿不忘。”

3月底，《华盛顿报》的4位编辑来到中南海采访江主席。在正式回答了事先提交的问题之后，这位中领导人以其喜欢的交谈式风格与他的交谈对象相互打趣，开玩笑，偶尔还用通俗的英语说上两句。

其中一位《华顿邮报》的编辑称江泽民“魅力十足，非常幽默”。这位编辑对于一位华裔研究者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遭拘留的案件非常关注，但他发现江似乎对媒体如此关注此事真的是大惑不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头疼，”江说，“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我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江还拿这些年轻的客开玩笑。“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江，“当然，你们的精力比我要充沛得多。但我不得不说我可能在生活阅历上要更为丰富一些。这不是自大，是客观事实。”江泽民以一种毫不夸张的口吻缓缓说道：“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位编辑请江泽民评论一下“****”奇特却强大的吸引力，并且问中国人民是否“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转而寻求其他信仰了”，试图以此来激怒江。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江。江在2003年末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这个题时说：“多年以前，当我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实现，而且它将有利于全世界。今天，尽管我们依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就在江进行这种宏观思考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提醒人们这种和平是多么容易被打破。4月1日星期天，一架美国海军的EP-3“白羊座Ⅱ”侦察机起飞执例行的侦察任务，收集中国沿海的电子数据。EP-3侦察机的信号搜集范围是200至460英里，机组人员可通过机上的设备截取中国的各种电子通信，这些通信对美国军事指挥官具有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线飞行，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则会紧急起飞，在安全距离之外跟踪入侵者。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双方都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都遵守着没有明文规定却被广为接受的空中行为法则。不过，最近美国军队已日益对此感到担心，因为像有关消息来源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拦截行动越来越大胆。

这一次出了特殊情况，两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歼-8”喷气战斗机起飞追踪EP-3“白羊座Ⅱ”侦察机。其中一架飞机由一位名叫王伟的空中老手驾驶，他是一名出名的飞行员：中国人称他勇敢无畏；美国人则称他鲁莽轻率。碰撞发生了。尽管起因仍有争议，但结果确定无疑。美国飞机受损，中国飞机坠毁。根据第二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证词，中国宣称体型较大的四引擎美国间谍飞机，突然故意朝较小的中国战斗机做大角度转向，并用螺旋桨打碎了“歼-8”的尾翼。美国机组人员的陈述证词则称这位中国飞行员是个“危险的冒失鬼”，那天两次驾驶自己速度较快的飞机贴近EP-3，相距仅几英尺之遥。而在第三次接近时，他撞上了EP-3的螺旋桨，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不论哪种版本是真实的，结果却是一样的：空中撞击导致中国飞机损坏，据报告坠毁在南中国海。尽管可看到王伟打开了降落伞，但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他被认定死亡。美国飞机一个机翼和发动机受损，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在了最近的跑道上——中国海南岛。之前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撞机或者紧急着陆的情况，更不要说使价值1亿元的间谍飞机落入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有关这场悲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争议，包括事故的地点。

第二天，新近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求中方立即允许方人员接管飞机，并要求将飞机交还美方，“不要再乱动它”。华盛顿方面还称，飞机享有“主权豁免权”，中国人不能登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指责美国应为此事件负责，而且由于感觉到了民众的强硬态度，同时还要求美国道歉。

在幕后，与这起国际纷争相比，江泽民则更加关心失踪飞行员的命运。中国前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记得江主席在事件发生之后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有没有撞机地点的精确坐标?”“们能不能确定降落伞确实打开了?”“飞行员都有什么样的救生设备?”“他带有多少食物和水?”“另一名飞行员到底是怎么说的?”“他真的看到降落伞了吗?”然后，江指示调动所有可以征用到的军用和民用中国舰船协助搜救。在高峰期，大约50艘舰艇、700艘渔船和70多架机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江还询问了美国机组人员的情况。“在第一次会议时，”李肇星回忆说，“江主席唯一关心的就是人，中国人和美国人。”

作为对北京激烈言辞的回应，一位白宫发言人宣称，华盛顿不打算道歉，因为它“没有做错什么”。“我听到一些道歉的建议，”国务科林·鲍威尔说，“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我们当时遇到了紧急情况。”美国官员开始称其机组人员被中国政府“扣留”了。

对江泽民来说，撞机事件出现在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他正准备动身前往拉美访问，在里他希望得到政治支持并发展经贸关系。一年一度的批评中国的人权提案即将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任的布什政府正在对北京采取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强硬的路线；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很快就要表决了。

为了首先打破敌对的气氛，美国外交官首次获准探望飞机的机组人员，并报告说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第二天，为表示相应的良好意愿，科林·鲍威尔对中国飞行员王伟的失踪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作出让步，承认实际撞机地点在中国领空以外，但指出美国飞机后来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布什总统自己也对中方蒙受的损失表示“遗憾”，这是他发表的最具和解姿态的一次话，但是他仍然没有道歉。他说：“我们一直在为那名飞行员及其家人祈祷。”

由于相信危机不太可能升级，江主席按计划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拉美之行。随行的有中国的商界领袖，江继续进行他非常成功的活动，获得较小国家的支持制衡美国的霸权。江决心增进对丁美洲的了解，在美洲为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整个行程中，对于间谍机造成的僵局，他只提到了两次。他访问了6个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和委内瑞拉——每到一国，他都商谈贸易和投资，签署了约20项协议，他对经济发展机会的看法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紧张地准备了两个月，”江泽民回忆说，“我的老师是外交部西班牙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成了我们驻墨西哥的大使。为了给他们更大的惊喜，我演讲开始时用英语说我将试着讲几句西班牙语——随后我就一直用西班牙语作完了我的演讲。”

“我还开玩笑说由于我的西班牙语不怎么样，”江泽民接着说道，“我会发一份我的演讲的打印稿。但是我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才告诉听众的，这样大家在我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听。”江也有严肃的时候。美国即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谴责中国。美国官员说这个时间安排是很早以前就定下的，和间谍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自从1989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西方国家发起中国的人权谴责，2001年的决议也和前九次一样，批评中国以“严厉手段”限制公民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它还主张北京“保存和保护西藏和其他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

但是每次提出决议，中国总能通过贸易和暗中游说的巧妙战略来争取到53位委员会成员中摇摆不定的票数，以最终避免被指责。并非出于巧合，江访问的6个国家中有5个就是委员会成员。“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江主席的一位人权专家说，“这是中国每年运用的策略（来挫败决议），而且每次都奏效。”

江在拉美一行的尾声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韦戈·查韦斯的信誓旦旦的保证，许诺他的国家将在联合国投票和北京2008申奥中支持中国。江打趣说委内瑞拉是他的最后一站，而根据中国的烹饪文化，“留在最后的一道菜是最好的”。但笑话归笑话，委内瑞拉的强烈支持使江的整个行程熠熠生辉。为表达感谢之情，江在西蒙·玻利瓦尔的陵墓前献上花环，赞扬他为“解放者”和“国家之父”。他还与胡里奥——西班牙超级歌星——共进午餐，这次意外的饭局是查韦斯总统安排的，而后不久，两位国家领导人在胡里奥的伴唱中一起放歌。4月19日，在离开正处于间谍机事件热潮中的中国12天后，江主席回国了——刚赶上事件的余波。

为了寻求一种解决撞机危机的最佳方式，江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访问过许多国家，我看到当人们在街上互相撞了一下，请求原谅或者说声‘对不起’是很正常的事，”他到达智利时说道，“但美国的飞机到了我国的边界上，却不请求原谅。这种行为能令人接受吗?”

在阿根廷，江宣布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在国外，一些批评家开始怀疑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事情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江泽民继续保持强硬，坚持他有分寸、有原则的处理方法。“考虑到我们两国的重要作用，”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他都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开始为结束这场危机做公众的准备工作。承认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国家遭到挫折之后，党的喉舌阐述了江的观点。“化爱国热情为巨大的强国力量。”它写道。

由于外交官创造了语义上的奇迹，使北京得以宣称华盛顿在正式信函中两次使用了“抱歉”一词，从而对这次事件表达了足够体面的歉意，对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了。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美国对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深表歉意”，并承认飞机在海南着陆时未得到任何口头许可。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写了一封准确如实的信函，”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也是一封中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它留有少量的自由发挥空间。”第二天，北京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释放美方机组人员。

但是直到7月4日(但选择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象征意义)，美国人被迫将这架美国海军飞机解体成可以装箱的部分之后，它才被运回美国。在那里，它将被重新组装，装备更为先进的电子设备，然后被派往世界其他某个地方继续执行任务。

4月14日，中国媒体减少了其连篇累牍的反美言论。除了一些有关飞行员家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和寻求群众支持北京释放间谍飞机机组人员的决定的文章外，提及撞机事件的文章和尖刻的批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种情况又一次使人回想起1999年。政府让人们发泄他们的怒火，但是这种发泄必须在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和一定的时间内进行。

2001年4月，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斗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这项严厉的政策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江泽民任期内的1990年至2000年，大赦国际组织统计到2万起死刑判决，这个数字被政府认为“夸大其词”，而评论家们声称远远低于实际数目。

推进“严打”斗争是由于对社会不安不断加剧的顾虑，包括以前在共产主义中国闻所未闻的犯罪，例如武装歹徒抢劫银行。据《人民日报》称，“严打”以暴力犯罪为目标：“爆炸、谋杀、绑架、投毒；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团伙犯罪；盗窃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在能够不使用死刑的情况下使用死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的教授刘海年说，“政府想减少死刑……但得切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为了减少死刑而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大约就在这一时间，江泽民开始关注互联网，他对于这一既带来光辉前景又带来挑战的新兴媒体具有复杂的感情。有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他们与自己的妻儿住在上海。江要求中国制定信息和网络方面的法律，同时发展技术，帮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繁荣发展。江指出，主要问题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信息的传播以及互联网犯罪”。

6月，江把他的三大爱好(艺术、科学和教育)集中在一起，参观了一个以科学或灵感为主题的国际展览会，会上共展出了来自32所大学的700件艺作品。这些绘画、雕塑和书法作品大部分都与科学发现有关。江指出，这些作品不仅能给以艺术享受，而且能够增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

同月，江在中国科技协会发言时称，“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益处。“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江说，“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精神办事造成的。”

江泽民身体力行，经常参加高层科学会议——如在7月份参加了纳米技术会议，8月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会议。他通常会作主题讲话，也常常会见与会的外国科学家。江知道自己的出席能够提高媒体报道率，从而增强人们对大会主题的兴趣，有助于推动他的宏伟战略：“科教兴国”。但大众的福祉并不是他参加会议的唯一动机，他也很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讨论最新的发现和理论。对江泽民来说，尖端科学是趣味盎然的。

6月下旬，“三大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普拉奇多·多明戈和何塞·卡雷拉斯在紫禁城为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数亿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宏伟的故宫闪耀着明亮的灯光。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成了数以百计豪华汽车的大型停车场。身着华丽晚礼服的端庄女士与身着正式服装的男士络绎不绝地到来。

第二天，江泽民邀请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参加午宴，对其“出色表演”表示祝贺。他称赞这次表演“既向中国观众表现了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又向世界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大家开始唱了起来。“主席和我合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帕瓦罗蒂说，“我觉得唱得不错。我想说这样真的是很浪漫。”

有一个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你想让我说些外交辞令吗?”稍作思索后，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像接待其他许多贵宾一样，江在中南海典雅高贵的主接待厅（涵元殿）接待了帕瓦罗蒂，这里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伟大。接待厅里，豪华的扶手椅摆成了3个半圆形的圈子，总共大概有20多把。主宾坐在江的右首，处于里面圈子的中央位置，穿着亮红色长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为他们斟上热茶。年轻的男子则像未着制服的警卫一样不显眼地沿着后壁坐着。不管会见的是谁，江通常都会了解客人的个人情况，用这方面的信息来创造融洽的气氛。 江主席的客人往往都会参观西苑——历史上中国皇帝们的禁地。对于克林顿总统或者帕瓦罗蒂这样的贵宾，则由中央警卫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机构)局长由喜贵将军担任导游。作为一名军人，由军对于艺术、建筑和中南海非凡构造的历史知之甚详，能够说出日期、数字和事件等各个方面的细节。

但唯恐来访者对事务繁忙的自己留下错误的印象，由喜贵赶紧解释说导游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保卫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他说。“恐怖分子们都害怕由喜贵。”一位接近江的高级官员悄声说。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夸大其词。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人们计划进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在浙江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译注：原文如此）有文化活动和巡回演出；在上海，有一系列以革命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音乐会；在北京，有一个大型的文物展，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五星红旗。

为了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日，电视台播出了长达18个小时的纪念节目，其中心内容就是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对1万名现场听众讲话赞颂党使国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衰落后走向复兴，称赞了过去20年中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还指出自己“三个代表”的新思想是党的未来的关键。但是在这次看似平常的讲话中隐藏着几个令人震惊的句子。

江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大约有1.5万字，其要点是党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了共产主的历史之后，江温和地批评了教条的态度。他是在为自己投下重磅炸弹作准备。

江泽民告诉党的干部要放弃那些对共产主义的“不合时宜的见解”，宣布改革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组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私营经济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诚实劳动”，遵纪守法，并为社会作出了献。为了保持改革的动力，他提出也应当欢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共产党员。他宣称这些群体“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以一种经典的含蓄方式，江把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放在了看似传统的政治框架中：“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他指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推动力之一，如果这些人继续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那么党就无法真正领导国家的发展。他这个阶层的潜在党员们采取了一个新的称呼，包括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成员，他们被称作“新的社会阶层”成员。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江说，“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义事业所作的献。”

几天以后，“左派”针对江把党加以现代化的想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这次挑战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出现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它不仅鼓励了那些固守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激怒了有些党员，而且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公开信还对企业家本身展开了攻击，称他们“偷税漏税，只交纳了10%的应缴税款”，进行了“多非规范以及非法的经营行为”，而且是造成腐败日益猖獗的主要“温床”。“送去一只鸡，换得一头牛。”公开信还写道，私营企业主正在加剧中国“贫富差距”，因为“贫富悬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财富的占有方面”。

滕文生有不同的看法。“江主席的80周年纪念讲话是对‘三个代表’思想完全成熟和完整的理解，”滕评价说，“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只有国有企业成分是行不通的，无法运行的。我们应该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在解释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个引发争议的决定，滕以事实为根据。“我们有‘下海’（指经商）的党员，”他提到，“他们为人正直，合法挣钱，依法纳税，遵守党纪。为什么不让类似的人入党呢？如果一个方行，为什么倒过来不可以呢？”

“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滕补充说。

江泽民说如果不进行他倡导的改革，党就会逐渐消亡。这将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说：通过党的现代化改造，江泽民使党避免了像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兄弟党一样遭遇覆亡的厄运。社论还说：“人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将是一场噩梦。”

江的发言在党内得到广泛的支持。在以后几天里，政治局的每个人都对此示赞同。傅卓教授分析其政治背景时总结说，这次发言“得到了党内的强烈支持，代表了远远超出总书记本人的意见……（而且）意在传达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的计划，虽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显然是接班人的胡锦涛注意到江总书记对这次讲话已经考虑良久，而且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胡锦涛说，江泽民的结论，既是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又吸取了“世界上一些政党盛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显然暗示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江泽民发起了一场反击。宣传部长丁关根亲自视察了各大媒体，告诫他们要拥护党的新路线，提高警惕，不要被人利用宣传“不正当”的思想。

江继续强调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同时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我们应当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他说，“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他接着说道：“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在北京，当时正是星期五晚上，估计有40万名焦虑期盼的北京市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希望庆祝胜利。在预定的时间，当天大部时间一直在莫斯科进行现场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屏幕上用表示胜利的色字体闪出一条消息：“我们赢了！”在天安门广场，这条新闻闪现在巨大的显示牌上，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欢呼声由此传遍整座城市。

笑容满面的江主席与他的同胞们一样欢欣鼓舞，在简短的讲话中，江感谢国际奥委会、中国人民和其他支持北京成功申奥的国家，还号召大家共同努力，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他随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与在广场上的群众一同欢庆。

人们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抛撒鲜花，挥舞旗帜，敲锣打鼓，行驶在北京各主要街道上的汽车不断响亮地鸣笛。“今年是中国三喜临门的一。”许多狂欢者都这样说，他们指的是建党80周年，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现在申奥又获得成功。

就在中国欢欣鼓舞之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打电话向中国的国家主席表示祝贺。西方的分析家指出，北京成功申奥标志着江泽民任期内的一顶点。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仅提高了他在国外的地位，在国内也是如此。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不到24小时，中国政府宣布将释放一名已在押4个月的美籍华裔教授。在5个小时的审判中，李少民在法律上被认定犯有间谍罪，现在他被勒令离开中国。人们曾普遍猜测李少民会在申奥进行投票之前被释放，从而降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因为这一直被看作是对申奥的一个威胁，但他并没有得到释放。不管多大的压力也不能使中国政府动摇。即便是布什总统也无法说服江进行干预。但是既然现在申已经胜利，中国看来很乐于接受这一请求。民族自豪感高于国际需要。

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是，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奥运主办城市之后两天，江主席访问了这座城市，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购买军事装备，巩固了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这次访问的高潮是江泽民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据说这所规模庞大的大学里面走廊的长加起来超过20英里。在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1000名学生及要人面前，江完全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畅谈了“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次他的俄语讲得不错，他一直学习这门语言。

江泽民说每次访问俄罗斯，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他谈到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时，他提到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这些俄罗斯的名家，听众席上发出一阵欢呼。江结束讲话之后，普京总统走上讲台说，在他看来，两国间没有任何重大障碍，甚至连语言障碍都不存在。

北京刚申奥成功，江在此时抵达俄罗斯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胜利。多年以来，苏联一直是中国迈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导师，但是后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俄罗斯全冲向市场经济和准西方式的民主，而中国则选择了更加谨慎的道路，逐步进行改革，并且时刻注意保持稳定。它的人民没有经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那种政治和出版自由，但同时也没有经历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4月下旬在安徽省视察时，江游览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奇山”的黄山。在那里他灵感闪现，用古文写下了一首简短的四行绝句。黄山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正如美国人心目中的大峡谷。历代的画家、诗人、学者和勇士都曾前来此地，赞颂它的壮丽，感它的宏伟。

在题为《黄山偶感》的诗中，江表达了登山后的欣喜之情，并为黄山的“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而诗兴大发。他写道“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而自己如何“且持梦笔书奇景”，正当此时，“日破云涛万里红”。

红色的云和漫漫长路肯定在江的心目中，因为在两个星期前拉美之行期间，他曾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首诗，其中也充满了类似的意象。至少，红云看上去反映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精神大行于世的毕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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