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终于快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提尼安岛上五〇九混合大队的成员们都感到自己像被遗弃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被禁止自由行动，他们要进行无数次单调的飞行训练，训练的目标一般都选在无人区，以避免伤亡。比如说，他们所选的目标就绕开了在罗塔岛附近的日本军事驻地。他们只有一两次极其珍贵的机会在日本上空进行单架飞机的急速俯冲拉升训练，每次都会投掷一枚被他们称为“南瓜”的圆球状炸弹，这些炸弹是“胖子”的复制品，但炸弹上都装有爆炸性能很好的弹头。因为种种原因，从没人向队员们做过任何解释，军方公报从未报道过这些任务，所以，根本没人知道这些任务。其他军团的飞行员根本看不起五〇九的人们，因为正规的B-29飞行部队要夜以继日地在日本上空投掷燃烧弹，在日本人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火中穿梭飞行，进行猛烈地轰炸。他们非常看不起懒惰的五〇九混合大队，所以经常在经过五〇九的驻地时，往下投掷石头，并且在公共厕所的墙上胡乱涂鸦，以示对五〇九大队的蔑视。

所以虽然他们沉默寡言的指挥官李梅将军并没有为他的到来和离去做任何解释，但是蒂贝茨的手下还是看到了事情有了转机，他们都暗自高兴。炸弹组中每个人除了知道自己的职责外，对其余事情一概不知，即使现在也只有蒂贝茨和一小部分人知道，他们正在与一枚原子弹打交道。

中尉雅各布·贝瑟尔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他是一名年轻的电子学专家，之前，他已经花费了足足一年时间来训练如何截获日本的雷达脉冲，在执行任务时，他必须截听任何会干扰原子弹正常运作的日军雷达。所以贝瑟尔必须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否则他的一不小心，就可能使原子弹被投掷出去时，与选定目标“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贝瑟尔的任务是协助帕森斯上校，这位老练的海军军械官熟知这枚铀弹的所有机关。帕森斯从“曼哈顿工程”一开始，就进入了这个特殊的项目组，他目睹了在新墨西哥进行的钚装置试验，对于这种炸弹的了解远胜于提尼安岛上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他现在很担心炸弹的保险系统万一出现闪失，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一天晚上，帕森斯目击了4架B-29轰炸机在执行常规任务时，刚刚从跑道上起飞就坠毁了。他知道，如果装载沉重的超级“空中堡垒”机翼下没有足够的空气，那么它的飞行性能将极不稳定。帕森斯一想到如果运载原子弹的飞机在起飞时发生爆炸，那么提尼安岛上的2万名官兵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为此，他忧心忡忡。

帕森斯把它的担忧告诉了“曼哈顿工程”的副总指挥汤玛斯·法雷尔准将（格罗夫斯将军派他来提尼安岛监督工作）。他们二人一起仔细察看了原子弹保险系统内的复杂开关，如果出现所担忧的情况，他们会阻止炸弹提前爆炸，当然，还得保证炸弹在该爆炸的时候准确爆炸。

原子弹内有三个开关至关重要，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会依次关闭。当原子弹离开弹舱时，第一个开关将关闭，同时会启动一个15秒的定时器（用来保证机师有足够的时间迅速飞离现场），让所有的保险线路断开。大气压力将会对第二个开关产生作用，5000英尺高空，开关将会闭合。第三个开关将打开一个自动雷达，这个雷达在炸弹接近地面时就会发出信号，在1890英尺高空开关就会关闭，原子弹的引线即刻点燃。在炸弹的鼻翼装有常规保险丝，就算气压计保险开关和雷达保险开关出错，这些常规保险丝在炸弹与地面接触时，也会引爆原子弹。

虽然保险系统做得极其精密，但是汤玛斯·法雷尔和帕森斯都不能想象，如果运载原子弹的飞机在起飞时坠落将会导致多大的惨剧，所以他们决定把“小男孩”送上天之前，必须拆除它的引爆装置。帕森斯将同核炸弹一同飞往目的地，在飞行过程当中，他才会重新安装好这个引爆装置。他必须在运载原子弹的狭窄弹舱中完成这项复杂的任务，所以，他需要不断地练习。

但是帕森斯首先要开一个任务讲解会，五〇九混合大队为此已经等了很长时间，现在他们即将知道这个军事机密。8月4日下午，蒂贝茨和帕森斯把执行特殊任务的成员们都召集到一间闷热的帐篷里。

蒂贝茨做了开场白，他说：“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即将运送的武器已经在国内试制成功，我们已经接到命令，用它来轰炸敌军。”但是是什么样的武器呢？帕森斯上校揭晓了答案，他说：“你们即将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最新型的武器，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我们认为，它可以把3英里的区域夷为平地。”他还向成员们讲解了阿拉默果尔多试验的有关情况，“当时10英里之外也能看到闪光，50英里之外也能听到响声，蘑菇云在新墨西哥上空升至三万英尺的高空。”讲解完后，他坐了下来。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没有人提到“核”这个字，他们也不想提到。

“小男孩”安静地躺在重兵把守的掩体下，对于那些充满好奇的护卫者而言，他仍然是一个“陌生人”。

8月5日，气象人员预测，第二天日本南部天空晴朗。人们把用防水布盖着的“小男孩”从组装棚缓缓地拖到起飞线上，然后把它放进一个事先挖好的装卸坑内。当飞机停在装卸坑上方时，人们就会打开机舱腹部的舱门，把炸弹用一个“大腰带”调到机舱内，然后固定。

这天下午，蒂贝茨交给画标识的工作人员一张纸，让他把纸上的图（埃诺拉·盖伊号的图标文字）复制到机身上，这个工作人员很不高兴，因为他为此要错失一场垒球比赛。刚画上去的标识是“埃诺拉·盖伊”五个字，这是蒂贝茨母亲的名字，她在上校年少时就鼓励他去做一名飞行员。

过了一会儿，帕森斯戴着两个密封的盒子，独自进入“埃诺拉·盖伊”号。一个盒子里装着钳子、螺丝刀、扳手，另一个里面装着引爆装置和相关物件，他在又小又黑的弹舱里反复练习装卸这个引爆装置。当他向汤玛斯·法雷尔将军汇报自己胸有成竹时，他的手因为擦伤而不停地流血。汤玛斯·法雷尔关心地说：“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我的手套拿去吧，这副手套比较保”帕森斯看着自己受伤的手指，摇摇头说：“没关系，不戴手套好一点，有手感。”

大概在半夜吧，机组人员们点了30道菜，举行出发前的会餐。8月6日凌晨1：37，三架气象飞机首先出发，直奔日本。“埃诺拉·盖伊”号的机务人员怀亚特·迪仁伯瑞上士习惯在飞机起飞前，用两个小时来进行飞行检查。因此，他很早就登上了飞机。送走“小男孩”以后，他竟然感到了一阵虚弱无力。

迪仁伯瑞最后一次检测完后，确定一切正常，然后，他爬进了弹舱。他拿着手电筒沿着炸弹右侧的狭窄通道爬行，在炸弹的鼻翼部分慢慢摸索着前进，然后又沿着左侧通道往回爬。在炸弹尾部，他被放在通道上的两个盒子碰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就他所知，这两个外置的盒子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打算把这两个盒子处理掉。正当他弯下腰准备捡起地上的盒子时，从弹舱口射过来一束强光，迪仁伯瑞吓了一跳，他立即爬出去寻找光源，把处理两个盒子的事情抛之脑后了。迪仁伯瑞出去后，他才发现那些光是强力照明灯发出的，因为格罗夫斯将军下令一定要拍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此刻有很多军事摄影师正围着“埃诺拉·盖伊”号拍照。

当全体机组人员登上飞机后，这两个古怪的盒子仍然安静地躺在炸弹尾部的狭窄通道上。其实，这两个盒子是帕森斯上校那天晚上放在这儿的，盒子里装着安装工具和引爆装置，届时，帕森斯上校将用这些工具来安装炸弹的引爆装置。

“埃诺拉·盖伊”号栖息在跑道上等待起飞，届时，将有12名机组成员和它一起飞往目的地，为了顺利扔下这个四吨半重的炸弹，飞机还携带了7000加仑燃油，这样一来，装载后的飞机重达15万磅。凌晨2：45，蒂贝茨对坐在右侧的副驾驶员刘易斯说了一句：“让我们起飞吧。”说完，蒂贝茨踩着油门，放开制动器，开动了“埃诺拉·盖伊”号，没多久，飞机开始颠簸起伏。蒂贝茨知道这是因为速度不够，所以超负荷的飞机飞不起来。于是，他让飞机以每秒80米的速度全速滑行，可是眼看就要到达跑道尽头了，飞机仍飞不起来，他们距离海边越来越近。在千钧一发之际，蒂贝茨用尽全力把驾驶杆一拉，在距离跑道尽头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机头终于抬了起来。这时，紧张万分的刘易斯和帕森斯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埃诺拉·盖伊”号飞离提尼安岛15分钟后，开始以7000英尺的巡航高度向前飞去。这时，帕森斯走上前拍了拍蒂贝茨的肩膀，“我们开始吧”。蒂贝茨向他点头示意，表示可以开始组装炸弹了。于是，这位海军上校和他的助手莫里斯·基普森少尉通过走道爬进弹舱，开始装配炸弹。这是一项既精细又艰难的工作，需要连续完成11个安装步骤。这时，基普森举着手电筒，帕森斯先移开铀弹后端的钢管后膛，插入引爆插头，再把后膛移回原位，然后接通点火线路。他们大概用了20分钟完成了炸弹的组装工作。随后，他们二人爬出弹舱，来到控制台进行监控，他们只需通过观察控制台上的彩灯，就能知道炸弹内部的一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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