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大劫难 作者: 孟国祥 文物损失的调查与统计 一高等院校内迁及其损失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计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大学分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8个学院，凡具备3个以上学院者，即成为大学。但这3个学院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各学院之一，不足3个学院之学校，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办理。 抗战前的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一样，也十分落后。学校本来就不多，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广东7所，占去一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发动于我国文化名城北平，继肇事于学校林立的淞沪，接着又深入长江和沿海一带。在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掠夺焚烧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学校遭到极大摧残。南开的被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第一个损失最重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三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战前，中国高校的布局很不合理，容易遭到敌人攻击。为保全中国文化教育计，将面临被摧毁和被敌占领利用危险的高等教育，尽力迁移就是惟一的选择。有识之士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预料，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为谋学校安全和保存固有设备，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为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 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内迁的高校，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抵达目的地，如中央大学。有的是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战区继续扩张，而被迫不断搬迁，如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迁校达六七次之多。也有办学条件不具备而不断迁移的，如江苏医政学院等。因战时多种因素，高校内迁历程中一些学校进行了整合。内迁各校虽路线、时间、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内迁西南昆明地区、四川、西北地区和广西、贵州等四个地区。本章在对高校内迁情况作概要叙述的基础上，介绍高校遭轰炸惨状及所受损失。 1高等院校内迁概况 （1）迁往西南昆明等地的院校 1937年七七事变起，华北的学校被迫向西和南流亡迁徙。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迨上海南京失守，武汉震动，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5月4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1938年增设师范学院。1940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是内迁最远的学校。 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即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步行团到达昆明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街头迎接，与步行团团长黄师岳握手。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多科性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仓促西迁，最初拟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因日军已侵占广东大部，遂于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师生经由其他道路，约于19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 因仓促搬迁，中山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截至1939年2月底，各院系共到教职员245的人，学生1736人。学校于3月1日开学，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校长为邹鲁，但他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1940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 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本国人接办改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成为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多学科大学。抗战八年中6次迁校，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战事发生后也多次搬迁。1937年11月底，该校迁至钱江以南的诸暨，不久杭州沦陷，学校被迫改迁江西贵溪县。1938年迁至湖南沅陵，与南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长沙大火后，湘域形势吃紧，学校迁至昆明。1939年夏，又迁至滇池东岸安江村，借村中5座祠堂、庙宇为校舍。1940年秋，战局发展一度危及昆明，学校又迁至四川璧山县。1942年夏，又迁至重庆沙坪坝。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学校辗转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 这一时期迁滇的高等院校还有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校。 战时迁入湖南的院校有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北平民国学院。 （2）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 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的44％。1937年至1939年，有31所高校（少数为分校）迁川。这些学校入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条由汉口溯长江而上，经宜昌，入夔门，过万县，再到重庆。水路入川较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为艰难。第二条路从湖北过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第三条路多为八一三事变后从上海来的，他们到汉口后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广西，从桂林经贵州入川。宋大鲁、程世平：《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53页。 中央大学是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该校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建于1920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使学校逐步发展为具有7个学院和37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八·一三事变后，罗家伦函电催促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8月15日，罗家伦召集在校生于四牌楼大礼堂，他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个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刘敬坤：《抗战中的中央大学》，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第9页。 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淞沪战事爆发不久，罗家伦就派请教育学院教授王书林、法学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分赴鄂湘川各处选择地址，综合各项报告考察结果以重庆大学地点为合宜。9月，罗家伦呈文教育部建议中央大学迁校疏散： “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当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其简单理由为： （一）不必将三千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罗家伦对选择迁移地点和必须注重的各项作了安排。在淞沪中日大战犹酣之时，提出搬迁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有动摇人心之嫌，因此，需要胆识和勇气。为表明心迹，他表示“至于家伦个人，拟于一切迁移手续办完，如期开学后即将校务委托妥人暂代，请求允许赴淞沪前方军中待命，以免学校安全与个人安全混为一谈，转增良心上之不安”，最后，他呼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甚愿钧部加以采纳施行此种打算”。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呈教育部该校被炸情形及建议迁校疏散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结果，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建筑和学生宿舍借与中央大学，可容学生600余人；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因重庆大学无相同院系及教学设备，特商借成都华西大学开课；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决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学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讲师因罗致匪易，除因事实困难不能赴蜀自动请辞者外，一律请其同往兼任教授讲师，因其事实上无法兼顾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均经大事裁减，计裁去助教59人、职员83人；图书、仪器凡可装运者均尽量装箱启运入川，计共1900余箱，10月初已有1700箱运存汉口。 1937年10月上旬，学校教职工开始迁徙。学校决定，学生和教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最后一批学生于11月中旬到达重庆。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1941年8月，罗家伦调任他职，顾孟余继任，后蒋介石、顾毓琇出任过该校校长。1945年8月，吴有训任校长。1945年12月，该校全部搬回南京。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该校创立于1913年11月，由美国传教会创办，原名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1914年11月改名金陵女子大学。1928年由金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为校长。193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体育、医预科、国文等10个科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散在上海、武汉、成都三地办学。1938年1月，集中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原址招生开学。《南京师范大学志（1902—1992）》，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金陵大学内迁。1937年全面抗战随即展开，首都南京各校相继内迁。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10月4日，该校在南京仍照常开学。但因局势恶化，淞沪、苏州、常熟先后沦陷，学校只得闭校停课。乃匆于11月25日，11月29日，12月3日，分批西迁。慌乱之中，教育部无法提供运输工具。1937年11月19日，校长陈裕光致函教育部，“惟政府机关纷纷西移，交通工具一时不敷支配，致本校员生300余人及全部设备均停滞校中。钧部对于本校素极爱护，拟恳设法商拨船舶，俾能及早成行而免危及员生安全。苟钧部未能设法，则恳转呈军事委员会或迳电钧部发给放行护照二纸，俾本校自行觅得船舶时，沿途航驶不致发生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为本校迁蓉继续上课拟恳钧部商拨船舶不致困难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12月30日，校长陈裕光在汉口又求援于教育部，“在京人员业于上月杪陆续脱险到汉，并已先后转宜虞轮赴蓉，筹备复课。图书仪器亦由京运抵宜昌。刻下该埠交通拥挤，本校图书仪器400余箱约125吨及全部随行员生300余人，均无法再行西进。恳祈钧部念国家培护高等教育之艰难，转咨运输各关系机关特予本校运输便利”。历近三月，经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而抵成都华西坝，承四川省政府及华西大学之协助与合作，理学院设于华西大学内。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此时在校教职员共计145人，学生计387人。理学院之一部分为学生实习便利起见，移在重庆借用上清寺求精中学校舍上课，并逐渐发展成理学院事实上的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私立金陵大学要览及概况报告简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2145。西迁中，师生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严峻考验。第一批师生曾在轮船上4天4夜只吃两顿饭，15天才走到重庆。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西迁。该校原设于南京白下路，校舍系租借而就。1937年9月2日，该校校长孟目的呈文教育部，“窃因国难严重，军事紧急，首都为全国重心，自抗战以来无日不为敌机袭击。因之本校新生考试，旧生续学均受影响，长此以往则我国与国防至关重要之药学教育将无由发展，兹为各学子免除失学计，拟恳钧座准予暂迁武昌定期开学，谋救国之分工作长期之抵抗。”之所以选择武昌，是考虑“武昌为全国中心，交通便利，若为教育输取器材或补充后方勤务等在调动上俱亟易行，倘国难平服，顺流而下指日返京，异时自无长途跋涉之虞也”。并申请迁移费55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关于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鉴于“前方救护工作端赖医药，方今抗战伊始，而此项人才已大感缺乏即医药用品来源杜绝罗掘已空，不敷尚巨，故目前造就药学人才较之平时更为重要，制造急需药物尤为当今迫切事业。职校为惟一国立药校，对于造就药学人才职无旁贷”。于是，1937年9月10仍在南京继续办理招生事宜，同时派员赴武汉租赁房屋，着手将校址迁安全地带。9月15日，校中应用家俱及仪器药品，已装箱搭楚英差船运赴武昌知关。 学校迁武汉历时3月，教育部即于12月25日通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敌军深入，势将危及武汉，着即日迁渝开学，以免学业中辍，并着令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利用川省土产制备急需药品以利长期抗战”，于是，该在武汉举行临时考试后，公文、校具等装箱启运，各项手续结束后全体员生遂于1938年1月12日分批西上。因客运拥挤须在宜昌万县停留，故迟至2月10日除少数学生拟候差轮停滞中途外，均抵达重庆职校，借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部分校舍，于2月2日正式开学，并与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落实学生分批前往实习。 1939年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将校舍收回，药学专科学校开学在即，便急租瓷器口黄葛坪一号民房，作临时授课之用。当时，鉴于“一年合同行将期满，续租每月租金五百元过高，且瓷镇日渐繁荣，工厂林立，几成军事重镇空袭之虞，在所难免，本校既永久留川，自应建筑校舍，因提出第24次校务会议讨论，结果咸以疏散固有必要，但永久校舍与临时校舍，性质不同，距离大学区过远，参考书籍之借用，兼任教员之聘请，行将永感困难，为目前计，时间经济亦均不许可，因议决迁附近江北县地带，现已在该县石马乡觅得相当地点，计四十亩，环山依水，竹木丛生，可资空袭之掩护，且交通便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因而于暑假期中兴建校舍，秋季开课。 武汉地区的高校内迁。1938年初，武汉的大学还没有迁移。1938年2月21日，武昌中华大学还准时开课。北平的朝阳学院也在湖北沙市恢复。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武汉的大学也开始了搬迁。1938年4月31日，在校长王星拱的率领下，武汉大学被迫举校西迁至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发端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1912年发展为国立武昌高师，1924年更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战时，该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度过了8年。1946年10月，武汉大学回到武昌珞珈山。 1938年6月，武昌中华大学决定迁宜昌三斗坪，华中大学决定迁桂林，后迁西南。1939年春，武昌中华大学迁重庆南岸觉林寺旁。1941年11月3日，已经迁川的朝阳学院自成都再迁巴县兴隆场。 这一时期迁川的高校还有山东大学、东北大学、牙医专科学校、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戏剧学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朝阳学院、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蒙藏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齐鲁大学、江苏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铭贤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商船学校、国立音乐院、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侵占东南亚国家，危及我国华南各省，迫使部分原设租界，或在沦陷区勉强维持的教会大学，以及原迁云南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如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国立艺专等校内迁四川；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等也迁往四川。 （3）迁往西北地区的院校 东北大学内迁。该校创建于1923年，校址在沈阳。张学良曾任校长。1931年该校成为有文、法、理、工、教育5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学校迁入关内，11月在北平复课。1936年2月，工学院和补习班迁西安，成立西安分校，校址是前陕西农林职业专科学校。1937年5月，学校改称国立东北大学，臧启芳任校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北平的部分该校学生，流亡到后方；部分学生奔赴延安。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以三台草堂寺等地为校舍，5月复课。不久工学院并入西北工学院，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至1942年，学校共10个学系，教职员158人，学生649人。丘琴：《东北大学迁川记》，载《抗战时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恢复了农学院。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以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不久，成立筹备委员会，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臧启芳、辛树帜等为筹备委员。又指定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合组后，各校仍保持各自的特点。北平大学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在院长吴祥云的率领下来到西安，10月下旬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学，设6院、23系（医学院不分系）。对内地及辗转千里迁至内地的大批学校，日机仍经常袭击，不予放过。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西风陵渡，日机频繁轰炸关中，西安常受敌机侵扰，西安临时大学再迁往汉中。4月初，将校本部设在城固考院小学，在文庙、小西关外、古路坝设分院。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6月，教育部决定撤销西北联合大学，并要求在原来基础上分别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五个独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国立院校。7月，在古路坝的工学院分出，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已迁至甘肃天水）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已在四川三台县）合组国立西北工学院，校址在陕西城固县，院长赖琏，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抵达汉中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校，1939年8月分出独立，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设于汉中市东南黄家坡。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在沔县，战后迁武功。原教育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改组而成）独立设置，改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设11个专业，院长李蒸，1944年7月，该院迁至兰州，后迁回北京。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12系组建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1939年9月在陕西城固开课。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校即迁至西安。余笃信：《西北大学在城固》，载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汉中》，1994年10月。 迁到陕西的还有私立山西川至医专。 （4）迁往广西、贵州等地的院校 迁往广西的院校有浙江大学、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广东教育学院等院校。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是清末杭州太守林启于1897年创建的。1901年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由蔡元培等倡议，将浙江工专、浙江农专分别改组为学院，合并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改名为浙江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州100多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决定搬迁，竺可桢校长认为不要迁到内迁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而要搬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城镇或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1938年至1939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浙大经6次搬迁到大西南。 迁往贵州的院校有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交大唐山工程学院等。 江苏教育学院原设于无锡社桥，以养成民众教育、农事教育服务人才为要务。1937年在炮火声中开课。同年11月无锡岌岌可危，该院师生和部分设备匆匆离锡，间道西行，经芜湖、汉口到长沙，借湖南农民教育馆及福湘女中复课。1938年1月迁桂林，先借广西大学文学院复课。1938年在七星附近建校舍4幢，借部分公屋和民房应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统局关于江苏教育学院概况的调查报告》，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9月20日，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四所私立大学决定在长沙、贵阳各设联合临时大学一所。10月12日，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一度联合在庐山勘定校址，次年2月3日才在贵阳花溪建立永久校址。先前内迁云南的中正医学院1940年后又迁贵州。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利，法西斯阵线濒临崩溃，1944年春日军垂死挣扎，孤注一掷，妄图发动湘桂作战及黔南战役挽回败局，迫使原内迁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部分高校再次内迁。1944年夏，之江文理学院、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华侨工商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迁往四川。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往贵州。 （5）抗战后就原省迁移的院校 在广东，广东省艺专、私立广州大学等院校进入粤北和粤西山区，广东的一些高校南下避乱于香港，或在香港设分校，香港沦陷后迁往广东内陆，如岭南大学和广东国民大学青山分教处等，中山大学1940年由云南迁回原省。在广东省内迁移的还有省立文理学院、勷勤商学院。在浙江，有浙江医药专科；在江西，有江西工专、江西医专；在湖北，有湖北农专；在湖南，有湖南大学；在福建，有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协和学院、福建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河南，有河南大学、河南水利专科等院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辗转迁移，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许多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师生在随校内迁过程中，辗转迁移，历经磨难。 在长沙遭空袭后，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内迁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既无直达铁路可通，原来的简陋公路汽车又不便通行。只有一条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出香港，从海路取道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当时准备赴滇学生为820人，分成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及教职员眷属，走上述这条路线；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旅行团的学生244人，教师有闻一多等11人。2月20日，旅行团出发，几天后到益阳，离船开始步行。渡沅水走常德、桃源。旅行团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行路艰难。3月7日更被暴风雨雪困在沅陵。不久，过湘黔交界处的鲢鱼铺，走贵州玉屏、镇远，3月30日到贵阳。4月4日旅行团冒雨离贵阳，乃经安顺、镇宁等地，过胜景关入云南境内，经曲靖、马龙等地，4月28日至大板桥，然后到昆明。经过68天长途跋涉，行程3360华里，旅行团师生于4月末到达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三迁西南。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于1934年9月，设镇江北固山麓大教场，陈果夫（时任省政府主席）兼任院长，胡安定为教育长。招收卫生行政科、医科、卫生教育科学员。抗战爆发后，陈果夫辞去院长职，由胡定安继任院长。11月23日学生乘船溯长江西迁抵汉，转道长沙，再由长沙溯沅水直抵沅陵。抵湖南学生135人，运出图书1200余种，仪器标本2600余件，药品卫生材料2000余份。当时借沅陵油漆职校校舍之一部，并临时搭建草房，租用民房，匆匆开课。 南通学院医科，1912年由张謇创设，初名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8月，改为南通医科大学。1928年农、医、纺织三科合组为南通大学，1930年改称南通学院。抗战爆发，南通医科因靠近淞沪战区而停课，师生于扬州改办第七重伤医院，救护前线转来的受伤将士，后转迁湖南衡阳并复课，由洪式闾主其事。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通学院医科在沅陵和衡阳复课后，因经费无着，同感艰困，分别多次请教育部救济，教育部以统筹计，令两院科合并。1938年8月9日，在沅陵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改属教育部领导，胡定安为院长。 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不久，因长沙会战，沅陵逼近前方，非安心教学之所，乃于11月24日迁院贵阳。设驻筑办事处于贵阳东门内湾弓街第12号。1939年1月25日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校舍上课。苦无适当院舍，复作迁重庆之计，3月23日，院址勘定北碚，购北碚地方医院为院舍。4月14日贵阳停课迁院。5月23日，在北碚开课。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二次炸碚，附属医院三等病房中弹被毁。1945年10月4日，接洽镇江院址之接收与保管。1946年9月19日，学院从重庆北碚迁返镇江原址复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函复各方询问及各类专科以上学校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137。 同济大学六次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同济大学将学校原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迁入地丰路静安寺路口（上海公共租界内）121号房。8月末，日本飞机轰炸吴淞地区，将学校的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及教授与学生宿舍等建筑，尽数破坏。 1937年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10月20日，在金华正式上课。未及一月，日军进犯杭州湾。11月，因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同济决定第三次迁校，由金华迁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新校址设在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学生分两路：一路从赣州过大庾岭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船沿西江到广西梧州，尔后背负行装，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到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至韶关，转车去湖南衡阳，再到全县，然后步行至桂林，再乘船由漓江而下至平乐，步行到八步镇。行程两个月。同学们忍受饥饿和疲劳，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同年12月，学校决定第五次内迁，校址设在云南昆明。迁校分为两路：一路是毕业班、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工乘汽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先步行至柳州，休息一段后再步行至南宁，然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员在龙州集中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经凉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940年夏，日机施行“疲劳轰炸”，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组成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迁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0月启程，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于山陡路险，行程艰难，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才得以在南溪开课。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多次搬迁，不得稍安，先后达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日军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该校先是分三批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从建德分批入赣，刚到金华，遭遇敌机轰炸，火车停开，师生水陆两路并进。步行师生，一路风雨兼程，有时遭遇敌机轰炸，白天走路，饥肠辘辘；有时晚间倒卧干草中睡觉；坐敞车的学生，因夜间结霜，冻得浑身麻木。整个行程历时25天，行走752公里，到达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迁泰和县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日军侵占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动，浙大被迫迁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学迁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先迁广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为迁校奔忙的校长竺可桢，忽闻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继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学校事务为重。教工、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航程艰难，货船曾遭空袭，遇触礁，历经劫难才到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当年夏启运，1939年春，才抵达宜山。1938年10月底学校复课后受到疟疾的威胁，仅两个月患病者达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轰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烧夷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江大学之标营宿舍、礼堂、教室多间，弹坑直径一丈五六左右。该年9月15日，又遭敌机轰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宁失陷，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峦重叠，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艰难。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见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5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各院一年级也同时赴湄潭。浙大还设有永兴、青岩分校。李华超等：《浙江大学在湄潭》，载《抗战时地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页。这样，浙大师生经过三年颠沛流离，辗转五省，终于在贵州找到一个立身之地。从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过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八年中八迁校址。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八迁罗定。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大学各项统计表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048。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大都历尽艰辛，一迁再迁。也有在内迁过程中，一直以演剧宣传为主的，如国立艺专。国立艺专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创建于1928年，由蔡元培创办，林风眠任院长，院址在杭州，设有绘画、雕塑、图案、音乐4系。1931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迁至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西迁途中，艺专师生组织“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便及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长途跋涉，国立艺专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校舍暂借昆华师范。1940年，艺专新增设的建筑系并入西迁的国立中山大学。同年，国立艺专迁往四川壁山，校长几次更换，最后由潘天寿主持。抗战胜利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分别恢复原校，杭州艺专仍称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在昆明》，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11、116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罗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马、牛、羊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并推举王酉京为负责人。王酉京和职工们在行程中，有时还碰上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经过在六安到叶家集之间十个山村的短期休整，1938年3月又继续西征。路上死了一些病弱牲畜，加上有的道路野狼成群，有的地区因雨季来了只得绕路，有时走乡间小道。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上旬到重庆，仅剩有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及少量家禽，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王酉京也因护送家畜，被誉为学校的有功之臣。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面临的是生活条件的艰苦，教学设备的简陋。先后内迁四川的48所高校师生，多受国破家亡之痛和远道迁徙之苦。初入川，多数学校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作校舍。如武汉大学曾借用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闹嚷拥挤，空气混浊，很难安歇。江苏医学院、国立医药专科学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难多次搬迁。 西南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刚搬走的坟地上建成，房屋潮湿阴暗。雨季房屋漏水，学生要打伞睡觉。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部分学生住翠竹庵等处寺庙，学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简易的校舍。广西大学迁贵州榕江后，还在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及演武厅礼堂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 内迁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或因敌机轰炸，一路流离颠沛，图书仪器无法运出，或损坏散失。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一册。 各高校在内迁途中，因医疗条件差，师生发病率高。如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根据1942年统计，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武汉大学学生死于地方病的达60人。一些极富才华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联合大学，据校医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统计，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诊者达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脏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院校师生在迁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在回忆内迁广西情景时写道：“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檣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息。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曰：京口之大华、英公司德和俱被炸矣，死者约二千余人。闻之惶駭。旋转湘乡……未几，伤兵集湘乡，不得已又迁桂。” 即便在省内迁移者，也是历经磨难。如河南大学于1939年因开封沦陷，迁入伏牛山处的嵩县县城及嵩县潭头镇。1944年5月，日军陷洛阳后，校方疏于防范而没有及时组织转移，等到日军到时才仓皇出走。5月15日，日军逼近潭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在急难择路中，有5人遭遇日军，当场中弹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觉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刘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尽。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被俘，其妻被杀害于杨坡岭。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师生二十余人被日军关押，罚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伤。 3战时对内迁高校损失的统计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37所迁入内地，15所在敌机轰炸中勉力支撑。全国原有大专教师7500多人，职工4300人，学生42000人，因战争而失学者超过2万，占了一半，失业的教职工也达2000人。据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46所高校统计，师生死伤不知下落者10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为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史档案、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教育主管部门对西迁的69所高校财产损失进行调查。1939年据统计，这69所高校由于在西迁途中辗转搬运，图书设备损坏严重，直接财产损失22491867元。194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中国季刊》上撰文称，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国公立专科以上77所院校总损失达90451000元以上，国立23所院校共损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损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计损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韩启桐对高等院校财产损失进行分析研究，将南开大学损失数内的中学部分减去不计；补充了陈立夫报告中没有的12所院校的损失，这12所院校为：东北大学、贵阳医学院、福建学院、湘雅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及广西大学；根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对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商学院、民国学院、南通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12校损失进行了修正；扣除校园土地价值部分，初步估计89所院校的损失为74750000元，即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000元。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对照可以发现，韩启桐的统计并没有将1940年、1941年日军对内地高校轰炸所致损失计算在内。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为查报抗战损失金大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中国元计算，其损失相当于14年的预算。金陵大学战前图书已达317839册，而据1938年5月31日的统计，仅剩16946册，这里面还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金大1926—1937学年度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649，卷68。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迅速成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调查统计工作，并形成了一些统计资料。但由于战事仍未结束，统计局限于一时一地，无法完整地反映抗战中高等院校损失的全貌。 抗战胜利后，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又千里迢迢迁回原地，撇开物质和精神损害不论，这往返的搬迁费用就很惊人。1946年统计，专科以上学校间接损失中，迁移费为503 120 695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战后调查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计有108校，七七事变后应战时停顿及先后迁移后方者达2/3以上，其后陆续增设至1945年8月，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42校，其中受战事损失者共115校，占总校数80%以上，其未受损失者仅后方新设之少数学校。同上。 二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以轰炸、纵火等种种暴虐、野蛮手段，极力毁灭中国大中小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摧残至为酷烈，给中华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中国的各级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极其严重，本节仅就战时中国部分高校遭受空袭、轰炸所受损失作简要的叙述。 1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高校损失概况 中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数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教育文化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密集沪市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表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 “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具体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位于吴淞。“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大礼堂被日飞机掷弹炸穿七个大洞，医学院生理研究馆、中学部、教室宿舍及新筑将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飞机掷弹炸穿12个大洞，此外，被日军炮弹攻穿与机枪打破之板壁窗户尚不知其数。屋瓦横飞，梁崩栋折，尤以附设工厂大部分竟至塌为瓦砾场。” 持志学院位于江湾水电路。2月10日下午，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校具等，概遭焚毁。中学部此前即被日军放火焚烧。 上海法学院位于江湾路。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 中国公学在台湾。校舍十分之六毁于炮火，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李书籍等，被焚毁损失惨重。 私立复旦大学位于江湾。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日军长久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其中简公院、子彬院、女生宿舍已成废墟，图书馆藏书尽成灰烬。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一墙之隔。2月22日被焚起火，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受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7438187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事实上，此时上海全被日机炸毁的暨南大学大礼堂。 ——采自新生画报号外《抗日画报》第十号市共有高校33所，其中16所遭受战火的破坏，占全市总数的50%。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日军掀起破坏中国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日军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南开大学部的秀山堂、本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 半月以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机首先轰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炸毁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7年8月23日，日军飞机轰炸同济大学，“校舍等各项建筑均被破坏，所有校具等机械设备，亦均被炸毁无余”。复旦大学体育馆被夷为平地，子彬院（科学馆）及学生宿舍等也被炸毁。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厦大学，“巍巍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200万元以上”。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厦大学的苦斗》，载《教育杂志》第39编第4号。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大部被炸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九十多所（高校14所，小学44所，中学27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澳］哈罗德·约翰·廷伯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学校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至于内部设备除化学教室内尚有一部分普通仪器药品，临时不及抢救外，因事前早有准备，所有重要图书仪器文卷成绩等项，均已转运，故损失甚微。”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央大学校长呈报该校8月19日、26日先后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5287。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敌弹一枚，该建筑之西北角被其炸毁墙壁，完全震塌，损毁较重，将来修复颇为困难。所幸原在内办公人员已先一日转移三牌楼农学院内办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种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1937年12月底，中国政府教育部对开战以来中国教育机关所受中国教育机关被日军破坏之区域、数目及其估计之损失作了初步的总结： “自战争开始迄今三月有余，日军连续采取其一贯之残酷行动，以大炮飞机摧毁我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当撰写此文时，我国专科以上学校之被全部摧毁，或局部摧毁者已达23所。此外尚有无数中小学及他种学校也遭同样厄运。” “日军以炮火炸弹破坏中国教育机关而最使人注目者，厥为区域之广阔。北至平津，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内地江西，各地学校校产、校舍及图书仪器等设备，付诸一炬者为数甚大。日机轰炸实尽量以自其根据地所能达到之地点为惟一止境，彰彰明显。 教育机关之被摧毁者，在上海及其附近有国立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东南医学院，正凡文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同德医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私立体育专科学校，共计14所学校，大多数均曾受日军炮火多次摧毁，现所遗者，仅一片瓦砾而已。截至12月25日，上海共有27中学，44小学几化为灰烬，此外，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馆也均遭摧毁，而其他文化会社及与教育有关之机关，如商务印书馆等，姑不具述。但教育文化机关所受物质损失估计非常困难，且正确之估计，在短期也非可能。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学生同济大学是战时迁移地点最多的大学。从上海江湾至浙江金华、至江西赣州、至广西八步，最后在昆明上课。这是该校学生和昆明各大学学生为抗战献金时的情形——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天津之私立南开大学，尽毁靡遗，其中学男子部与女子部及小学近全毁；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及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之遭遇亦同。保定之河北省立医学院及河北省立农学院也均受重大损失。北平及河北境内之专科以上学校物质损失虽不如上海及天津之各校，现在环境下，已失去中国教育上之效用。但在北平区域内，有专科以上学校14所，在河北区域内有8所，约占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五分之一。各该学校校舍，现已多数为日军所强占，充日军营房，最显著者如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等。 日军之残酷行为并不限于上海及天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曾两度被炸，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四遭日机袭击，其实验学校及小学几乎全部被毁，该校牙医专科学校亦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远在内地之南昌，亦有数校遭日机轰炸，及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省立第一中学及葆望女子中学。凡此诸校，均距离战区至远，且绝无借口涉及任何军事目标之可能。 津沪横被摧毁之学校及北平强被日军占据而失去教育效用之学校，内有全国学校之最优良者，不仅代表中国人民文化幸福之寄托所在，且代表中国树立教育制度过程中数十年来，无数国人惨淡经营与努力之效果。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立于1898年，复旦大学设立于1905年，南开大学本部于1919年由前期之中学扩充而成，而就中若干学校，平昔所搜罗者颇多全世界最优秀之师资。各地被毁及被占之专科以上学校约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二分之一。此种学校在教育文化方面之损失，自不可以数计，且不能与其物质损失相比拟。各校校舍、校产设备及图书馆之损失，根据1935年之值估计损失约为国币5700万圆，国立中山大学尚不在内，其新校舍实值1000万圆以上。各校受日军直接间接行动之损失确数估计至为困难。” 教育部的报告还以事实揭露日军的暴行是有计划、有系统之破坏行为： 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七期 “中国被毁学校所受物质及人命之损失既如此重大与酷烈，然吾人设一思及日军设施此种暴行之方式，则此种恐怖景象本身已属无关重要。据可靠消息，日军飞机师所携带地图，显将中央大学列为轰炸目标之一，该校之于8月15日、19日、28及9月25日四遭空袭者，其解释均可由此项消息中探求之。该校迭遭多次空袭，日本机师自不能狡辩误认该校为军事机关。国立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市若干里以外，自成一孤立地位，四周并无任何其他机关之房屋。上海许多学校也具有同样情形，如国立同济大学，在被轰炸时，距离军事行动区域若干里以外。凡此学校，均未为中国军队所占。南昌被毁各校，实际上在战区数千里外。根据此种事实，不能逃避下列结论：即中国教育机关之摧毁，实不外日军有系统的计划之一部分。 日军所欲摧毁者，已竭尽其力为之。世人如当有对日军之真实企图与坚决目的表示疑义者，可用南开大学被毁之一例释之。日军之摧毁该校，曾使用一切可能之破坏之工具，属于机械的，人工的，如炸弹，炮火及煤油等等，其残酷行为，曾经事先周密计划。7月29日清晨，日军开始炮击该校图书馆及其他部分，是日下午炮击尤密，日军并以飞机指示大炮轰炸地点，直视该校为一军事堡垒。在此继续不断之猛烈炮火下，该校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均付一炬，全校已成灰烬。次日下午，日机复前往轰炸该校中学男子部、女子部及小学。7月31日后，复派遣日鲜浪人多名，携带煤油前往该校，焚该校残留部分。在该校全毁后，复抢学校之设备品及教职员与学生之私人所有物而去。单就该校而论，其损失已达国币数百万元。南开之被毁，将使后世人常常回忆日军毁文化机关而无顾忌之一种例证，且为日军采取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方式摧毁能事之一例证。要之，日军对于南开所摧毁之范围，及所使用之方法，实行之方式，可用以衡量其他同样被毁各校之损失，倘其暴行不受抑制，并可用以衡量日军对于其他无数中国教育机关所能摧毁之程度。” 上海晏摩氏女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 教育部的报告进而剖析日军此举的真实企图与政策，“日军对于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所施有计划之广大摧毁，仅有一种意义，即日军指挥者意欲本其有计划之企图与政策，摧毁中国教育，使其几无救展之可能，即复兴亦须经过长久之时期。日军摧毁中国教育文化机关之暴行仅可以此解释之”。 “10月20日东京方面曾有一种因内心惶恐而发表之卑鄙报告，谓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委员长，因日机轰炸，致中国军队营房感觉缺乏，拟将各学校校舍改为军用，并谓蒋委员长，经与学校当局详密会商后决定对学校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末又称，因中国学校实际上已改为军事组织，故日本军事当局可无须辨认学校与军事机关区别，而日机对于中国任何学校均可施以轰炸。此种露骨论调，并无足惊异，因日军从未承认此项区别；惟吾人所惊异者，即日军除以极幼稚之遁词狡称中国军队缺乏营房，并与学校内实施军事训练外，现已公开暴露其政策，欲使中国之教育及其他文化机关永久毁灭。 日本军人及舆论久已认为中国在进行抗日阵线之组织，并认为中国学校系此种敌忾情绪之发源地。日军之决心毁灭南开大学者，即因该校为反抗日军侵略华北之舆论中心；日军之亟欲以最迅速最周密之途径消灭中国之知识与文化生命者，其故亦在此。” “日本政府及其侵华军队曾迭向全世界狡称，彼之军事行动乃对中国政府及其军队，非与中国人民为敌。惟自本年7月开战以来，日军行动已屡自证所言之伪诞，其尤为显著而酷烈。战争继续发展，势将更有其他多数教育机关横遭同样厄运。日本此种行为，除演成大量物质损失及人命牺牲外，其意义实超越单纯战争之性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草拟中日战争中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之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1。 21938年以来，部分高校损失举要 中山大学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十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7页。 1943年11月6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报告该校财产损失统计情形，“1938年10月底广州沦陷损失校产及器材经于1940年2月20日天字第765号呈送各院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其由港运回一部分器材在1939年12月底在海防沦陷敌手，亦以列具详细清单，在九龙沦陷器材并经造据清册，附同统计表于1942年4月22日汇集呈送。计本校在抗战期间直接损失共1497628305元，惟所列损失总额系照当时国币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日寇暴行实录》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湖南大学损失。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27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50余枚，爆炸弹30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300万元以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湖南大学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可谓历尽磨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941年7月17日，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于电呈教育部，报告麓山校舍1940年3次遭轰炸财产损失情形：“查本校长沙麓山校舍于去年3月3日遭受寇机轰炸损失奇重，业经呈奉钧部在去年4月高字15529号马代电饬依照院颂表式将损详情翔实填报等因，遵即转饬长沙留守员遵照办理，去后，旋据该员电报4月18日10时，又有敌机7架来山投弹30余枚，轰炸本校一院校舍，部分损失等情当即电示该员，依照前项办法迅速照报，正拟办间，复据电告，寇机9架，忽于5月7日午后分3次来袭，投重磅炸弹数十枚，一院及文庙全部被毁，损失较前两次更大等情，前来比饬，一并汇报。兹据该员造具，各次共有损失报告单列，核查3月3日损失357000元，4月18日损失118000元，5月7日损失402600元，三次共计损失财产877600元……查麓山本校校舍具有千年之历史，经过若干人之经营，始能大具规模，奠定学府宏基，一旦损毁，几无全瓦，殊堪痛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电呈本校麓山校舍去年三次遭受寇机轰炸财产损失报告清单请予备案并拨款修复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1942年，湖南大学对抗战以来财产损失数目与复原经费作一统计，从中可见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之巨： “战时损失：本校自抗战以来，麓山方面先后被敌机轰炸5次。辰奚方面被炸两次。就战时之物价估计，两处损失，约计国币100万元左右，由长沙西迁辰奚，旅运各费，共计20余万元。以二十七、八九年物价与现时之物价相较，有超过数十倍或数百倍不等，就现值计算（照以前物价与现时物价普加20倍计算），共计损失国币2400万元之谱。 复原经费：本校麓山本部，经历次轰炸，教室宿舍及其他重要建筑，毁损三分之二，其存者百孔千疮，非大加修理，不足以资永久，而壮观瞻。关于仪器、图书、机械、材料，以及其他设备，历次损毁甚多，均须尽量补充，俾资应用。将来由长沙迁回麓山本校，公物运输，固由公款开支，而抗战期间员工学生，含辛茹苦，共维大业，复原旅费，亦应由公家负担，以示抗战普天同庆之意。查复原经费内，计分三部分，（一）建筑费共需国币二万万一千万元。（二）设备费共需国币2700万元。（三）旅运费共需国币300万元。以上战时损失，与复原经费，共需国币二万万六千四百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以来教育机关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4。 3“疲劳轰炸”给内地高校造成的损失 “疲劳轰炸”，即日军所说的“神经轰炸”，是指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发动的对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的轰炸。由于内迁聚集在这里的高校较多，因而损失也大。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部下达了“345号大陆作战令”，要求侵华空军组织“航空进攻作战”，矛头直指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作战令要求空袭重庆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中枢机关，甚至直接袭击市民，“给敌（中国）国民千万极大的恐怖”，袭扰中国抗战后方，使军民丧失抗战意志，生产生活难以为继。1938年12月26日，22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在陆军航空兵团团长寺仓少将指挥下，自汉口直扑重庆，揭开了大空袭的序幕。 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45架日本中型轰炸机分两批轰炸了重庆。5月3日晚6时许，又有27架飞机轰炸重庆，并投下燃烧弹。两次轰炸，共造成平民6000多人伤亡，在4日的轰炸中死亡即达2000人。 1940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代号为“101”的更大规模空袭，空袭频率加快，调集300多架飞机。从1940年5月18日当年的第一次轰炸，到9月20日之间，日军飞机大规模出动有30次，平均4天就有一次大轰炸。日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404吨。可以推算，每次空袭，出动飞机近70架次，投弹22吨。8月19日和8月20日，轰炸达到高潮。19日出动飞机190架，第二天是170架。这年轰炸，不仅针对商业区、居民区，还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教育设施、医院进行了轰炸。 1941年夏季，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轰炸（代号102），7月21日至8月31日共42天，对重庆轰炸14次，出动飞机2389架次，投弹1500余枚，即每3天就有一次空袭，每次出动飞机170架次，投100多枚炸弹。8月7日后的一星期，轰炸“无六小时间隔”。 现将“疲劳轰炸”，特别是1941年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作如下介绍： （1）重庆地区高校所受损失 1940年5月20日，日机轰炸南郑的同日，又在重庆肆虐。日机出动70架，将重庆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余烬尚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5月29日，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4。 1940年7月4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重庆大学和内迁的中央大学，两校主要校舍均被炸毁。 1941年7月5日，日军轰炸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大部分被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第3期，第8页。8月23日，日军飞机再度空袭重庆沙坝学校区，各校均损失惨重。此外，西南联大、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北农学院、云南大学等先后遭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严重。 重庆大学的损失： 1941年10月31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洪元向教育部报告： “案查去年8月10日及21日敌机常扰陪都师部，本校西屋被炸，公私损失惨重……兹查明8月10日敌机轰炸时，本校作育所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炸毁办公室一间，并震毁全部寝室、试金石及饶家院教职员宿舍。21日再度被炸，理学院门首中弹2枚，该院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器具多被震毁。饶家院教职员宿舍中弹一枚，炸毁舍屋10间，余均震坏。运动场中弹两枚，试金室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新生宿舍附近落弹一枚。前后中弹计有11枚之多炸毁大小房屋，震坏校舍校具按照？估计，修复校舍约需国币545000元，添置校具约需国币156800元，合计共需国币70万元。又查上述两次轰炸时，教职员遭受损害者计有蒋梅笙等12人，据报损失各物约值国币22240元。” 1943年9月9日，国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呈文教育部，汇报该校抗战以来所受损失情形，“查抗战期间，本校所受损失，关于仪器及化学药品方面，计31年2月在仰光随时测量仪器，电气仪器，采矿冶金仪器，及其他化学药品36箱，当时值20余万元。此项仪器、药品系于民国26、27年间向德商兴华洋行订购，始因交通梗阻，寄存港栈，嗣因欧战发生，被港政府扣留，中经函托香港中央信托局代为交涉，始准提货，不意30年4月，经凭财政部免费内运护照，由香港运抵仰光，承运之利安公司即倒闭，致未能赓续起运，时局吃紧，本校于41年2月电请中央信托局抢运，及中央电台住腊代表张慈涵就近协助，率以抢运不及时，全部损失，估计现值2000万元。关于校舍方面，本校于29年5月29日被敌机轰炸，中弹50余枚，工学院及教员院第3号楼房均被炸毁，行字斋、气象台、绘图室、农场房屋、男女生宿舍及教员院第1、2、3单元各幢，大部均被震坍，或震毁。理学院瓦及玻璃，亦均损坏。工学院仪器各系均有损坏，尤以电机系损失最大，其他校局具损失亦多，当时约值25万，现值800万元。又30年8月10日及21日复遭轰炸，计10日体专科办公室一间全毁，课堂寝舍多被震坏。21日饶家院教职员宿舍炸毁10余间，余均震坏。理学院第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校具，亦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1941年10月29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呈文教育部，并附损失清册七本，统计了1940年8月两次被炸所受损失，“案查本校于去年8月2日及8月4日两次被敌机狂炸，损毁情形已经于8月29日及9月4日发电呈报在案，关于全校两次被炸之损失，当即分别从事调查，兹将已调查完竣者，先行开列于后，计房屋675800元，图书10万册7631元，材料62690元，车辆10万元，用具22051076元。物品52077元，以上共计121800876元”。 1941年8月中央大学连续遭两次轰炸，其被炸情形及损失为： “兹查是日（28日）校区以内，共中炸弹23枚，计总办公处前着重磅炸弹1枚，屋顶全部震坏。化学馆航空系教室各着弹3枚，房屋全部炸毁。法学院、理学院、林学院办公室教室及建筑系教室均被波及，塌毁一部分；艺术系教室着弹2，屋顶门窗全部震坏。学生第四宿舍第六宿舍教职员饭厅及教职员第三宿舍各着1弹，屋顶门窗全部或一部被炸毁。开水房以及学生第二厨房各着弹2，房屋全部被炸毁。学生饭厅着1弹，屋顶门窗墙壁被炸一部分。第二教室、第十四教室各着1弹起火，全部焚毁。校门口着1弹，校传达室电灯房警卫室及材料室震坏。第二防空洞顶上及第二球场各着1弹，尚无损失。惟并屋瓦被震落者计算在内，则全校房屋已无一完整，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电呈该校八二八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8月30日敌机袭渝，本校又遭轰炸，共着弹15枚：计警卫队储藏室、办公室、本校材料室、汽车房，共着燃烧弹3枚，起火燃烧，储藏室公物及材料，全部焚毁，损失甚重……图书馆、学生第四、第七宿舍、学生第一厨房、学生大饭厅，各着1弹，房屋炸毁或震坏一部分。工人厨房着1弹起火，幸即扑灭，教职员宿舍着弹2枚，房屋毁坏大半，教职员第三宿舍尚未修复，又落弹3枚，马路侧着1弹幸未炸发。” 1941年9月19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呈报8月23日敌机轰炸损失： “财产损失情形：查是日轰炸东山之敌机，共计九架，投掷燃烧弹及爆炸弹约百余枚；在本校及其切近周围区域，约有四五十枚，致月塘第一男生宿舍新建之楼房一栋，全被炸毁，经查原造价值约373625元，该宿舍其他部分屋顶之同被震毁者，估计原价约450元；又白塔街本校女生宿舍一部分被毁，并震坏门房及其他部分之屋顶，估计原价损失约270元；总计房屋损失共为原价445625元；该两处一切应用公物，如写字台、自习桌椅均被炸毁，原置价值约共4038元。其中住宿学生之书籍衣物，尽被炸毁，损失情形至为惨痛。惟详细数目，尚难作精确之估计，计损失较重者，女生有谢云清等9人，男生有石真球等34人。至各教职员因职务关系，与个人经济情形，不能遵令疏散移往乡间，仍散居城市各处者，此次被炸，所住房屋，或被焚烧，或被炸毁，书籍衣物之损失，亦极惨重，当经详细调查，计有倪德修等13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呈报该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1941年8月23日被炸损失情形： “本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于本月23日午后全部被炸。查是日敌机27架，于午后滥炸磁器口，投弹约100枚，本校附设药厂四周，落弹数十枚，房屋全部震毁，所有一切原料成品玻璃仪器及各项生产器具等，共计损失约8万余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陈思义为呈报附设实验药厂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9。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41年8月两次被炸损失为： “查本院于8月11日惨遭敌机轰炸投弹30余枚，炸毁总办公厅女生宿舍及作物组房屋各一部。复于23日向本院投弹数枚，幸落隙地但仍震坏房屋多处。是月30日复将本院男生宿舍、第四教职员宿舍及女生部澡堂炸毁各一部，并炸死工友杨精益一名，炸伤工友蔡子光一名。本院有财产损失统计已达126562元之多，员工财产损失统计已达34155元。现恢复建筑之维修费应需52652490元，而赔偿损失之购置费应需款123481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颜歌呈报被炸损失及维修购置计划仰祈鉴核惠拨巨款救济员工损失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2）西北地区高校被炸损失 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8月30日遭敌机轰炸。1941年8月又遭日机轰炸，此次轰炸财产损失为： “查本院于本年8月5日上午8时30分被敌机7架轰炸，投弹20余枚，本院大楼东北隅图书馆即印刷室附设高职办公室合作社等处均中弹被毁，房屋门窗水管玻璃图书仪器电料等损失约8万余元。训育员王文英、一年级学生宋肃孟、投考高职学生张杰仁被炸殒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甘肃省立甘肃学院院长宋恪呈报该院1941年8月被炸情形：“查8月31日，敌机袭兰，本院竟遭惨炸，（当晚）……本院共落弹11枚，所幸师生工友尽皆无恙，惟交通部会计训练班，借本院房屋办理，死学生2人，炸毁教室2座，共计8间，办公室3座，共15间，学生宿舍12间，贮藏室2间，此外大礼堂前檐全毁，图书馆南墙亦倒，防空洞一部亦遭塌陷，至实验室及其他所有房屋，概受波及除门窗屋顶墙壁悉数破裂外，即什物器具亦大部损失，……恢复以前，最低估计，非15万元莫办，前请钧部准拨救济费5万元，俾资补助一节，恳祈准予从速拨发。”《呈报本院被炸情形及修理开课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案849。 1940年5月29日，国立西北医学院向教育部报告：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该校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该校损失惨重。《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4。 1943年9月11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报告该校搬迁、被炸等各项损失为：“查本校原设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校舍及各种设备均沦入敌手，约值过去之银币1070余万元。嗣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校，经过5年于之惨淡经营，粗具规模，26年七七事变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设备约值银币82万元，亦均陷入敌手，27年春以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校舍密迩机场，无法继续上课，乃迁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虽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损失，而迁费约值银币7万元。在三台遭受敌机轰炸及历年防空设备之损失约合银币5万元。是本校在抗战前后共计损失，约合银币1214万余元。” 1943年9月，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连向高等教育司报告该学院变迁及损失，该院系于1938年秋奉令合并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于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该院校等直接所受损失亦即本院间接之损失，迨至本院成立后数年来锐意经营而设备仍欠充实。缘抗战中所遭损失有以致之兹经查明，图书仪器损失现值亦即系本院于抗战后期待复原所需用，计中英文图书约值332000元，各工程学系仪器约320万，总计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学院根据行政院政务处函“以联合国订立战后救济及复兴协定，美国政府将于今秋召集会议讨论一切，饬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战后复原费用分列清单具报，以便汇转提案等由”，对抗战以来学院损失进行调查，附清单二纸，“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展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潮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尚存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之数，其余一部均属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运出焦作即被沦陷，尽为敌有，留有房屋家具亦均为敌所毁没。现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又以战时教育计划力量集中，奉令与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战后准予回焦作复校，将来图书仪器之装运及购置房屋家具之修理及建设需款甚巨，估计战后复原需要之费用约计美金179万元”。 （3）西南地区高校损失 西南联合大学的损失： 日军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的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以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为对象，俯冲投弹，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坏。此次轰炸中，清华大学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2枚落弹，屋顶遭到严重损坏。办事处后院中用于存储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所致损失比上次更为严重。“本校于本月14日被敌机轰炸，校舍被毁，业于当日以急电呈报在案。兹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余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处出纳2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统计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不过220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小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次此被炸，倒毁房屋48间，上述两处被震毁者共约190余间，倘照原样修复，所费必更不赀，但即简单修葺，俾可勉强应用亦需20余万元”。《西南联大电呈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学校教室只好作为宿舍。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1941年8月30日报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时敌机狂炸宜宾，本院门诊部后座中一弹，库房膳食厨房炸塌，办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坏，并震破窗户多处，经于十二三日停诊两天加以整理。”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门诊部被炸，计六类别物品损失共335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袭中，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的损失，计屋瓦墙壁灰顶竹篱课桌方凳各项估计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1943年12月22日报告，该校财产间接损失，自1938年至1942年，计191920365元。又原复计划必需费用，依照现值最低估计，需215万元。 相比有形的损失，“疲劳轰炸”对市民和师生的精神摧残更难以文字表述。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闻之如惊弓之鸟，是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人们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乱，饮食无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难时，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2小时，最长达9小时，洞内人多空间狭小，空气浑浊，潮湿难耐。时间一长，再有耐心的人都会烦躁不安。空袭对中国民众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次惨案中，共死992人（儿童151人），伤八千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轰炸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恶化了师生的生活状况。跑警报也给人们的身心以很大的伤害。警报有3种，跑警报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警报声声，人心惶惶。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应当指出是，在国土沦丧，敌机狂轰滥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迁至大后方，坚持办学，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