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１９４０年以后，日本人继续推行其“治安肃正”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他们在以专用部队的讨伐做为‘经’，以警防队、行政警察、森林警察队、协和会归顺工作队及其他有关机关的各项要务做为‘纬’……，一并进行强力治安工作和彻底治本工作。除了这种大张旗鼓的“讨伐”行动外，日本人还搞了不少名堂——“彻底断绝粮道”以把抗联部队赶进“饥饿圈”，对稍有可疑的人进行“盘问”以“追究其同类者和背后的关系”；“大检查”——对居民按户口、居民证、指纹逐一加以对照，发现有不符者，即当做“不良分子”予以逮捕……

抗联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但却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

东北严峻的形势要求抗联必须改变游击运动的布局和活动方式。

抗联的领导们感到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统一党在东北的领导，而要实现这种统一，首先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只有党中央才能使东北的党组织实现统一领导。

可是，如何恢复与失去联系多年的党中央的联系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苏联。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站，也请求苏联方面转递给中共中央的信，但这些行动却都没有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早在１９３９年９月，冯仲云来到了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称其为伯力城），他对苏联人说：请你们协助我们“召集北满、吉东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路军的合并和统一”问题好吗？

此时，日军在中苏边境的军事活动一天比一天多，苏联人正需要抗联为其提供日军的有关情报，所以对冯仲云特别热情，他们说：“哈拉稍”（好）！我们会派专人负责此事的。

由于有苏方的大力支持，所以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很快便在伯力会面了。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第一次伯力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１月２４日到２月５日，开了１３天会，参加者都是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也主要是抗联内部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前者主要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建议首先实现吉东、北满党组织领导统一，以达到全东北的党领导的统一”。后者则在分析了东北游击运动发生发展和挫折的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最后胜利的前途。同时对于抗联斗争的策略、党的组织、军队改编、反奸细斗争等问题都做了规定。其中在斗争策略上，决定要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对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建立“路军——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新体制。确定了抗联部队改编的原则和番号——第１路军各部改编为第１、第４、第７支队；第２路军各部改编为第２、第５、第８支队；第３路军改编为第３、第６、第９支队。

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当时开会的一些具体细节，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似乎这次会议在有关赵尚志的工作安排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权威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对此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２月５日以后休会。会后，经协商决定赵尚志调到抗联第２路军任副总指挥”。

３月１９日下午６点，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休了４０多天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次与会的人员不但有周、赵、冯等抗联领导人，而且还有苏方的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和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位王新林。据彭施鲁回忆说，王新林“是由苏联方面派出的负责人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的主要负责人……，可能最初的苏方代表叫瓦希里，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就用了王新林这个谐音，又利于保密。以后苏方代表曾更换过，但王新林这个名字没更换”。

第二阶段会议重点讨论的是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确定了临时接受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工作指导关系的新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互相支援与合作。会议一开始，苏方代表便提出了基本精神与前面提到的《新提纲草案》基本一致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２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３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会议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议：今后抗联各部如在战斗中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境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说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分别回到东北，传达落实会议决议。而在此之前，周保中和冯仲云代表吉东、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为了使国内各界群众了解东北抗日战争形势，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馆主笔，并请其转全国各报刊登的公开信。信中说：

“东北抗日联军，日寇视为肘腋与心腹之患。战局愈紧迫，则愈加对我军以压迫。民国２７年秋冬，颇有相当损折，南北交通联络一时断绝，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响应。自去年春夏以来，北满方面，力图整理巩固，基础已更渐坚实，抗日游击斗争，又有新的开展。惟敌寇每每利用冰天雪地，陷我于弹尽粮绝之苦境。加以人民受穷桎凶恶之刑限制，使军民抗日之步调时受其妨碍。惟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可以具实告慰于我中央暨全国内地同胞者，我东北人民皆有誓死不甘做亡国奴之心……。所以一再恳求于我中央暨内地人民同胞者，应将我东北抗日联军命令编列全国统一系统军制范围，而加以人力物力之资助。”

很明显，周保中他们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中央”指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个１４年抗战中，他们从关内得到的全部资助仅有区区５０００元！这便是国民党对在东北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的支持。

１９３９年秋，在对松花江下游在抗日游击区进行了严重破坏之后，日本人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１路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的策划制定了“东边道肃正计划”，成立了以关东军第６６９部队长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的“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及警察、宪兵、特务共７５００多人对伪间岛盛通化省全部，伪吉林省的舒兰、蛟河、敦化、桦甸、磐石和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地区进行“日满军警合为一体”的大规模进攻。

针对此次敌人大“讨伐”的严重形势，杨靖宇、魏拯民等第１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１０月１日至５日于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１路军领导人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保存我军实力，避免遭到歼灭性打击，第１路军各部应化整为零，编成多股小部队，进行分散活动。会后，第１路军各部便按照这一决定分散进行了长白山区的蒙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龙、临江、辑安等地与敌进行周旋转战。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记载：仅在１９３９年的下半年，抗联第１路军与敌人战斗共２７６次，其中有１６７次是他们主动袭击敌人。在这２７６次交战中，属于总司令部的有４９次，属于第１方面军的有２３次，属于２方面军的有４１次，属于第３方面军的有５５次。

第１路军分散开了，敌人怎么办？曾经以我们中国人为师的日本人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中那条“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因此，他们在这次来势汹汹的“大讨伐”中的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捕杀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将军。

今天，当我们翻开当年伪通化省的１９４０年治安整肃计划时，就可以发现，他们成立了４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甲、富森工作队。富森工作队是专门从事捕杀杨靖宇匪首的，富森警备科长以全面的指挥，督励统辖程、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

“乙、程斌挺进队。程斌工作队全面地继承富森工作队各种工作，并更为加强与扩大实施该特别工作，且与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地保持密切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以实施特别工作。

“丙、唐（振东）挺进队。唐挺进队与程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保持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实施特别工作。

“盯地方工作班。地方工作班经常地和两挺进队进行呼应合作从事归顺工作，破坏工作及其他等。”

除了上述“工作班”、“挺进队”外，还有一个“崔胃峰挺进队”也是专门用来对付杨靖宇的。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工作班”和“挺进队”个个都使出了自己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劝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则是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将死死叮住，越区追赶。与此同时，他们还一改过去那种对我被俘人员一律处死的作法，而是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宣抚”，招降纳叛，以图动摇瓦解抗联队伍。

敌人的这些损招不久就变成了杨靖宇他们的困境。日后，幸存下来的抗联老战士们每当讲起这段生活都有说不完的话：

“１９３９年冬天，我们的队伍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我们决定分三路突围。正在这时，朴成哲（时任第１路军总司令部机枪连指导员，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同志的爱人正要临产。她拚着最后一点力气，跑到树林里把孩子生了下来。她脱下自己的棉衣，把孩子包好，放到一棵大树底下，马上离开了。可是凶残的日寇追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生儿，用刺刀把孩子挑死了。朴成哲的爱人转到山下一个村子里，被群众藏到谷草垛里。敌人进村后没有找到她，到处搜查。当敌人用刺刀捅谷草垛时，把她的腹部刺伤了，但她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最后野蛮的敌人把谷草垛点着，她抱着被烧死的决心，就是不出来。当敌人走后，群众把她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困境中，杨靖宇的伟大人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王伟圣（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回忆说：

“杨靖宇率抗联战士在蒙江一带牵制日军一两万人，当时每天都有敌人飞机擦着树梢侦察轰炸，撒传单诱降。几乎天天和敌人打仗。这时抗联的生活极其艰苦，一次我去找徐哲（时任第１路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同志建议说，目前敌人这么多，围剿又这么紧，是否叫大队长（杨担任过游击队大队长，在当时同志们都这么叫他）抽出二十几个同志暂时离开这里，隐蔽起来。徐哲把我的话转给杨司令后，结果叫杨司令把王好一顿批评。他说：叫我离开这里，这是动摇；在这个时候这里我走能行吗？离开这里就是逃跑。

我们要战斗在一起。”

黄生发（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回忆说：

“杨靖宇将军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和战士们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由于敌人追踪很紧，封锁很严，杨靖宇同志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粮食吃，他和战士一样吃树皮、草根。有一天杨靖宇同志对周围的几个战士说：今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你们去牵几匹马来，要注意，牵马屁股上有烙字的，这是敌人的马，千万不要牵老百姓的马。战士们当天夜里就牵了几匹带字的马，杀了吃马肉。由于长时间吃马肉，不少战士拉肚子。杨靖宇同志也发高烧。事务长老龚同志，打扫一下面袋子，烙了两张小饼，让我送去。杨靖宇同志便问：这是哪里来的？我见瞒不过去，就如实说了。杨靖宇又问：战士们都有吗？我说：“就剩下这么点面了，照顾一下你的身体。”杨靖宇同志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大家，好好照顾同志们，他们行军打仗，流血负伤，太辛苦了。我不能和他们吃两样饭。说完就让我把饼送给伤员，伤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吃。最后，杨靖宇同志用小刀把饼切成条，放到锅里煮上，让同志们都能吃上一点”。

１９４０年初，杨靖宇率部回到了蒙江县。为了筹集给养，袭击了敌人的重要据点——龙泉镇。这次袭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亲自坐镇蒙江，调集日军大原、有马、渡边、小滨、有政等部队，伪军步兵第３团与９个伪警察大队、一个森林警察大队，在蒙江境内到处张罗布网，决心一举消灭杨靖宇。

虽然敌人把越来越多的兵调到了蒙江，但由于杨靖宇的部队已经改变集中兵力夺取衣食的计划，部队划整为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迷惑敌人的措施，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能确定出杨靖宇的准确去向。但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１月２１日，在蒙江县马家东南方密林地区与敌“讨伐队”作战时，警卫旅第１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后叛变了！

丁守龙是警卫旅中掌握杨靖宇行踪的人物，他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叛变，无疑是把杨靖宇这位“伟大的英雄”推向了“悲壮的死路”。下面是丁守龙当年口供的原文：

“一、丁守龙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警卫旅第一团参谋，当年３３岁。

二、杨靖宇匪团最近行动

１１月末由通、吉省境地区开始南下部队集结及分散情况：

在蒙江壅圈之李参谋与在金川县回头沟之曹亚范及临江西南岔之林参谋合流；１２月２４日于１１６２高地交战后，在蒙江县头道老爷岭南方，李参谋与曹亚范分离，在头道花园与林参谋离别。在蒙江县双山子附近与韩仁和合流；１月１１日与韩仁和、黄海峰匪团分离。

三、杨匪南下之主因

为集合１１月２３日在蒙江县下小西头与满军交战后分散各地之部下；与分散之部下联络及侦察各部队匪之粮秣收集情况。计划一举夺其渡冬衣帽袜食粮；目标在林子头、白水泉子、八道江铁道工程现常

四、青江岗北之杨匪行动

１月６日暗夜，侵入青岗北方西岗地区，受日军小滨队及通化省警察队程崔大队击破，参谋韩仁和及政委黄海峰等６０名争离北上，自己巧隐足变迹潜行于西岗阵地，杨靖宇拟长期隐于此，似有事必须与第１路军军需处长全光匪相会，未得相会，虽知于小地域内，长期潜伏，易受危险，却大胆冒之。

五、匪团行动推测

（一）令韩仁和一队北上，掩护杨匪主力北上；使讨伐部队集中全力于韩匪，乘此与全光相会。

（二）令韩仁和北上，误认为杨匪主力，于讨伐部队北上途中或粮秣输送途中邀击之。

（三）令韩仁和在北方蒙江准备粮秣，同时寻找全光。

六、与杨匪主力行动之干部

除徐哲（医官）外，无高级干部；仅有如下之中级干部，其幕僚阵容诚为贫弱，此特须注意者。徐中队长、张指导员、朴指导员、机枪连长。

七、杨匪今后盘踞或逃避地点如下：

（一）抚松蒙江县境干饭盒（此次须与全光安联络之地点）

（二）蒙江县那尔轰东方江岸

（三）蒙辉桦三县境草帽顶子

（四）磐石桦甸县境石板河子

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编成表（略）”

敌人按照丁守龙提供的情报，一次又一次地把搜捕的大网准确地撒到杨靖宇所在的小部队的头上。杨靖宇带着一支小部队左突右冲，就是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据森崎实著《东边道》一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这样急追中的杨司令，至今年１月止，仍拥有２００名左右的直系匪。讨伐队急追，飞机讨伐，毫不间断，因此粮食补充渐趋困难，严寒袭人，其匪数在２月上旬，在杨周围的人，仅仅分散为１６名，中旬只有８名，他虽然如此，并未放弃再建的希望，继续着策划。

“使他这样脆弱下去的，是２月１日蒙江西部高地的追击遭遇战，杨匪因此受到彻底的打击。担任其警卫队机关枪队长的张秀凤，该日竟至携现金９９６０元、手枪４支及机密文件多件投降了讨伐队。张自１５岁起为杨抚育成人，是一个得力的部下，集杨之信任于一身。”

关于张秀凤的叛变，杨靖宇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回忆说：“司令原带着１５个战士，张秀凤叛变带走７个，只剩下７个，一个脚肿，一个有病，司令劝他们留下，他们不乐意，哭喊要跟着，司令把他们强留在树林里了，只剩了５个，又派了两个去村中买粮，一个被射死，一个跑丢了，只剩下３个，一块叫敌人发现，打死在树林里。”

《东边道》一书这样讲述了这时的情形：

“杨在这次追击中虽然又拾了一条命。同月１６日午前３时半顷，在蒙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３公里的地点，被穷追急索，幸而逃走；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却显然要穷于粮食，不定何时定要出现村庄。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待机杨的出现。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１８日在蒙江县东方６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出现了两个汉子，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两个流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经检查尸体结果，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３支、表、口琴等。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继续了严重的搜索。

“杨的居处并未找到，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交通被禁止，又令带着干粮的特务装成打柴人派入山中，究查奸细，以便诱他出来，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却一无所知。

“２３日午后３时顷，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４名装做到山中打柴的人，在村西南方６华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有一个身长５尺半，长脸大眼、光头、军服、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

“‘我饿的慌，钱给你多少都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还要衣服。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一来，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我不愿意这样做。给我拿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他们也判断出来了。于是，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

“在那片茂密、视距不超过５０米的树林里，日军讨伐队分为两队前进……感到有人动撼，讨伐队神经异常紧张，就移前追击。

“他似乎也觉知，就逃跑起来。跑得甚快，距离渐次离远。

“然而讨伐队仍然没有开一枪，片刻继续着追击战，后来许是他疲乏了，他的步伐渐渐迟缓，距离渐渐缩短。

“讨伐队终于齐射了步枪、机枪，往前压迫。

“他在密林中双手拿着手枪，巧妙应战，四处逃奔，终于来到河沿。

“失掉逃路的敌人，在河沿的大石头后边，隐身应战，讨伐队已经１００米、５０米向前迫近，完全包围了他。讨伐队虽屡次劝降，但竟无答应的神色，依然打来手枪。因此，讨伐队也终于认为生擒困难，开始猛烈射击，交战２０分钟，首先一弹命中敌人左腕，手枪巴答落地；他仍然用右面的手枪应战。终于第２弹贯穿了他的前胸，好样的他这一弹也成了致命之伤，被打而绝命。

“这顽强的敌人就是匪首杨靖宇。”

关于杨靖宇将军殉国后的情况，当年曾专门到蒙江县去调查杨靖宇死因的伪满第２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肖玉琛（解放后任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委员、常委）回忆说：

“杨靖宇将军死后，日本人为解开杨将军赖以维持生命的谜，将他的腹部剖开，发现腹内没有一粒粮食，全是草根和树皮。此刻，连凶残的日本刽子手也无不为杨将军尽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叹！

“日本法西斯为了炫耀战绩，恫吓百姓，将杨将军的头割下，悬挂在通化东门城楼上达数日之久。当地老百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首级，无不含泪而过……”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的重担便全落到魏拯民的身上。但这时，魏拯民久病的身体已经使他难以胜任率领队伍到处转战的重任了。为此，党组织决定，把他送到位于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的牡丹岭“密营”养玻

“密营”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魏拯民到了“密营”的时候正是秋天——日伪“讨伐”最为频繁的时候。“密营”里古木参天，浓林密布，不见天日，遇上下雨天，就找不到一个干燥的地方，所以没过多久，魏拯民就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玻

入冬以后，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虽然气温已经降至零下４０多度，但他们却不敢生火取暖——因为只要一生火，日本人的飞机就可能发现地面上冒出的烟，便知道山里有人在生火。而那时他们只要发现山里有人在生火，便会出动部队讨伐或大炮轰击。

“密营”里人们不但受着寒冷的折磨，而且还受着饥饿的威胁。为了搞到点吃的，他们不得不经常冒险去打猎。魏拯民的警卫员黄正爱就是在一次与黑熊的搏斗中牺牲的。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黎明前，魏拯民从昏迷中醒来后，吃力地把一包文件交给了身边的通讯员，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将它交给党组织，转给党中央，然后便停止了呼吸。

我们的英雄将生命与祖国的大山融为了一体，从而使大山有了英雄那永生的灵魂。巍巍的长白山永远不老！

赵尚志是在１９４０年３月上旬在伯力听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他党籍的决定的。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便在３月２０日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写信，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他在信中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参加党的革命工作已将１５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我郑重恳求恢复我的党籍，我一天也离不开党，希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同一天，周保中也代表吉东党组织给“金策同志寿篯同志暨北满省执委同志”写信，向他们提议说：

“我们认为北满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给赵尚志同志以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在组织是原则，是可以指出的。诚然赵尚志同志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党的纪律行动上都犯了许多为党所不容许的错误，党组织既正确地分析和指出尚志同志主观方面的错误——由于自己之错误，同时不应忽略这种错误产生的全部原因，以及更不能不估计到尚志同志对于错误改正和革命斗争前途有希望，因此向你们提出意见，请示你们对于赵尚志开除党籍问题和决议重新加以审查。我的具体意见是，给以相当的处罚留在党内……”

３月１９日，冯仲云也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请求省委接纳他的意见——尽管“赵尚志同志过去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估计到最近在上级援助之下，和我们互相开展斗争的结果，尚志同志已经决意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估计到尚志同志过去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光荣历史和地位，对革命事业的忠实，我请求党还要爱护他，并容许他留在党改正自己的错误。”

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人张寿篯、张兰生接到这些信后，认为：

“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党方面毫无问题是对的，是列宁斯大林党所应采取的必要步骤，是给始终执迷不悟的反党顽固分子应有的回答。党不但在今天这样做，将来永远也会这样做的。”

“……对于赵尚志同志的具体意见是：根据上级的提议，兄弟党吉东党的提议可以责成中共北满吉东各级党开展这个斗争的原则下面，同时将赵尚志‘永久’开除党籍的字样取消，别的是不能调和下去的……

这样，在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只好背着处分来到第２路军去工作了。

１９４０年下半年，随着抗联各部队不断遭到重大挫折和形势的不断恶化，各省委和抗联各部的领导人都迫切需要到一起研究抗联面临的重大问题。于是，便陆续过界，准备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赵尚志来到了苏联，做好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准备。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中共吉东党组织认为他在第２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的错误言论，因而决定取销他参加此次会议的资格，同时还通知他：你已经不再是第２路军的副总指挥了！

党籍没了，职务也没了。这样接踵而来的打击如果放到一般人身上，恐怕早就招架不住了，但我们这位东北硬汉却没有被打倒，他那坚定无比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遥听到上述通知后，他把袖子一甩说：不让开会，我就回东北！我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上！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赵尚志率领由姜立新等共５人组成的一支小分队由苏联回来了。他们来到汤原北部山区，住在姜把头趟子房里。东北地区的山里有不少由狩猎和收山货的人修建的简易房，东北人称之为“趟子房”。这些趟子房通常都是以建房人的名字命名的，这大概也是一种专利意识吧。

赵尚志他们在那里住下后，便四处活动，准备继续发展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当时日伪活动十分猖獗，加上天也开始冷了下来，很少有人进山活动，所以他们在最初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一个新队员也没发展起来。直到１２月２３日，才有一个名叫王永孝的小皮货商人成为他们这支小分队的第６名队员。

鉴于这种情况，赵尚志决定派３名战士回到苏联去向上级汇报情况，自己带姜立新和王永孝２人以姜把头趟子房为据点，继续开展活动。

然而，就在赵尚志刚刚回到姜把头趟子房不久，敌人就从一个化装成收山货的老客那里得到了如下情报：

“１２月下旬，在鹤立县梧桐河西北约百华里的东山沟王永江、冯界德的趟子房有赵尚志等５名出现。”

赵尚志在“失踪”一年多以后的重新出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极大注意和恐慌。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与警察署长田井久二立即派出了一支由警察署长带领的２５人的讨伐队，携带无线电台进山讨伐，可是他们一连在山里搜了７天，却连赵尚志的影子都没见到。于是，田井和东城二人决定改变策略。

东城说：“赵尚志能够得到中国人的绝对支持，所以即使我们用一个师团的兵力也不一定能把他抓住，因此像这样的讨伐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应该采取派遣经过伪装的侦察和谍报人员进山，秘密地潜入赵尚志的队伍里去，设法把他引诱到警察的活动范围内，见机使他负伤，然后再将其加以逮捕。”

田井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尔后，他们把这个计划报到了伪鹤立县警务科，又经其将这一计划报到了伪三江省警务厅和保安分室。待这一计划得到批准后，一个名叫刘德山的特务便带着事成之后必有重赏的美梦进山了。

刘德山，球河县一面坡人，２４岁。曾任梧桐河金矿警备队小队长，此人枪法特好，故此人送外号“刘炮”。

对山里情况十分熟悉的刘炮进山后不久就在姜把头趟子房“偶然”遇上了赵尚志等人。赵尚志对刘炮的突然出现颇感意外，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断定这个刘炮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应该立即枪毙掉他。可不知怎么那么凑巧，跟随赵尚志的姜立新与刘炮过去曾经相识。经姜介绍，赵尚志就把脑袋里那根弦松了下来，而且同意吸收刘炮入队。

刘炮入队后表现很积极，不断向赵尚志提供各种“情报”，使赵尚志开始对他信任起来。不久，另一个名叫张锡蔚的特务也以刘炮朋友的身份打了进来。紧接着刘、张二人便开始按田井的计划向梧桐河方向引诱赵尚志了。

２月８日下午，刘炮对赵尚志说：“梧桐河警察分驻所的警备力量不足，现在正是袭击他们的好机会。”

对刘炮的这一“妙计”，赵尚志没有马上表态，但到了晚上，他终于做出决定：１２日拂晓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

２月９日，赵尚志带人从姜把头趟子房出发了。在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对张锡蔚查讯情况的报告》中，记载了他们在此后几天的活动情况：

“２月９日，午前６点起床。早饭后，８点出发。途中休息一会。午后８点到达收山货的柴把头小屋，并在柴把头小屋住下。当夜，张锡蔚从１２点到１点站了一次岗。

“２月１０日，午前６点起床。早饭后，为商议袭击梧桐河，所以１１点才出发。在出发之前，赵尚志对其部下说：这次梧桐河要是成功的话，我们就乘马去苏联，若是这次袭击梧桐河失败的话，我们就都到姜把头小屋集合。途中休息了二、三回。

“２月１２日，午夜１２时到达梧桐河北方二千米的一个独立的农家小房后，刘德山对赵尚志说：现在有必要到梧桐河去检查一下。赵尚志也认为有必要派熟悉部落情况的人去。于是就派张锡蔚。张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同意了。”

凌晨３点多钟的时候，赵尚志他们来到了距伪警察分驻所不远的吕家菜园子。这时躺在赵尚志前面的刘炮一看机会已到，便对赵尚志说：“先到菜园子屋里暖和暖和，我去撒泡尿。”说完就转过身往回走，当他来到了赵尚志的身后的时候，便立即举枪向其射击。

由于没有防备，加上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赵尚志被击中倒地。但赵尚志毕竟是赵尚志，就在刘炮准备向王永孝开枪的时候，赵尚志的枪也响了！刘炮头、腹各中一枪，当即倒地气绝身亡。

从后面赶上来的姜立新赶快将倒在血泊中的赵尚志背进了菜园子旁边的小窝棚里。赵尚志自知身负重伤，难以继续行动，便命令姜立新迅速带着装有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文件包转移去苏联。

张锡蔚一进伪警察分驻所的大门就大叫：“刘炮和赵尚志打起来了１里边的人一听赵尚志已经来了，顿时慌乱起来。伪警备队长穴泽武夫带着１２名警察和警备队员组成的“讨伐队”在张的带领下赶到吕家菜园子。接下来的事，日本人作了如下记载：

“讨伐队因积雪尺余，行动不便，虽于距赵部房舍４００米附近潜伏下来，监视赵部动静。在潜伏中，很快被匪团发觉，于是散开应战。为了切断赵匪的去路，派分驻所所长以下５名迂回后身，战斗经历１５分钟，匪部枪声熄灭。”

当敌人心有余悸地摸进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动静的窝棚里时，赵尚志和王永孝都已处于昏迷状态。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赵尚志的印鉴和几张任命状，以及三八式步枪两支、子弹２３０发，美制一号橹子一支，日制９１式手榴弹１０枚，还有一套半日本军服。

敌人用爬犁将赵尚志和王永孝拉到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后不久，赵尚志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了刘的手里。”敌人见赵尚志伤势严重（子弹从右后腰部打进，从小腹与胯间穿出），为了能得到抗联的机密，便对其进行了突击审问。据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枪杀赵尚志向伪治安部的报告中记载：

“赵尚志受伤后约活了８个小时左右。当审讯时，赵尚志对审讯他的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说完闭口不语，狠狠瞪着审讯他的人，对重伤留下的痛苦不出一声，其最后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这个曾经在北满大地上掀起阵阵狂涛、为了抗日救国而奔波往返于黑龙江两岸的勇士就这样倒在这片他所炽爱的黑土地上了。那条记载着他的不朽业迹的大江川流不息，永远地向后人们讲述着他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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