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之时，察哈尔省兵力空虚。日方也不断在察蒙边界蠢蠢欲动，只因兵力不足没有翻起大浪。宋哲元调兵去平东以后，把权力交给副军长佟麟阁，由佟代察哈尔省主席。

冯玉祥在山西汾阳被阎锡山解除软禁之后，到了察哈尔。冯大帅这个人爱国心切而又好动，趁着察哈尔防御空虚，中央军大部还在南方“剿共”之机，在察哈尔举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凭冯大帅昔日的威望及爱国将士的支持，振臂一呼即集聚了10万大军。这10万大军包括方振武、吉鸿昌二将军带来的较正规部队和佟麟阁带领的二十九军留部外，其他是保安团、义勇军、军官学校学员，还有一些反正的伪军蒙古骑兵。其主要将领就是佟麟阁、方振武、吉鸿昌等。

当蒋介石、何应钦得知此事后，蒋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央，和在中央领导下的军队。批评其不得“擅立军政名义”。何应钦是驻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他来说，就不是声明呼吁的问题了，他要采取行动。当时，庞炳勋第四十军也在平东参加长城抗战，在仙安、蓟县、马兰石门等地打得不错，曾给日军迎头痛击。蒋介石与何应钦考虑再三，决定将庞炳勋的四十军从平东撤出，电令其向张家口进兵。

为什么偏偏要令庞炳勋去进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呢？这也颇具中国用兵特点。

原来庞炳勋也是冯玉祥旧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庞炳勋等先后叛冯投蒋，致使冯阎大败。庞炳勋投靠蒋介石以后，组成了第四十军。第四十军一直在河北河间县驻防。河间只是一个县，地方小不是养兵之地。其他各路诸侯，照样和过去一样争城夺地。第四十军感到，蒋介石不时冷遇其部。庞炳勋大有后娘之子之感，如后来庞部编的歌谣所云：“年年当杂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冲，但愿饿不死１要想饿不死，拥有养兵之地尤为重要。蒋介石、何应钦也算摸透了庞炳勋的心思，所以这时把四十军从长城阵地上撤下来，许以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出多伦收复失地之时，令其兵出张家口抄冯玉祥后路，令庞拿着中央的尚方宝剑“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张政、离去张垣（张家口），另谋安置”。也就是说，你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这地方已是我庞炳勋的了！诸位想，这结果如何！

庞部得到西调命令后经北平、出南口兵陈沙城，占领宣化，离张家口仅有60华里，与察哈尔首府张家口成对峙局面。

冯大帅是二十九军的老统帅，在察哈尔又另树旗帜拉起队伍，宋哲元等人如何去想？怕也不是滋味。要说起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对大帅的尊重那是无可非议的。宋哲元后来回到张家口，冯玉祥到火车站接他，专列尚未停稳，宋哲元这个近50岁的人就跳下火车忙给冯玉祥敬礼。西北军的正宗教材是四书五经，讲孝悌，典型的家长式教导。官大一级如同父母，言之不过。可是在这样的当口，二十九军必须表个态度。二十九军支持冯大帅，这抗日同盟军可能越搞声势越大，尤其在喜峰口得胜，二十九军声威正热的关头，便是不用出兵，发表个声明，就会使抗日同盟军如虎添翼。反之，将是另外一种形势。

这时宋哲元表示了什么？“不协助冯先生”，“对冯不用兵”。这不是矛盾嘛！宋哲元明白冯玉祥的抗日决心和热忱，当时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物。可是，中国20多年的内战，已经使国力衰竭，生计凋敝，百姓生活在苦痛之中。一旦内战再开，国家不堪设想。国军必然北剿，日人必然寻机闹事。大帅危矣，察哈尔说不定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且说庞炳勋的四十军已经到了宣化下花园、沙城、新保安一带。这里历来也是古战常当年明英宗御驾北征，就是在这里被异族包围，而做了敌人的俘虏。后来国共两军平津战役，新保安一仗揭开大战的序幕，而此一仗也是关键一仗。首先截断平津与张家口的联系，而使平津陷于孤立，天津失守，北平和平解放。

庞炳勋到这里以后，未敢轻举妄动。为什么？不义之师自先狐疑。首先担心的是二十九军再抄其后路，到那时候前途难卜。

庞炳勋这个人在当年时也是个人物，他看到国事日非决心投笔从戎。当其报名参军时，名额已满，其自愿自备服装口粮入伍。那时候讲究当兵吃粮，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雇佣兵。庞自费当兵，创中国陆军史上自费服役的先例。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看中冯玉祥西北军军纪严明有革命精神，所以带着队伍投靠了冯玉祥，中原大战以后庞部脱离冯以后，军心涣散军纪松弛。下面的人借着有一支军队的势力做起了烟土（鸦片）买卖。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军饷无着。当年冯玉祥纪律严明，过得清苦，所以有石友三、韩复榘等人叛离。水至清则无鱼！后来自己也吸起了大烟，烟瘾一上来，多重要的军事会议也得停下来，赶紧钻进里屋，点起烟泡，过足了瘾才能出来。在这时候就是敌人端着刺刀冲到屋门口，他倒在烟炕上也不会起来。诸位别觉得奇怪，那时候有多少将领要员不抽大烟？张学良、赵登禹……

俗称双枪将，就是指拿着手枪又拿着烟枪的将军们。庞炳勋正在烟床上，吞云吐雾。突然副官来报告：“荩忱、仰之来了１庞炳勋一惊坐了起来，荩忱是谁，荩忱是张自忠，张自忠字荩忱。仰之是冯治安，冯治安字仰之。庞炳勋知道此次张自忠、冯治安来访，必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原来二十九军将士已经从喜峰口退了下来，退到了通州，在喜峰口已经杀红了眼，退到平原准备挨打心实不甘，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再拼个鱼死网破之时，得知庞炳勋带兵来到沙城，压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然也是抄了二十九军的老家。个个要求去沙城打庞拐子（庞在冯部打仗时一条腿负过伤）。

宋哲元、张自忠等与庞原为袍泽，也深了解，知道庞拐子这人色厉胆落，先礼后兵为上。宋哲元派张自忠、冯治安骑马速去沙城与庞交涉。前线战争瞬息万变，为什么要把两个主力师的师长派出去？前面已经说过，这西北军很讲究资历和上下关系。派张自忠一个人自然可以，可是张自忠这个人性格内向，最不会出口伤人，虽然贫困农民出身，但四书五经学得好，讲起话来，不是引经据典，也附和儒者精神。冯治安，此人无论从相貌到语言行动都是见棱见角，机智敏锐敢做敢为，不然他三十几岁怎么能在讲究论资排辈的西北军中手握重兵，冯、张一红脸一白脸真是好搭当。

庞炳勋刚从烟床上坐起来，张自忠、冯治安一先一后掀起门帘儿已经走了进来。先是给他敬了个军礼，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庞的军阶都比他俩高。庞慌忙让座。冯治安劈头就是一句话：“听说军长要去打老长官（指冯玉祥），那也别怪兄弟们翻脸对不起大哥了１你听这话，一句不就把庞炳勋顶到墙角上了。庞炳勋愣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号称一个军，实际战斗力不行。那二十九军虽然在喜峰口已经被日本人打掉了6000人，可是，是得胜之师，已经声震中外，如果和二十九军打起来，人心所向，众人必然百中之百支持他们，就是自己领的队伍也会有一半逃过去。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而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庞炳勋不知怎么就说出了：“哪里，哪里！哪敢哪敢”

三个人在屋里安静了半天，只见大烟灯冒着袅袅青烟。张自忠打破了沉寂，说：“仁兄，就好自为之吧１说着，张自忠、冯治安掀门帘儿走了。庞炳勋坐在烟床上半天没动弹，既没有说送客，也没再躺下。

其实，庞炳勋带兵来察的时候心里就犯嘀咕，主要就嘀咕这二十九军，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都是老冯亲信，老冯能在察哈尔搞起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定得到二十九军的支持，说不定还是他们一块儿摆弄好的哩！路过北平的时候，听说电影院都在放映长城抗战的电影，他脱下戎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护兵也换了便衣，一起到大观楼电影院看看电影。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把片子调来，在自己公馆里仰在沙发上慢慢地看。那年头观众都是平等的，都得去电影院，冷了一起打哆嗦，热了一起流汗。屋子一黑，电影开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放录音。银幕上放人像，声音是电唱机配的。就听见电唱机里说：“这位将军，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中将……”接着下面是一大堆赞誉之词。那面前的白布上暗了一阵之后突然出现了宋哲元戎装影子，他高高地站在长城旁边，指手画脚地说什么。这时候，全体观众自动起立，肃然向宋哲元行注目礼。接着是士兵向日本人开枪的镜头。观众一个劲儿地鼓掌。庞炳勋暗暗想，这老宋还真行。早知道我也把队伍拉成这样，也不会像今天猪也嫌狗也不爱的，他想着想着电影散场了，他跌跌撞撞地被人流裹挟着出了场，他的随身马弁都挤散了两个。电影看完以后他的心里好像压了个东西，总是不自在。没有想到今日张自忠、冯治安这两个小子找上门来了。

后来庞炳勋的队伍一直在沙城附近住着，似乎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且说长城抗战的部队，退到了顺义宝坻一线，北平城里一日三惊。通州外围发现了小股日军，大概是侦察兵或是先头部队。二十九军向何应钦报告情况，大概是有意夸大事实。其实那意思是想找机会再打。何应钦却慌忙通知手下人收拾行李，把指挥部撤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去。

后来签订了协定，协定中规定长城以南，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禹河、宝坻、芦台、塘沽以北为非武装区。因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从山海关到北平沿铁路线日方有驻兵权，这个驻兵有一部分在非武装区内，所以非武装区只是中国军队不准进入，实际上是日军势力控制范围。

塘沽协定签定之后，中国军队都被迫留在平津一线，既已言和，剩下就是撤军问题了。此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也是前线，现无正规军，那里又是与日军频生摩擦之地，应驻有一支劲旅。

1933年夏，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两三个月以后，何应钦顺水推舟，将二十九军又调回察哈尔。中央军留在平津一线，商震的晋军调驻保定。8月，宋哲元带兵到察哈尔，冯玉祥带着手枪团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佟麟阁到北平香山兰涧购买了三间农舍，流连山水，读书写字，摄影照相，研究易经，如不抗日誓不出山。现在佟的旧居已经易主，据说由一个卖熟肉的个体户买下，围起高墙，里头盖了三层楼，楼顶养着恶犬，大铁门终日紧闭，俨然一个保密机关。据说里面还有室内游泳池，不过只是据说。佟麟阁的三间后屋新主人还将它修葺待留，总算对得起这位抗战名将。佟将军的欧体功夫甚深，墨宝至今尚有流传。不过这是后话。

察哈尔，是非之地也。它北接蒙古国，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东三省，西是绥远省，首府张家口。蒙古国，那时候叫外蒙古，过去属中国版图。1924年，乔巴山宣布独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此事，可是，也无可奈何。1945年日本面临崩溃，苏联准备在中国东北出兵，中央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出兵东北的事，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才能出兵东北。宋子文当场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只是吱吱唔唔地说做不了主。事情未谈，赶紧从莫斯科返回南京和蒋介石商议，权衡利弊只有默许。

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军部不敢轻视。虽然日本军界政界一直都有北进派、南进派之争。北进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南进派的观点是速占中国及东南亚，有了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日本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不过，不管是南进派还是北进派，满洲国（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华北是日本战略资源基地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侵占华北的意图是一致的，不过是迟早、手法问题。

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剩热河失守后，察哈尔北起兴安岭南至延庆长约近千公里的边界线与东三省毗邻，张家口等地住有日本侨民，领事机构，军事顾问，明码挂牌儿的特务机关，再加上甘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蒙奸，可以说，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十九军调回察哈尔以后，经过宋哲元等人的苦心经营，兵力发展到6万左右。赵登禹提拔当一三二师师长。这样，二十九军已经有正正规规的4个完整师。装备也大有改进。当时的编制是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香山）、副军长秦德纯，参议长肖振瀛，参谋长张维藩，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真是兵强马壮强盛一时。

日本人不甘坐视二十九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在各地滋事，甚至闹到首府张家口。宋哲元为了息事宁人，总以“下不为例”解决。然而日本以此为例，不断扩大。国事如此，宋有何方。最末闹到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与此相反，中央政权埋怨二十九军与日人繁生摩擦，想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日本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

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

“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长春与林陆相会商公务之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进行诈骗。中方一直畏怕关东军入关，其实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权限范围早有明确规定，只限关东，不准越至长城以南。所以说，中国方面的畏惧，并没有想象力造成的那么严重。

如把“何梅协定”说成酒井诈骗案，也许更确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当时日本国内实际上是军人左右政治，军部左右局势，而且军队内部盛行着下先上之风，少壮军人们向往着“为国家做些事情”，向往着到“满洲”做一番事业。往往是军人干出了事，政治家承认既成事实。这里引用日本联合通讯社杜本重治的一段文字，可以借鉴：

“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怀疑孙永勤得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支持，对于学忠怀恨在心，并借此反对将公使馆升格（1935年5月17日日中两国公使级升格大使级。编者注）。认为此时将公使馆升格，是对南京政府的支持。当时，日本陆军中央的少壮军官、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官，互相勾结，紧密配合。

有吉（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编者注）感到华北形势将一触即发，认为立即离日赴任，将首当其冲，便决定延长在日逗留时间。正当此时，果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在5月29日……”

话说回来，不管称《何梅协定》也好，叫“酒井诈骗案”也好，反正何应钦已承诺。中央军、东北五十一军、宪兵团、国民党党部纷纷南下，平津空虚，国人震动。

这时候引出一个人来。谁？石友三。石友三何许人也？凡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都知道有个三反冯玉祥、三反蒋介石的反复小人石友三。前两年10万大军被打散了，现在正乘时乱之际谋篡在平东湾平起事自治，已在聚集兵马进行大比武。怎样大比武，说起来您不要笑话，就是挑选出百余名精壮好汉和弄来百余名妓女，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对站着，等石友三一声令下，就冲上去，干起那事儿。这叫练练雄风，交流体会。用在战场上，就是把对手当成女界，用阳刚之气镇住阴柔。您说这样的队伍能打仗？不尽然，找到了日本人做后台，有日本人支持，能不无往不胜！石友三带的人数不多，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平津形势骤变，倒底怎样发展，令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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