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尔盛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汪精卫遇刺，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西安事变时，任西京日报负责人）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四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殷汝耕在冀东成立自治委员会、冀东号日制飞机在北平上空散发传单，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当时斯诺夫妇留住北平，告诉燕京大学同学说：君等如对国事欲有表示，则宜在12月10日以前，迟则华北易主，便恐不及。因斯诺夫妇是美国人与美使馆有联系，其与学生关系也比较密切，其家中常为学运大本营，学生们对他们的话也很信服。学联于12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作出12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此时恰何应钦奉命来到北平，学生们决定拟请愿书，面交何。会议商讨游行示威详细计划12月四五两日分头准备。12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即：

1．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

2．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3．师大各班学生代表联合会

4．东北大学级长会

5．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

6．交大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

7．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

8．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

9．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

10．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

11．河北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

12．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

13．北平今是中学学生自治会

14．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

15．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

请愿要求共6项：

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

二、公布中日交涉内容；

三、不得任意捕人；

四、保障领土主权；

五、停止一切内战；

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请愿团组织分工为监察、救护、交通、宣传四组，各组均置领队员与副领队员。遇军警阻拦，由领队员出面说服，如遇殴击，领队员应坦然接受，死伤不避。领队员倒仆，副领队继出。大队队形不散，男校学生写标语，印中英文传单，女校学生检习绷带扎缚与急救止血方法。

会议慷慨热烈如赴国殇，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任凭警察拳击脚踢或皮带鞭打，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途观众，皆知除队长及长官外，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时北平市长已由秦德纯接任。12月9日这天陈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陈局长才不得不慌忙去报告秦德纯。

陈继庵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弃守后，继任伪北平警察局长，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即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时，弃留文职及未通知到的军政人员一万余人。陈继庵在一个月内将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户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时，是陈首先下令警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

陈报秦后，秦德纯马上向宋哲元请示，宋无可奈何地说：

“军队都没办法，学生又能怎样？”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

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遥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１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与青年之间距离难以弥合。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3个小时讲话，虽得到与会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工作人员共20余人。宋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只用20分钟就草草收常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秦德纯、刘哲、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

西北军势力：

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

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

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先等。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不胜枚举者，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宋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年7月潘与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每日24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议情况，军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战失利，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7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为笼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石高兴地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事件”（柳条沟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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