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宋哲元参加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宴会，被日本军人挟持，屈辱地在“华北经济提携纲要”上签了字。狼狈地离开了宴会，回到在天津的三十八师司令部。因此事事关重大，宋哲元不得不向张自忠等人讲了在日本人宴会上发生的情况。大家听了以后，惊呆了，只好马上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封疆大吏，到敌人兵营里吃饭，这还是次要的。日本人抓到把柄岂能轻易松手，日日追找宋哲元逼问落实情况。按日本人的逻辑，宋哲元已经签下文书，下边就是如何变成现实，否则，该是传出宋将军切腹的消息，或在报章上会不断报道出：宋将军向友人表示，此次签字是国家及个人之耻辱……宋将军已邀其妻弟为助手，将于某日在私寓切腹。宋将军已聘请某著名外科医生，划定心脏位置，然后田代亲自戴着黑纱到灵前祭奠，表示对这位不甘受辱的将军的景仰……可是没有这样的消息。

其实，宋哲元对被挟签字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拖。如果这是常人，可以斥之为耍赖、牛皮糖。可是将军这么办，国家这么办，就会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玄机迭出。“拖”的含意是什么，拖的含意就是等待，或说等待与准备。

日本人早就准备了！

本来轻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目的是缓和与日方矛盾，当时已经被国人不容，连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北方元老张继等人在会上大哭要求逮捕宋哲元。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思潮本来目的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把那些明码的汉奸沐猴而冠拉进去当委员，当咨议，并给高官，授予权力，更增加了民众对其不信任。事情闹到签字这步田地，舆论对宋哲元等极为不利。秦德纯、肖振瀛等，不断出面表示“出卖朋友，出卖长官，出卖国家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干的”。话虽然通俗，定义非常明确：不当汉奸。中国汉奸的心态也很复杂，有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当了汉奸，有的也未必，可能是为了蝇头小利或是个人恩恩怨怨，有的今天慷概陈词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明天天亮又可能摇身一变，前面说的话余音还在绕梁，他已经自我否定。肖振瀛由于与日人来往过密，受到国人指斥，借口出国留洋去了。宋哲元、秦德纯形象如何，忠不忠还要看行动。

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国家权力已经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陆相寺田寿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将在海、陆、外三相会议上提出对中国“总力战”，陆相寺田大将表示赞成，外相有田也同意。怎么解释“总力战”三个字，意思是综合国力战，或是全面战争。也就是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吞并中国。这样确实是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扫清与苏联开战的后方和占领中国的战略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地。可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日本要出动9个师团的兵力，也就是40万大军的兵力，当前日本驻国内外的总兵力不过25万，观点又转了回来，还是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州国为妥。

日本在华北增兵深深刺激了华北民众，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抗议日军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将领明确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日方进一步在平津市区进行巷战演习以威胁华北军民。

日军坦克、步兵在北平市内以民房、公共建筑以及平民为假想故进行演习，从朝阳门到东交民巷的街道被坦克辗得乱七八糟。在朝阳门内一个11岁的小女孩对着日军坦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１被坦克扫射并用履带辗成肉酱。

二十九军不甘示弱，继之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演习。参加的部队有三十七师、一三二师和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在5万人左右。宋哲元将军亲自奔赴庞各庄现场指挥。随后，驻华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商震的三十二师及驻河南新乡的庞炳勋四十军也都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演习。回顾几年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1933年长城抗战，从长城抗战到签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国方面从军事上，外交上步步失利。1935年下半年以后，首先是华北及全国民众的觉醒，其标志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中国政府逐步稳住阵脚，总结过去，开始做积极的战争准备和外交上的反攻。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接见秦德纯的时候已经表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所以国民政府的国防计划在如下方面也做了些准备：

1．整编陆军。

2．整编和建立特种兵。

3．扩建空军。

4．改进军需生产。

5．国防工事构筑。

6．整修江防要塞。

7．实行征兵制。

8．普遍实行军训。

9．开发经济资源。

当时的中国陆军派系复杂，编制混乱，武器种类和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大都行武出身，缺少精良的训练，从这一点看，比日军的军事素质相差甚远。1935年春天，蒋介石命令设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计划分期将全国陆军训练为教导师，未编成教导师以前整编成整理师。因蒋预计中日大战将在1938年夏天开始，所以计划自1936年至1938年每年整编20个师，3年完成整编60个师，以此作为国防骨干。另外，蒋介石还下令建立轻炮兵30个团，重炮兵5个团，骑兵10个师，战车两个团，装甲汽车两个团，高炮7个团，化学兵5个团，工兵3个团，通讯兵5个团，交通兵5个团，铁道兵1个团，铁甲车5个大队。另外，将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设立第三第一两个司令部，9个空军大队另5个中队，4个运输队，建立260多个飞机抄…

另外，这里要特别提到两点：一是蒋介石一向崇尚德国的整军布阵战术，再一个就是预计大战爆发期限。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也许在德国是成功的，不失为有价值的战术方法，具体到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兵的军事素质差，派系复杂，相互间的协同必有问题。另外，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强敌日本，日方的重武器必然在步兵行动之前打击，而中国方面还击能力不足，必然被打乱阵脚，打击士气。这种整军布阵战术的弱点其实在长城抗战中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且在以后的抗战中也都大吃其亏。以后的每一次中日两军大的交战中，日中伤亡人数的比例大多在1∶5——1∶10之间，即：死伤一个日方战斗人员，中方要付出5个至10个战斗人员的沉重代价。当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还没有被人了解或是不愿接受。游击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运动战、麻雀战、地道战……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当时的军事状态。当然这些战术必须基于民众和动员民众。后来这些战术使得日本人头疼，并且吃了苦头。1938年开战的设想，未免有些呆板，致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九军力图局部解决，而战机一失再失，最后仓皇退出平津。

1936年连续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国外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因两事件而引起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提出谈判的核心都不是事件的本身，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国方面的目的是拖延时间，日本方面力图要求更高的筹码。英国报纸曾称中国不再“吃耳光、赔笑脸”，谈判的中心内容仍是华北问题。

成都事件：1936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按国际惯例，领事是商务代表，只能设于通商口岸，成都不属商埠，而日本却坚持在此地设领。因此遭到成都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日方对此不加理会，依然派领事野村率随员入川。野村一行抵重庆后，派随员深圳经工、渡边洗三郎、田中武支、濑户尚四人先行前往成都。8月21日，愤怒的成都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与四名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混乱中，渡边与深圳先后被青年学生打死，田中、濑户受伤。

北海事件：成都事件几天以后，中野顺是以开药店为名潜伏于广西北海的一名日本间谍，其间谍活动早已被当地百姓察觉。为了抗议中野的不法行为，9月3日，北海群众举行示威，当天下午，中野被闯进药店的三名买药人刺死。

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抓住这两事件大作文章，外相有田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陆军、海军、外交三相举行会议，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军部甚至叫嚣：“如事件解决拖延下去，即行使兵力的决心。”由于日方的渲染和夸大，成都和北海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以“成都月”、“北海月”为大字标题披露这两个事件。

9月中旬至12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就两事件举行了数次谈判，日方提出：

解散一切抗日团体。

杜绝一切排日运动。

实行共同防共。

华北经济提携。

减低关税。

张群外长提出五点反要求：

1．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

2．取消冀东伪组织。

3．停止不法飞行。

4．取缔走私。

5．在绥东剿匪（指绥远省东部伪蒙军）。

双方要求背道而驰，谈判无法进行。

不法飞行，日方称为自由飞行。

《塘沽协定》确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以后，关东军以监视非武装区内是否撤除武装为名目，没有经过中国同意，飞机经常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后来不仅飞出非武装区，甚至远至山东等地。不仅作为军用，后来竟然发展成定期运输旅客。后来，中国当局公开命令中国人在机场跑道挖了沟渠和建筑障碍物，飞机实际已不能起飞降落。

对冀东走私，中国当局也开始采取对抗措施，凡是没有输入证明的物品，就是正当途径进来的物品也当走私品全部没收。在冀东积压着无数的货物，对日本的贸易打击很大。

日本政府与中国的外交战走到了军人的前面，当发生了成都、北海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气焰很盛，他们估计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战争发烧友们必然有所呼应，尤其冀东走私和自由飞行受挫，发烧友们必不会坐视。可是关东军、华北军都很平静，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此事使外交官员不解，一直到战后，这些人写回忆录对此事也无法解释。

可见这些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心灵并不沟通。日本外交官员们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战打得火热的时候，田代皖一郎中将等人一个心思想经营华北，田代对发展华北经济尤为感兴趣，所以有田代设宴挟持宋哲元签字之事。或问，中国政府取消冀东自由飞行和冀东走私不是妨碍经营华北了吗？当时田代胃口不在冀东一隅，他早有取消冀东自治政府而将殷汝耕纳入宋哲元门下的想法。废止表示独立的冀东自治政府把它变成整个华北自治的一个行政区的设想，特别得到“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的赞赏，小仓进一步说服关东军人，小仓磨刀霍霍等待着宋哲元履行诺言，并准备邀请宋哲元为沧石铁路动工仪式剪彩，一旦沧石铁路开工，田代马上命令殷汝耕实行易帜。

诸位，宋哲元将军能同意沧石铁路动工吗？驻屯军一旦绝望，后果是什么？

华北驻屯军可能随时被激怒，战争可能突然而起。这里不防再把华北驻屯军与二十九军的情况对比介绍一下。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正式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华北驻屯军。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驻屯军新阵容的司令官，使华北驻屯军的规格提高到和关东军平行地位，为将出现的第二满洲国——华北国已经粗划出规模。

华北驻屯军下辖驻屯军旅团、守备队、宪兵队等部。其中步兵旅团为驻屯军主力，旅团长河边正之少将，旅团司令部设于北平。

旅团编制：

步兵第一联队，队长单田口廉也大佐。

驻北平市内、丰台。

步兵第二联队，队长萱岛高大佐。

驻天津。

炮兵联队，队长铃木率通大佐。

驻天津，炮12门。

通讯联队队长真崎信行大佐。

驻北平，辖6个中队。

航空联队，队长小吉介中佐。

驻天津、北平，辖3个中队，飞机18架。

战车队，队长福田丰雄大佐。

驻丰台，辖大小坦克24辆。

骑兵大队，队长野口钦一大尉。

驻天津。

汽车大队，队长福田吉次大尉。

驻天津，辖军用汽车180辆。

辎重大队，队长木野茂义大尉。

驻北平，辖3个中队。

工兵大队，队长田中宽大尉。

驻天津。

小炮队，队长上田武夫大尉。

驻天津、塘沽，辖2个中队。

此外，步兵旅团内还有机械化大队、化学战大队等。河边旅团长还自兼驻屯军守备队司令官，辖5个中队，约1000人。

驻屯军宪兵队总队长藤井慎二大佐，队部设于天津，在北平、通州设分队，共457人。

首批增兵华北的日军部队于5月9日从日本宇品港登船，先后分8批，均在塘沽登陆，然后进抵平津各地。6月上旬，整个驻屯军完成了新编制。

这次增兵的总人数，东京公布为6000人，连同驻华北2400人，总计8400余人。据上海《申报》1936年9月间调查，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人数不下1．4万人。而《我们的华北》一书作者则指出，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兵力超过2万人。此外，华北驻屯军还在华北19个城市设立了特务机关，同时豢养了一大批伪军等。

从抗战时期中日两军的质量看，大约1个日军的战斗力能抵5——10个中国士兵。除武器的因素外，军事素质相差悬殊。日军士兵都经过严格的军事战术技术训练，战斗意识强，各级指挥官均出自军校，自陆军小学到陆军大学的军官比例很大。中国的士兵均出身农民，绝大部分抱着当兵吃粮的雇佣意识，战斗的意志不强。二十九军的军官绝大部分行伍出身，在军阀混战中提拔起来，虽然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但过去遇到的对手均为不分仲伯的国人，在长城抗战之前尚未遇到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意识很强的对手。军官的指挥水平带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的性格特征，教育士兵的指导思想非常陈旧，二十九军的士兵课本就是四书五经，孔子的哲学是治世哲学，用于对付外国侵略者颇为迂腐。日本华北驻屯军1．4万人与二十九军10万人同时雄踞华北，一旦战起，鹿死谁手很难定论。再加日军已经捷足先登占住军事要地交通枢纽，且有汉奸效力，无疑雪上加霜。

二十九军也难脱军阀混战时观念，对日本方面的军情，如：军队数量、调动、装备等基本情报也只是粗知大概，至于更深层次的敌方的军事秘密，更是一片漆黑。长城抗战之时，中国军队只知硬打，敌方军情多来自老百姓提供的直观感觉。否则何至日军128骑占承德，星宿上将军狂逃沽源，是有时间慢慢地走的！又何至签定“塘沽协定”？中华民族是个出思想的民族，几年过去，中国方面是否应该很好总结一下经验？

中国是产生《孙子兵法》的国家，据现代人研究，这部“世界兵法之最”已经被洋人炒得热火朝天。“兵者，诡道也。”而又被国人奉为正宗的儒学宣称：“君子不施诡计”，谋将焉出？二十九军的将军们，如宋哲元、佟麟阁、张自忠、秦德纯等深受儒学影响。“君子之谋”无可厚非，“小人之谋”大该商榷，从平津布防即可明显看出。

1936年春天，北平形势已经日趋紧张，华北驻屯军已经占领丰台。距丰台5公里即是北平咽喉通道卢沟桥，二十九军的将军们才考虑到加强卢沟桥及宛平县城的防务。决定派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接防。

第三营是加强营，计有步兵4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重机枪1个连，约1400人。营长金振中中校是个倔强、经验丰富的军官。金营长接防之时，心里已经明白，形势已经被动。丰台之敌，随时有从背后突袭的可能。可是，现在卢沟桥是通往内地唯一咽喉要道，固守住卢沟桥，虽然未必能保卫北平（因日军已在背后），弃守卢沟桥，北平必是死城，所以喘息之道尤显重要。

1936年平津已是被日军三面包围之势。“塘沽协定”以后，日军势力东起塘沽海口，西至昌平、延庆，日军已在平津之北成弧线形包围，日军控制天津即等于控制住北去东三省的北宁铁路和南下江浙的津浦铁路。《秦土协定》中国失去察东6县，日军兵力已近张家口，北平向西通道随时可被切断。剩下的唯一通道，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平汉铁路一条。平汉铁路出北平13公里由卢沟铁桥过永定河，沿太行山缓坡南下中原腹地。

北平北靠燕山山脉，西依太行山脉，桑干河水于太行燕山之间冲出官厅峡谷，于门头沟附近流向平原，更名为永定河，古称卢沟或无定河。然后向东弯曲，在北平之南形成缓缓弧线。查看世界城市，几乎所有大城市不是傍河即是临海。北平的形成自然离不开这条有名的河流。永定河冲积扇形的背脊即是经过3000余年发展起来的北平。5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北平城的水源丰沛，凿井汲水，喷泊为流，停潴为湖。山水景色，天赐帝王之象。永定河南即华北平原，因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是以白洋淀、东淀为中心的湖泊沼泽地带。现在虽然生态环境屡遭破坏，河流枯竭遍地干旱，仔细观察还可看出水乡田园风光。因这广柔平原布满湖泊河网，所以交通不便，致使北京南控中原必行大行山东麓缓坡，东据齐鲁江淮须经天津或走水路，自占以来太行缓坡都是进出京城交通要道。而卢沟桥即是要道的咽喉。可以说有了北京城就有了卢沟桥，有了卢沟桥才有了北京城。元朝以前，北京曾被称蓟、中都、大都等名，金代以前，卢沟桥是渡口，有浮桥。金大定年间（1189年）始建石桥。

这座11孔联拱石桥保存至今。桥长266·5米，桥面宽7．5米。桥面分作桥面伏石、仰天石、桥面石三层。石栏杆279间，栏板279块，望柱280根。栏杆每间是望柱，柱头刻仰俯莲座，座下刻荷叶墩，柱顶刻狮子。石狮形象生动活泼。共485个，坐卧起伏，极富变化，有揉胸昂首，仰望云天，有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侧身转头，两两相对，有抚育狮儿，轻轻呼唤。这些狮子有雌雄之分，雌的戏小狮，雄的弄绣球。大狮子身上又爬着小狮子……

卢沟桥两端入桥口两侧有石制华表四根。两端雁翅桥面及桥头上，有碑四通，有康熙帝修卢沟桥碑，乾隆帝葺卢沟桥碑。“卢沟晓月”碑及乾隆题察永定河诗碑的碑亭。

卢沟桥自建桥至清末经过18次修缮。

明朝末年，为了防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北上进攻京城，崇祯13年（1640年）在卢沟桥东岸约200米距离筑起拱北城，即后称宛平城，宛平城只东西开二城门。有瓮城，有闸楼，东城楼称顺治门，西城楼称威严门，典型明代建筑。二城门间距640米，城池宽320米，青砖结构，城池坚固，是全国最小的县城。城内主要建筑是军卫营房、仓库、马厩等，城东还有观音庵，城西有兴隆寺。西城外至卢沟桥之间有旅店、茶楼、酒馆、车马店、民房等。

在桥梁建筑史上，卢沟桥也占有重要位置。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过此，惊叹其建筑绝伦壮丽神秘，并做了详细记载，使卢沟桥的形象进入欧洲，所以欧洲人往往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欧洲人谈起东方的神秘也往往以卢沟桥为证。卢沟桥除其实用意义以外，其已成东方文化的象征和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代表作品。

汉、唐时人们离别京城长安，送行的人都要送至灞桥，折柳赠别。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送客出城，都至卢沟桥，小住一夜，次晨起程过桥，所以后来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下弦之月，衔在西山边上，黛色笼罩，滔滔大河冲出峡谷，如银蛇蜿蜒，至桥下奔腾东去。过往商旅，文人墨客，升迁或谪贬的官宦或寄情山河，或感慨人生短促，或叹息旅途艰辛，或留墨或留诗，已经形成卢沟文化现象。以卢沟桥为背景的诗流传下来有几百首，以唐朝刘皂“渡桑干”最为著名：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此外还有北宋诗人苏辙的“北渡桑干”（永定河古称桑干河），金代文学家赵秉义的《卢沟》诗，南宋诗人范成大《过桑干》，元人尹建高的《卢沟晓月》诗，文学家张野的《满江红》词，杨奥的《过卢沟桥》诗，诗人兼画家王绂的《扈从过卢沟桥》诗，明人冯琦的《桑干歌》，王英的《卢沟晓月》诗，杨荥、张元芳、顾起元等人的诗。明永乐年间，以胡广为首写“燕山八景”诗124首。清康熙的《察永定河》，乾隆的诗与碑——《卢沟晓月》，和清代诗文若干首。

另外，元人著名画家文征明（真尚待鉴）的《卢沟运筏图》大幅主轴画卷，明人王绂的《卢沟晓月图》，日本人绘制的《唐土名胜图会》，清代人张宝绘制的《泛槎图》等等，以及《卢沟记事》等文章。

这些带着古远、淳朴、壮丽、粗犷……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融合特点的作品，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财富。

1936年金振中带着他的加强营到卢沟桥接防，他不是来写诗的，也不是来感叹河山壮丽的。他是军人，他带着他的队伍在卢沟桥出现，预示着卢沟文化淳朴古风的结束，将开始的是为民族生存拼搏的血与火！那是新的歌，悲壮而又悲惨！

宛平城，过去称拱北城，也称拱极城。拱北，拱卫北京的意思；拱极，“极”是人臣之极，即皇帝，拱极也就是保卫皇上保卫社稷了。

从卢沟桥和拱北城建筑位置分析，卢沟桥为交通咽喉，拱北城为屯兵之地。拱北城在桥的内侧，即靠北京一侧东侧。从军事角度看，敌人来自对岸，来自桥的西侧，拱北城西出，控制住石桥，使西侧攻来之敌不能通过。

现在的情况，今非昔比。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已经捷足先登占领了丰台，丰台距卢沟桥只有7公里，而位置在宛平城东，卢沟桥与北平城之间。“拱北”、“拱极”现在都失去了意义。它唯一的目的是守卫住北平与中原腹地的交通咽喉，使其通畅，勿令日本人扼死北平。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上守住卢沟桥，不等于交通线不被日本人切断，但是不守住卢沟桥，咽喉必被日本人切断。而且敌人在其背后，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切断宛平城与北平联系，使宛平成为孤立据点。可见守卫宛平实为艰险任务。再看看金营长的兵力部署，你会感到莫明其妙，其实也是必然。一旦战起，不仅存在固守桥头的艰巨，同时面临着争夺丰台的厮杀。日军已经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战事已迫在眉睫，已经不是希望中的争夺丰台，而是卢沟桥能不能自保的问题。一日，旅长何基沣来宛平视察，金营长请示：“如敌人进攻宛平，怎么办？”何要求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听者会马上悚然吃惊，因为一旦枪响，那将是两国全面开战，将是国策、国运、国家前途大事，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旅长岂能轻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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