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河边旅团自支那军的包围中拯救出来１

“膺惩暴戾的支那二十九军”

“膺惩可怕的冯治安师”

7月8日以后，东京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日本的国民举着小旗，呼着口号连日游行，要求政府对中国出兵。

日本的舆论在军部的控制下，国民的情绪早就被鼓动起来了！

7月7日至10日，卢沟桥畔的战事，4次挑起，又4次谈判，其实日方毫无诚意，除等待援军以外，重要的是，日方的决策人正在举棋未定。8日晨，华北驻屯军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方针，也只是策略性的决定。是否挑起对中国全面开战，华北驻屯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准备发动战争并在积极筹划对策的，主要有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武官今井武夫，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参谋长桥本群，对开发华北的经济皆非常热心。而不赞成行使武力，田代在这之前也曾多次与外务省商议，谋求实现和平的方法。华北驻屯军首脑们大多认为：

一、如果宋哲元失去京津地盘，将来恐怕没有交涉对象，因此，不愿意提出使宋哲元地位以致命影响的要求。

二、考虑宋哲元的地位处境，考虑宋哲元从齐齐哈尔的深山里出来（有误——编者注）踏上京津军政舞台的心境，实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乡下武士，汲汲于保持京津的地盘，尽量稳健的解决，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军的下层，特别是青年军官们的排日抗日风潮又甚激烈。加以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求也不可能。

不过，此时田代中将的心脏病发作，已经命在旦夕。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于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备对华紧急出兵。令4万士兵停止复员。

日本军部内部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顿然明朗。日本军部主管作战的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事变不扩大”的主张。在军队内部得到航空本部长久迩大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支持。

石原莞尔，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角之一，有“关东三羽鸟”之称，被日本少壮派军人视为英雄人物。当他被调回东京迭任要职后，他却顿悟前非，极力反对继续侵略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就曾坚决主张驻华北的日军撤到长城以外，而将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使中日之间避免发生冲突。

有一次，石原莞尔在京都大学讲演，竟然公开发表惊人的主张：所有应负中日之战的人员均应发交军法审判。同时他更呼吁应由日本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和。

多田骏，在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多田和石原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方针，均以中国民众普遍抗日排日风潮极为高涨，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再是过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况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将担心华北会发生突然事变，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密派陆军部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找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冈本在平津逗留一个星期，回国后，向石原作了极为乐观的报告：“在华北的日军中，虽然也有部分人忧虑会爆发事件，但为数极少，从整体看，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首要，无不在秣马厉兵，跃跃欲试，企图在即将扩大的中日之战中一显身手，如同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中的那些名将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主战派诸如：朝鲜总督南次郎，鲜朝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内务大臣、海军大将末次正信等。

内阁与军部联席会议上，两派反复激辩，多田骏与末次正信险险乎动了武。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陆相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陆相说：“……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

恰好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

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

二、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

三、处置直接负责人；

四、道歉。

华北驻屯军根据这样精神，10日向二十九军提出四项要求：

一、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

二、给肇事者以处分；

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

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石原莞尔以军部第一部部长名义用无线电话命令天津驻屯军，叫他们下令牟田口联队立即从丰台附近撤退到丰县（指河北省丰县），勿使冲突扩大。可是，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参谋人员却认为：撤退是交战之中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悍然拒绝了这个命令。

军部非常不满9日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第二天，参谋本部制定并通过了向华北派兵的方案。决定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各派1个师团，必要时由日本国内动员3个师团，共5个师团，两个多月内使中国屈服。这个方案，军部仍称为是不扩大方针，而遭到军政界大多数不扩大派的反对。

7月11日，参谋本部将派兵5个师团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统一意见。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近卫文麿官邸召开五相会议。

陆相杉山以强硬的态度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海相军内光政支持陆相方案，认为：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海军也作全面战争准备。

外相广田弘毅只是软弱无力地提出，为了保护日侨和为驻屯军自卫才须动员。意见似是疑问也像是出主意。在3个多月前，广田就任外相时铮铮地保证：“在我的任职期间，我决不让发生战争。”犹余音绕耳，广田唯诺接受了军方的方案。也有人说“广田三原则”是迈向战争的基础，也不能说不准确。

拓务大臣大谷问道：“陆军将打到何处为止？”

陆军大臣杉山傲然拒绝答复。

海军大臣米内便代为答道：“预定打到保定为止”

不料，陆军大臣当场大发雷霆，愤然斥责米内说：“像这样大的事，你也能在这种地方说吗？”

会后某位阁员曾经忿忿不平地说：“指内阁会议为‘这种地方’，叫我们这些阁员如何能尽职责？”

结果，陆军大臣杉山的派兵方案，在五相会议上诺诺连声中通过了。只是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陆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好在这些昭和军阀们并不在乎咬嚼几个文字，也未计较，就算同意了。

下午3时20分，只用了40分钟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看来近卫的举止似乎对天皇不甚礼貌，近卫每次见到天皇都显得较为随便，这只不过他们如兄弟般亲密的一种表示。他们信口谈了些事情。20分钟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卫和杉山谈了内阁出兵决定以后，天皇问了类似拓务大臣那样的疑问。天皇似乎对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疑议。天皇把中国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的话，问了一遍，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包括稍后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

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当日（11日）晚7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其要点如下：

“……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

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州国紧急之事……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华北派兵……”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翌日晚间，首相近卫邀请政界、言论界和工商界领袖们到首相官邸，首相亲自出面要求他们对政府的决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过去，如“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都是走在后面，而被军部牵着鼻子。这次相反，首相先发采取主动，进行战争动员，政府首先出手，与军部作战争竞赛。据说近卫是采纳了亲信的意见，这样可以利于事件解决。

声明宣布不久，军部的独断专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数的日本政府官员，各地民众忧虑起来。甚至使近卫想搞掉陆相杉山。

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积极从事谋和活动，公开主张在华日军撤到长城以外。又想尽方法钻门路找关系，运动近卫文麿首相，请他下定决心，亲自到南京乞和。他通过内阁书记官风见章，对近卫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谈判案，近卫首相对此也表示同意。

近卫首相本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10天观点又转了方向，认为卢沟桥事件只能和平解决。又暗中准备与蒋介石和谈。

19日，风见章书记官为转达石原氏的方案，拜访了近卫首相。首相正患痔疮，躺在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决心说：“我本来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着为国家效劳到何时。我如果能飞往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谈，那就要豁出命来立即施行。现病卧在床，但可以由一个护士陪着去。”

在这之前，首相找来日本老政治家西园寺公爵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与其商谈与中国政府和谈之事。

西园寺公爵是当年日本仅存的一位无志政治家，他的实际权力，甚至在天皇之上。因为所有的日本新内阁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难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过他联络各方代表。他这位私人秘书，具有充分代表西园寺公爵说话的资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图说服军部首脑，向陆相杉山元、次长梅津美冶郎和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表示反对出兵华北。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日中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会像西班牙战争时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泥沼之中。此时在华北的日军应一举全部撤退至山海关。并且近卫首相应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解决日中两国间的根本问题。”

梅津反问道：“石原部长向首相谈及此事时，首相有信心吗？在华北侨民多年的权益与财产能放弃吗？能保障满洲国的安定吗？”

这位“关东三羽鸟”的谈话，应该说是很失败的，重要的是军部开始注意首相的动向。

近卫首相又以身体很弱为由，改变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广田弘毅访华，谒请蒋介石和平解决中日纠纷。近卫甚至说：

“广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决心，亲赴南京直接谈判，即使交涉办不成功，最低限度，也可以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的意图。”

原田熊雄当下就答应了近卫，将他的决定转陈西园寺公爵。5天以后，经过多少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西园寺公爵通过原田熊雄答复了近卫文麿的请示：

“中国可能不再相信广田弘毅，最好是近卫文麿亲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卫文麿却还在忌惮日本皇道派军官的跋扈嚣张，横蛮无理，他迟迟迁延，踌躇不决。先是央请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辅，请他秘密往见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为联络，并予协助，让近卫能够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这已经是7月23日，近卫首相又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联络与协助。首相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潜赴中国南京，晋谒蒋介石。

7月23日深夜，宫崎龙介乔装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开东京到神户，预定搭乘24日由神户驶往上海的“长崎丸”，直驶上海，转赴南京。可惜的是，有关宫崎龙介赴华乞和的往返电报，早已被日本军方截获。宫崎龙介正杂在人丛中依序登轮，跟踪已久的便衣宪兵，不由分说上前逮捕。近卫首相的乞和密谋，居然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揭露。

日本军部逮住了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们无可奈何，更加助长了少壮军人的气焰。近卫首相忧思焦虑悲愤交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卫下令准备好专机，准备亲自飞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乞和，遏止中日间行将全面展开的大战。

专机已经发动，螺旋桨已经嘭嘭嘭地转了起来，近卫首相的专车秘密地开到了飞机场，当下就被冲上来的少壮军人们截住，因为少壮军人们已经侦得首相行动的消息。少壮军人拦住了首相的专车，令其转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卫首相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知道这些少壮军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也不惜在此再发动一次类似“二·二六”式的政变，他们可能马上举枪向他射击，把他打成血肉一滩，或是将飞机击落。首相只好乖乖从命，调回车头转回首相官郏

近卫飞华乞和再度受阻，和议马上趋向低潮。少壮军人悍然不计一切，准备蛮干到底，中日大战已属无法避免。

再说，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呈前线情况。

同日，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介正告日：

“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扩大１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坐阵指挥。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的态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另外一点，如若维持现状，以大刀精神武装起来的二十九军与华北驻屯军共存于平津，二十九军仍占优势和主动。得到何应钦命令以后，他又在乐陵滞留两天，从卢沟桥前线不断报告来打打谈谈的消息。日方不断地制造“不扩大事态，就此解决”的空气。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决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7月11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就得到日本政府当日的政府声明，即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同时也得到中日代表谈判情况的报告。

7月10日，中日交涉又开始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先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同张自忠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武官今井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问题。张自忠因患痢疾，卧病在床，面颜憔悴，身体消瘦，十分虚弱。张自忠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张的回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

11日晨5时，秦德纯亲自打电话对松井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由于冀察当局态度很强硬，谈判出现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官与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光、张允荣等人再次进行交涉，日方答应可以从卢沟桥附近撤去日兵。张、齐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下午2时（7月11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给今井武夫武官打来特急电话，向他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得到内阁决定通知后，马上召开了参谋会议，作了如下决定：

“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具体措施是：

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

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

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华北驻屯军的方针已定，需要的是战争的准备时间。如若像专田参谋那样撕毁一切协议，露出马上发动战争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军提前准备。

特务机关、武官都没有按照专田参谋的方法去做。当日（11日）晚8时，也就是专田通知今井武官，一切协定予以撕毁后6个小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仍然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

一、道歉；

二、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

三、取缔抗日团体。

从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乐陵赶到天津以后，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辅佐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即马上研究分析宋哲元的心理，认为：

一、宋认为卢沟桥事变又是局部冲突，只要我们再让一步，那就不难获得解决。

二、他还不知道南京中央业已决心抗战到底，不再对日方继续忍让。

桥木群等抓住此机会，马上派遣他们的鹰犬爪牙，亲日分子，如前江苏督军齐燮元，北洋政客潘毓桂等，向宋展开了包围攻势，要求宋哲元留在天津，与日方展开谈判。

潘毓桂甚至坦直承认：“我已经跟松井机关长商量好了解决办法，才来求见宋主任委员，向宋主任委员剖析利害，希望您能够采纳１

此事变以后，日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央军北上，如若中央军进入平津附近，两军战事就会再行升级。日本内阁所通过的派兵5个师团计划就须重新考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不再是步步升级，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军大臣米内预言打到保定，和两个月使中国政府屈服的事。所以，驻屯军马上要稳住宋哲元，先行孤立二十九军，挑拨起二十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稳住宋哲元的工作必须首先由亲日分子去做。然后，再集中兵力，施以致命的打击，一举攫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在未完成部署之时，日方须不断放出“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幕。

而10日至12日秦德纯、张自忠与日方松井等人所签协定，也恰是烟幕的一个重要部分。12日秦德纯赶往天津向宋哲元汇报战事与和谈情况。基于这三种因素：

一、日方努力达成协议；

二、汉奸下说词；

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决。

宋判断可以“就地解决。”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

同时，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而对蛮横跋扈的昭和军阀采取了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人义士的态度。这举止也不能不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就在宋将军发表谈话同日，即7月12日，日本军部又拟定了“对支那作战计划”，决定了“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

另外，因原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之病危，新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乘专机，在关东军战斗机的护送下降落在天津机常这一新的任命也是11日五相会议通过，由天皇亲自任命的。

香月清司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四期生，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日俄战争后，被派驻德国日本大使馆充任武官。他研究“步兵战术”在当时日本颇有名气。1928年，济南惨案中，香月提议，驻东北的一部分日军，急速调往山东，对北伐军横加阻挡，开了以武力对华进行干涉的先例。由于他在侵华战争中有功，从此官运亨通，不断得到提拔，甚至一度成为陆相候选人，香月清司来华前，任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一直关注着华北局势，在任教育总监期间就曾到北平、天津地区进行过考察。

香月一到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军官就摩拳擦掌地向其汇报，只要日本陆军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扫荡二十九军，并且将其逐出华北。香月还进一步认为：倘若对卢沟桥事变采取消极的态度，就唯有增长中国的势力，徒然贻害于将来而已。香月力主予中国彻底打击，以确立华北亲日政权的基矗即：在华北建立汉奸傀儡组织。7月12日香月到天津，19日香月即向军部提出了“状况判断”。香月提出：“只要使用日军首次增援华北的兵力，便可以将二十九军一举击溃。不过，不妨利用谈判转移对方耳目”。香月开价七项和谈条件：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

二、罢黜排日之要人；

三、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机关自冀察平津撤退；

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实无此团体，可能指的是复兴社编者注）等，应自冀察平津撤退；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以及其他学生与民众之运动；

六、取缔军队与学校中之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部人担任，中国军队，一律撤出城外。

7月13日，慷慨激愤的上海市各团体，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宋哲元还曾回了一个通电，说：

“日军之宗旨在战斗，凡战官兵，慷慨赴义，公所当然……”

这一封复电由全国各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使所有同胞读了莫不大为感奋，以为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决心，应该是绝对不会成问题了。然而，在第二天，即7月14日晚上，香月清司派参谋专田，将日方七项和谈条件，向宋哲元当面提出，宋哲无细心看过之后，却又郑重其事地表示：“贵方的这七项要求，个人在原则上无异议，只是希望能够延缓实施。”

当下宋指派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等与日方代表研究磋商。

然而，7月15日，日军部即完成“中国驻屯军之作战计划策定”，即等于日军部向在华北日军下达了作战命令。这一作战命令的头一条方针便说：“军事行动开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

当日，由于宋哲元原则上同意日方所开列七项条件，以为局部冲突可以和平解决，又发出了一封与13日通电矛盾的通电，令全体国人为之错愕，通电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概不敢受……”

华北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弥漫，日方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形势忽而紧张又忽而松弛，遂使国人也坠五里雾中，对华北当局与日交涉，有莫测高深之感。因此，有人致电宋哲元，表示关怀慰问，也有人义愤填膺，大为指责，甚至有人亲赴天津，投刺谒见，向宋哲元痛陈利害，揭发日方的阴谋诡计。7月16日，北平教育界推派代表李书华、李蒸、张贻惠、刘冶洲等望重一时的学人，专程赴天津谒宋，向他探问究竟，有所建议。宋哲元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

“我明晓日本人是贪得无厌的，今天我答应了日本人几项要求，明天他们就又有新的条件来了。所以，时至如今，我还没有跟日本签订任何协定，二十九军也绝不会同日本人让步１

可是，话锋一转，宋又自食其言地说：“不过呢，为了保持华北的和平，我也愿意有限度地接受日方要求，譬如道歉呀，撤兵呀什么的。”

7月16日晚间，香月清司奉日本陆军部的指令，命令他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要宋哲元在指定期限之内，应允日方所提的条件。7月17日上午，香月通告宋哲元，限他在19日以前承诺日方所提的条件。宋哲元只好责令张自忠等于当晚开始，继续与桥本群商谈。日方为此，又大造舆论，言下之意二十九军与日方秘密签订协定。

这时，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殁。田代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死于中国的日本高级将领。宋哲元以参加田代皖一郎丧礼为名，跟香月清司见了面。日方又借机宣传宋以参加田代司令官丧礼为名晤面新任司令官香清司，并对日军表示道歉。疑团丛生，连南京中央也弄不清宋哲元在干什么。

7月17日，南京中央责令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世军问询宋哲元与日方谈判真相。宋知自己在天津羁留已使中央疑虑，宋只好为自己解释说，仅以解决地方局部冲突，决无任何丧权辱国协定。

有人向宋建议，要宋速离天津，否则人身安全将难保证，宋已觉得再在天津滞留也无意义。7月19日早上，宋搭乘北宁铁路专列离开天津，专列经过杨村两侧铁桥，桥上，已被日本人埋置了炸弹，专等宋专列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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