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与苏联结成联盟。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现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

为了向莫斯科表示中共的这一愿望，毛泽东加紧了与斯大林的联系。特别是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中共不愿将大门关闭，但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还是时时处处向莫斯科请示、汇报。

在当时恢复经济急需贷款援助的情况下，由于向苏联要求的贷款一时无法得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问题便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当时，西方国家的财团也有在华投资的意向。但是毛泽东深知这种问题的敏感性，他必须向苏联通报，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

4月13日，已经成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了他4月9日同毛泽东长达3小时的会谈情况。会谈时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表示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还主动表示：“我们把这项建议看作是试图与我们达成交易，这不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而是(按马歇尔的计划)使美国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并使中国人民服从他们，就像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不过，毛泽东随后又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

针对上述电报，斯大林4月19日打电报给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会谈时，请告诉他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话。……第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

显然是因为没有摸透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或者是出于避免引起苏联猜疑的考虑，中共始终未曾接受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在中美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上，毛泽东也特别注意听取莫斯科的意见。科瓦廖夫回忆说，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就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向他通报情况并征徇苏联的意见。

5月23日，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简要地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会谈中司徒雷登曾表示其个人意见说，他们美国人现在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就是证明。他还说，人民解放军一入城(青岛、上海)美国人就把陆海军撤走。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民主人士要尽可能广泛一些。联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将予以承认，并同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是矛盾的。麦克阿瑟不久前派两团美国士兵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驻上海的舰队。或者司徒雷登说谎，或者军人们(麦克阿瑟)不尊重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

5月26日，斯大林在打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要他转告毛泽东，他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并说“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

不过，当时苏联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发展的考虑比毛泽东估计得要复杂和微妙。斯大林一方面不愿意中共与美国密切接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出兵干涉中共的解放事业，甚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忧虑不在于中共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而在于中共采取过分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造成借口。因为一旦美国出兵，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苏联介入这场冲突，势必与美国在亚洲卷入一场战争；如果苏联采取回避态度，万一中共不敌美国，就会直接损害苏联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

至于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共打过长江的问题，据笔者目前看到的史料，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从罗申的活动和斯大林关于苏联出面调停的上述电报可以看出，苏共确实有意让国共双方划江而治，虽然这是没有明言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屡次表示对斯大林有怨气是事出有因的。胡乔木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即斯大林没有正式提出过阻止中共军队渡江作战，但这种意图是有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曾表露过类似的担忧。1949年4月1日，即在中共军队渡江前，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克拉克(Clark)致电马歇尔说，罗申告诉他，如果中共最终夺取全国就会感到“骑虎难下”，面对无法应付的局面。实际上，真正感到“骑虎难下”的是斯大林。例如，中共军队在渡江战役中炮击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和“伦敦”号巡洋舰后，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保守党要求对红色中国宣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此时正在北平的科瓦廖夫根据莫斯科对他的报告的反应，“感到危机时刻已经来临”，“辽东半岛的苏军以及在旅顺口和太平洋其他基地的苏联舰队已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但“对所有人来说，庆幸的是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

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结成同盟打下基础，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面铺平道路。同时，学习苏联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争取苏联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刘少奇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会谈和交换的各种文件，基本上达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但有些问题则留待毛泽东亲自去莫斯科解决。

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中苏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刘少奇通报中国国内的基本形势和中共有关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征求苏联方面的指示和意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斯大林在阅读这个报告的俄文本时在文件上做了许多批注，并划了许多着重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次二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谈到今后的任务，报告认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关于未来的国家管理问题，报告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报告指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什么是‘官僚资本’？)”报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须解释的。(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报告区分了中国的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报告特别强调：“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几项原则：“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对。)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利益的问题，报告说：“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什么样的限制？)”至于“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对。)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关于在华的外交官员，报告中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名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关于新政府成立后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对。)”报告同时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根据斯大林对这份报告的批注以及后来的会谈情况，可以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状况是满意的，对中共中央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赞同的。就是说，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上虽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刘少奇阐明了中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即新中国将坚决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反对走“中间路线”。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这样，就确定了中苏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共的这一立场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和赞赏，7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甚至还出版了单行本。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也特别解释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边倒”方针：“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报告还指出：“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刘少奇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问题上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刘少奇表示“没有什么妨碍”，但斯大林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侯都要讲团结。斯大林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

斯大林还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表明了苏联赞同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融洽和谐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明白中国最急需的就是经济援助，根据俄国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第一天，即6月26-27日深夜的会谈中，主要讲的都是如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而且这笔贷款是按照1%的低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的商品形式提供给中国，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斯大林还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而且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苏联还准备派专家并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事的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在回答中国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作好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建立这条航线”，并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还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修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的铁路。刘少奇根据国内来电的要求，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苏联方面对这一计划当即表示赞同，只是提议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斯大林还根据中国的要求派出苏联空军布防在旅顺到大连之间，以对付国民党的空袭。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情报及反间谍方面进行合作。高岗和刘少奇说，过去苏联在中国的大部分情报网已经靠不住，甚至正在为美国和蒋介石工作，他们要求停止这些无法控制的间谍的活动。斯大林回答说：“形势要求我们把我们双方的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我们准备立即这样做……让我们采取联合阵线的行动！”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提出向苏联学习管理经验、在苏联参观访问、派人到苏联学习以及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要求。刘少奇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又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苏联解答或给以指导的问题，这包括了解苏联的国家结构、经济政策、文化和教育机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苏联方面尽力满足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些要求。

7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高岗，同意由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鉴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机构刚刚建立，既缺少专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根本无法提出所需设备和货物的清单，毛泽东建议刘少奇与联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专家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那么最好请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时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不久，苏联加快了对中共援助的步伐。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19日决定向中国提供334架飞机和大炮，其中包括360门高射炮，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此后又提供了价值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5日决议，还提供了价值630万美元的钢轨和固定件。

第四，刘少奇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新疆问题上取得合作成功，是加强中苏之间理解和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苏利益冲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对东北问题比较敏感，那么在新疆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慷慨大度。在与刘少奇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主动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斯大林还建议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为了帮助新疆尽早得到解放，斯大林表示苏联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迅速地驱散并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经请示毛泽东后，7月6日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毛泽东原计划于1950年或1951年解决新疆问题，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

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当地可靠的领导人。当年稍晚时候，中共便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了新疆问题。

应该看到，斯大林对新疆问题的建议和关心主要考虑的并非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出于在已经决定苏联不再介入新疆问题的前提下对西方势力渗透这一地区的担忧。虽然如此，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斯大林的建议和帮助有直接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很难说不是为了在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苏条约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判遇到了障碍。

第五，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自然要求废除包括中苏条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是当时中苏双方利益冲突之所在。如果说当米高扬访问时苏联提出这一问题有些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那么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毛泽东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非常谨慎，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本意和底线。

米高扬离开中国之后，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以往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周恩来的这种说法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本意还摸不透，或者说对米高扬所表示的苏联对待原中苏条约的立场持怀疑态度。而斯大林也摸不清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中共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也只是提出“可以谈谈看”。

中苏双方在条约问题上互相摸底、互相试探的心态在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在该报告上的批注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对。）

在7月11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对长春铁路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已经在西柏坡表明了苏联的意见，即苏联认为条约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留。虽然中国方面对长春铁路问题没有表态，但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斯大林显然是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会引起冲突，因此将问题搁置起来可能要好一些。

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已经知道中国并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于是又重复了米高扬的说法，即提出两个方案要中国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

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而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明确地对刘少奇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总的说来，刘少奇虽然表示可以继承旧条约，但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显然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只是留出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而已。这一点，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这一点，从斯大林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言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莫斯科“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不过斯大林以这种说法来试探中共的意图却也是非常明显的。看来，斯大林是想把问题拖下来，或等待毛泽东首先明确其要求或做出让步。

第六，莫斯科会谈中中苏之间的另一个分歧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准备、也很不情愿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向中共提供帮助。

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但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台湾是中共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而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帮助。

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已经透露了中共对进攻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到解放台湾问题。信中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于是，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由我们占领。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斯大林表露了他对战争的真实感受，又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斯大林建议把这件事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7月27日，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中央委员会总部，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参加了会议。苏联方面除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外，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参加了。斯大林在会上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建议和要求中国人不要发动台湾战役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以上情况说明，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他们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实际的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可能的合作。这正是刘少奇与斯大林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基础。从这一点看，美国教授陈兼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然而，就双边关系来说，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没有解决中苏之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直接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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