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因此，在各方面回忆说法不一和缺乏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还要根据旁证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做出判断。同时，只能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目前则无从考证。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况且，如前文所说，周恩来本人一直是赞成出兵的，并几次在会议上提到出兵问题。当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的意见后，周恩来更是坚决执行这一决定的。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还在做一些人的说服工作：“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不过，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比，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究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其次，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有不同说法。

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

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结果是：一、苏联空军暂不出动；二、中苏均暂不出兵；三、建议北朝鲜尽早撤退。

在师哲的回忆中，先是说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后面又说到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

李海文和张希研究的结论是：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1日7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主要是斯大林和周恩来在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到，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后来的谈话中都曾提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

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文献证据，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毛泽东13日的回电以及中苏双方采取的措施看，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做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从前文所述斯大林10月初两次致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坚决主张中国出兵的，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还是下决心并坚持派兵入朝作战的。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提出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有原因的，可以判断，这个原因就是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而斯大林在会谈中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即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

那么，苏联以前是否曾答应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7月5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至于掩护中国入朝部队作战的问题，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的电报都只是原则上提了一句。而苏联答应援助中国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从兵力和部署看，其任务似乎主要是协助中国部队解决东北地区的防空问题。从军事角度讲，关于这个问题，中苏双方当时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讲，要求苏联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关键就是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决定出兵以后，中国军事指挥员对这方面的要求就显得非常迫切了。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很多与会者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这里说的空军部队当然是指苏联空军。

但是，斯大林与周恩来10月11日会谈的结果却是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的时间，同时，苏联将来会以什么方式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下来。

由于苏联空军推迟出动，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初步结果是中国暂不出兵朝鲜。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1艘战列舰、3艘重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3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就估计到美国军队将要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这一次不是在朝鲜南方的仁川-汉城一线，而是在朝鲜北方的平壤-元山一线，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向朝中和朝苏边界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前进。

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指望中国出兵已经不可能，军情又如此紧急，斯大林必须当机立断了。当天下午，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同一天，莫斯科还做出另一项决定。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看来，斯大林是决定放弃朝鲜了。

而此时中国则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

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北京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11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苏联以何种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及方式。毛泽东认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

同样在13日，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先解释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然后，通知了中国的决定：“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它能够打李承晚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此后，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当天，斯大林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

中国出兵的问题解决了，但关于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事情还要继续讨论。毛泽东电报中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掩护我们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问题入朝作战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而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13日电报后于当夜约见了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日又收到毛泽东两封电报。第一封来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指出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同时电报再次提出13日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第二封来电通报了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说明要等6个月后再进攻元山和平壤。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内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当即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

显然，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空军和武器援助是中国做出决策和制定战略部署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结果，斯大林在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只是掩护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将出国的中国军队处于十分困难和窘迫的境地。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愿意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下面将要谈到的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也说明，苏联的空军援助仅限于保护中国领空和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

以上情况表明，斯大林虽然一直答应为中国部队提供空军援助，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推迟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并且拒绝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当然，说斯大林完全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是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是缺乏经验的，直到10月13日前他们还在指望苏联的“空军掩护”。周恩来去莫斯科谈判的主要目的，即中国提出的主要出兵条件，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却在中国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虽然中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但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把毛泽东推上了战场，却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又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出军队赴朝作战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

斯大林考虑的是尽量避免使苏联卷入与美国的公开冲突，而在危急的关头要中国在亚洲负起责任。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主要有两个看法比较有说服力。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只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现在发表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讲话都可以成为这种观点的证据。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这些看法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因素。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而莫斯科对战争局势继续恶化的对策和安排显然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苏联驻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斯大林甚至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一点，如前文所引，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如果战争扩大，由于中苏同盟的关系，苏联也将参与进来。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

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亚洲消耗和拖住美国。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应尽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

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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