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以后。目前尚无苏联军事调动的直接文献，但实际情况是苏联空军在11月初，即中国军队入朝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中朝边界的上空投入了战斗。英国记者乔恩.哈利迪利用对许多当年参加过朝鲜空战的俄国军事人员进行采访的大量材料，详细描述了苏联空军投入的这场实际上是与美国空军直接作战的经过。据他的考察：

俄国人驾驶的米格-15尽机首次进入朝鲜战区的时间显然是在1950年11月初。但是，他们首次作战究竟是1950年11月初还是1951年1月中旬，仍然众说纷纭。一位了解内情的俄国人在采访中告诉我：朝鲜天空出现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是由俄国人驾驶的。1950年11月1日，米格飞机首次出现在朝鲜上空；11月18日，进行第一次喷气机空战。被采访的其他俄国人则说，他们的空军是11月下半月才第一次进入朝鲜作战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准确的日期。洛博夫(Lobov)将军在他撰写的空战回忆中说，他进入朝鲜新义州的“确切日期，是在美国大规模空袭新义州之后”。对新义州的大规模空袭发生在1950年11月8日，由此推论，洛博夫是在195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达中国的。

现在已有档案文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11月2日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空战是发生在1950年11月1日。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Belov)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

在斯大林眼中，空军问题是最敏感的，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此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空军部队也不断有所加强。

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对此，毛泽东十分感激。

由于中国军队后方运输线遭受敌机严重破坏，军需供应十分困难，1951年2月23日，周恩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大将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进驻鸭绿江北侧，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扎哈罗夫予以拒绝，使彭德怀非常不满，并于25日和28日两次找毛泽东，商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于是，毛泽东在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因此，毛泽东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是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立即回电说：“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有一条金属飞机跑道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上封电报同意派出两个空军师外，“由于即将到来的几个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

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未能进驻朝鲜，但驻沈阳和鞍山的苏联空军部队不久便转移到安东以西仅20公里的庙沟机场，以后又进入了距边境不远的大蒲和大孤山机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上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变。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在朝鲜战争中，由格奥尔基.洛博夫将军统一指挥的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平均有57%左右可在同一时间参加作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000人。据什捷缅科的报告，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损失63架。从苏联空军参战的规模和取得的战果看，苏联实际上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虽然苏美双方当时对此都保持沉默并封锁了消息。

当然，斯大林还是掌握着不在前线使用苏联空军的原则，这一点，他在一封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斯大林指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Krasovskii)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认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曾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空军王牌飞行员别列亚耶夫(Pepelyayev)则肯定地说：俄国人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中国的资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这些情况说明，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对此后来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这就是说，中苏这两个盟国在具体战斗中没有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是双方领导人有默契和理解的。

当然，不是说中苏之间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分歧和矛盾，有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役的具体指挥和战术的具体运用上也会发生意见分歧。但他们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

国内战争使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形成的思维定式之一是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以往采取大迂回包围美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团都难以实行歼灭，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同时，毛泽东仍然主张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把敌人放进来打，“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回电中说：“该电报中所述的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种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英、美军很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不付出巨大损失就难以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斯大林还提醒说：“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在过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交往中，任何一方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来都是谨慎的、间接的或试探性的，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和缺乏理解的状态。此时斯大林能够如此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至少是有了一定的信任感。

毛泽东对斯大林也表现出信任和尊重。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

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中苏友谊和中苏关系的牢固性。例如，1950年12月29日中共东北局发出与苏联军事人员搞好关系的指示电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4日将这一指示电批转全国和全军，要求“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正如叶剑英在同苏联驻广州领事马卢欣(Malusin)谈话时所说的：“中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任何时候也不保密。我先后在上海、延安、华北各地方工作过，我一直知道中共领导人这一观点。我经常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我清楚，政治局没有背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过任何决议。只有联共(布)和苏联能够和正在给予中国友好的援助。因此，很自然，中共和中国领导人应当认真地向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中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与苏联友好的事业首先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和中国人的友好行为。这是毛泽东的观点。”叶剑英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50年中国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抱怨同在京的苏联同志有磨擦，对此毛泽东提醒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与苏方关系变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首先认为是中国同志做得不对。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系就完全和谐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双方还是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的。例如，在种植橡胶的问题上就反映出这种矛盾。被斯大林称为“液体金子”的橡胶是苏联急需的战略物资，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禁运，斯大林曾多次建议中国单独或与苏联合作在中国的南方种植橡胶。苏联倾向于通过中苏合股公司的形式开发橡胶的生产，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告诉斯大林：“在对这一问题经过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毛泽东建议，苏联可以提供贷款，中国以每年生产出来50%以上的橡胶偿还贷款，其价格可以低于世界市场。1952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有关橡胶的协议时，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我们每年想从你们那里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当周恩来表示无法保证这样大量的要求时，斯大林说，只要中国尽量供货，协议的写法可以留有余地。但如果中方不能如数提供橡胶，苏联将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

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这种矛盾在当时还是个别现象，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主要依赖的毕竟还是苏联这个盟国，而斯大林也确实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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