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实现统一，那将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随后，斯大林又来电表明了同样强硬的立场，毛泽东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问题。关于东北问题，中苏双方都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谈到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国政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国没有海军，因此目前尚无力收回旅顺港，于是，在得到米高扬的报告后致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所以，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正确的：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

斯大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会提出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来华的科瓦廖夫回忆，斯大林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个直接涉及中苏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前两个问题那样表示明确的态度。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他接着又暗示将一些东北企业归属中长路是违背有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然而，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但是对于即将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等待的。至迟1949年4月，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已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对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以新约代替旧约，不过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访苏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讲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按照事先的准备向苏联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举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同盟条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寄希望于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了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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