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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斯大林·朝鲜战争

作者: 沈志华

 论4.5 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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