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庐山当着政治局常委们的面说，他和彭德怀共事三十余年，两人是三分合作七分搞不来。这是气话吗？

●再回首，看立三路线、会理会议、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彭德怀说，对毛泽东，我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应该承认，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层中风波最多的关系之一。一些领导人有时在私下谈到党的主席和他的敢于直言的将军时，称他们是“从湖南来的两个脾气最倔的人”。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明。但是，多年以来，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很多关键时候，彭德怀都给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如1930年至1931年的富田事变，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以及同年晚些时候与张国焘的斗争。至40年初期同王明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从1928年至1958年，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把这种紧张关系夸大了，说彭德怀和他是七分搞不来，他们的合作应该三七开，合作只有三分。

在他们共处的初期，由于受当时所处环境、文化程度和个性等原因的影响，两个人有时发生意见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也由于中共领导的军队初创时期的武装斗争是为生存而战，在军事策略和斗争方法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也是意想得到的。再说，从资历上来看，尽管彭德怀不同于毛泽东，但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高层领导中，大家间相处都是平等的，他俩彼此经常以“老毛”、“老彭”相称。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党的纪律有时使彭德怀有点感觉到毛泽东正确的时候，也因为党的纪律而放弃支持毛泽东，30年代李立三路线和抗日战争王明路线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并直率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这在革命时期并不少见，但彭德怀这种刚直粗鲁的性格也确实给他们二人的关系增添了一种刺激。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大都是从有勇气和忠诚耿直等褒的角度说彭德怀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但必须承认，正是这一点使彭德怀疏远了领导层中的很多人。因为毛泽东也是个不低头、不认输的人，他们二人的关系必定不时有种火药味。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间是有一些成见的。1959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说过：“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使局面进一步加剧的是，在毛泽东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以后，彭德怀比毛泽东任何别的同事都想继续保持同毛泽东在最大程度上的平等气氛。进入50年代时，他还经常称主席为“老毛”（因此彭德怀成为党内改口最晚的人）。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看成彭德怀后来受贬的原因，但它确实会使人在情感上发生变化。

整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的比较大的分歧是：对李立三路线的认识、会理会议、1936年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五卅运动（他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由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低浅，李立三成了实权握有者，但他不恰当地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而提出了过高的革命要求和计划，史称党的第二次“左”倾路线。

193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大的动荡之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争夺，并导致中国军阀混战的进一步加剧。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阵营处于互相消耗的状态，大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此时，红军已发展到14个军约10万人，拥有15块根据地，遍及十多个省。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全国党员达10万多人。形势发展是令人振奋的。

对这种形势，李立三作了过高的估计，他先后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刊物）等杂志上发表《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认为全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正处于动摇与崩溃之势，快要完蛋破产了，“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形成革命高潮”，如果出现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就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对不同意他这种分析的人，李立三都把他们说成睡在李子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中的懒汉。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李立三在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等。这是中共被第二次“左”倾路线控制的标志。之后，李立三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部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其布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5军、红8军组成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7军、红8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以红4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区的红5军、红12军组成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6军、红2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1军、红15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10军进攻九江。同时，准备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旅大等中心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并将党、团、工会等机构合并或取消，成立“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致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便是立三路线的由来和彭德怀进攻长沙的背景。由于各种原因。李立三以后长期受到压制和批评，与之有关的人和事自然成为危险区域。彭德怀指挥三军团进攻长沙之事亦被当成“立三路线的标本”、“盲动主义的典型”。

不容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彭德怀一度接受和执行了李立三攻打长沙的“左”倾错误主张（实际上是执行了中央的命令）。按照中央要求，彭德怀在1930年6月红5军攻克黄石港后组织了红三军团，然后南下湖南，先后攻取岳阳、平江、金井，7月27日晚8时占领长沙。因为中央主张攻下长沙后立即成立一个苏维埃的中央政权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对立起来，红三军团在占领长沙后立即成立了李立三为主席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以及各种政权机构，颁发政纲和各种法规，杀掉400多个反动分子，想长期占领下去，作为夺取武汉的根据地。但是，因为红军力量仍然弱小，当何键率兵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反扑长沙时，红军无力抵抗。美国炮舰“派罗斯”号带头攻击长沙，连续炮轰4天，造成红军军民数千人死亡，在何键和中央军联合压力下，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文家市和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师，粉碎了敌军追歼红三军团的计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一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术的错误。但打长沙从效果上看也是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也在福建长汀扩编为红一军团。7月11日提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但在24日占领障树后，毛泽东却召集备军负责人开会，作出全军团西渡赣江的决定，不北上去攻打形势对我不利的南昌，只以一部分兵力迫近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打几枪示示威，主力向西推进，以求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合，在运动中歼敌。

1930年8月21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计4万多人。按照中央的命令，一方面军成立后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此时，敌人已有很好的准备，从南至北数十里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工事分三道，第一道是巨型鹿石，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坚固的碉堡群。

自9月初开始，红军先后向长沙发动了几次进攻，在有些地方也突破了敌人的一、二道防线，但冲破第三道防线却十分困难。为突破电网，红军在夜里实行偷袭，但因天黑，许多战士碰上电网触电而死；继而买了几百条牛，让它们对着电网一字排开，然后在牛尾上绑上沾有汽油的棉花，点着火，使牛群冲向电网。没料到点火后牛乱冲乱撞，四处奔逃，不但没冲破电网，反而伤亡了自己的队伍。此计不成，红军又弄来许多禾桶，在每只禾桶上安两个轱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上面挡子弹，战士跟随后面前进，但因敌人火力太大，成效亦小。第三种办法是挖沟壕，想把装着炸药的棺材偷运到敌人城墙下，又因敌炮火密集，根本靠不上去。结果，第三条防线始终未能突破。

敌我双方对峙了半个多月，红军损失严重。面对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敌人援兵却逐渐增多的形势，毛泽东在长沙郊区白田铺召开会议，说服红一方面军中一些坚持打长沙的干部主动撤离长沙。9月21日以后，红军退兵。

这个决策，按史沫特莱的话说，“是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毛泽东自己也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该如何看待红军攻打长沙和毛泽东、彭德怀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呢？这在党史界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必须承认，这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比彭德怀更先认识到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他们都执行了推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所发布的攻打长沙命令，区别在于毛泽东执行中有所怀疑，彭德怀执行中没有怀疑。但是，毛泽东也只是处于一种怀疑的程度，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李立

三路线的错误，而彭德怀也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执行了攻打长沙的命令，但已对立三路线有所怀疑。朱德曾告诉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是冒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结果，他们压抑住疑虑，先发布攻袭南昌的命令，继而执行中央指示，第二次进攻长沙。但正因为已有怀疑，毛泽东才果断退兵撤离长沙，并亲自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

彭德怀执行了立三路线，但在现实面前和毛泽东的说服下，他服从并支持了毛泽东长沙撤退及其以后的命令和计划，不仅没有“顽固地坚持立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且从军事部署方面认为不应该第二次攻打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同时红三军团本身迫切需要修整。攻打长沙，在政治上执行立三路线，是错误的，但它有利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能全盘否定。首先，红军判断敌情正确，以少数兵力战胜敌人，攻克长沙，在军事上是正确的。彭德怀说：“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其次，占领长沙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斗争的影响，补充扩编了红军，筹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弹供应品。

问题在于彭德怀为什么执行了李立三路线？这也很好解释，其一是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是中央的代表，而且其口号本身有很大诱惑性。两次攻打长沙都是以中央名义下的命令，也都是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前委据中央指示作出的决议。彭德怀应该服从中央和前委决议。其二是彭德怀信任和服从中央，没有怀疑，他在自己写的《往事回忆》中说：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导，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真正弄懂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在作战计划方面，只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能够取胜的或者能够打得开的城镇，便取之；认为不能取胜或打不开的，就不去打。总之，以不吃亏或不吃大亏为原则。可想而知，如果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仅仅建筑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那是很不够的，也就难免不犯错误，致使自己犯了错误，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三中全会以前，自己还迷惑在“立三路线”之中，迷惑在红军所取得的胜利之中。在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我才知道“立三路线”在当时敌我各方面力量对比下，而想要取得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才知道它是一条军事冒险的路线。

尽管彭德怀把他认识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时间推迟到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但他在长沙撤兵时已经从行动上支持和服从了毛泽东。红军从长沙撤围后，到株（州）萍（乡）一带活动。总前委在株洲开会，初步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从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的建议，决定首先攻取吉安。1930年9月29日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达红一方面军，传达中央《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再攻长沙，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这样，一方面军内部围绕是维持原决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再攻长沙或南昌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几乎导致一、三军团的分裂。

总前委又在袁州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攻打吉安的命令，但他被主张打大城市的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特别是三军团的一些人，说话语气很重，很激烈。毛泽东耐住性子。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分析说：吉安是赣西南中心城市，打下它影响较大；敌人力量较弱，又无外援，拿下它有把握；攻下吉安，会使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有利于经营江西。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坚持攻打长沙、南昌的人也同意先打下吉安再说。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态度不甚积极。10月4日，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城。

吉安被克后，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打下吉安后再向南昌、九江进攻，争论再次激烈起来。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向南昌方向进军。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红军攻打南昌的结果，总前委于17日在峡江召开全体会议，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它第一次冲破了李立三路线对形势过于乐观估计的看法。为一方面军克服立三路线创造了前提。但会议在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方面仍然未取得统一意见。部队继续向南昌方向前进。

此时，毛泽东、总前委得到蒋介石集团已结束中原大战，正集中数十万兵力准备进攻红军和根据地的情报。面对严重形势，红军该如何行动？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主张停止前进打南昌，红军主力集中后撤到根据地，利用老苏区有利条件消灭进攻苏区的敌人，确定诱敌深入方针，主张部队东渡赣江。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多数干部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不同意，他们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他们指责毛泽东不打南昌是断送中国革命，是违背党中央的路线（立三中央路线）。彭德怀虽然对红军攻打南昌的把握性有怀疑，但仍然赞同了袁国平、李文林等人的意见。通过争论，特别是毛泽东、周以栗个别谈话，彭德怀改变了看法，完全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军队行动方针，维护一方面军的团结。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给予高度赞扬。

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支持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一军团可以不打南昌，三军团单独干——作者）。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罗坊会议后，彭德怀坚决贯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总司令部下发的所有命令，如三军团一些干部反对毛泽东要一、三军团全部东渡赣江的意见，主张两军团夹江而阵，甚至要求脱离方面军领导单独干。彭德怀则不含糊：“总前委决定了的，不过江不行，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离开湘鄂赣没有关系嘛，过赣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他指挥红三军团在新余渡过赣江，向根据地退却。又如在富田事变中——江西省地方武装因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武力对抗，并挑拨毛泽东同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彭德怀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和朱德、黄公略一起发表公开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要求部队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拥护毛泽东，他还亲自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的干部会，使大家对毛泽东有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说：我当时反对分开行动，并且坚决执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仅拥护，而且也是信赖的。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对这一段的历史作了个决议，说：攻打长沙后的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样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确地确定了这个转变。它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的斗争，才有这个结果。？？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之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以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地走上正确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地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引敌深入，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取得了龙冈东韶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一开始“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但他有个逐步认识和转变的过程。

会理会议是1935年5月12日由毛泽东建议，在贵州省会理城外铁场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和林彪受到毛泽东不客气的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和破坏党的团结。毛泽东在以后的一些年里曾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显而易见，它在毛泽东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重新规划了红军的前进方向——此时的红军已经损失了2/3的部队和几乎全部重武器。虽然仍号称四个军团，实际上只有16个战斗团和1个干部团——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及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渡长江北上进入四川，同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会合。“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说四川在政治、军事（与四方面军更好地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个计划作为战略目标是可行的，但它仍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敌我情况估计不准确。结果造成红军土城战斗受挫，不仅没完成预定计划，还使红军在实力、士气方面受到损失，一度失去主动权。对此，陈云曾给予批评：这个决议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下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估计和了解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

按照既定计划，红军向长江方向前进，准备在重庆上游城市宜宾至泸州一线渡江。红一、三军团、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呈品字形共同奔向赤水。一开始还很顺利，红一军团先后攻下习水、土城，进抵赤水城郊，但因赤水城工事坚固和敌兵增援，红一军团和敌人形成对峙，相持不下。与此同时，在红军后面紧紧追赶的敌军已接近土城，为扫除渡江障碍，毛泽东下令斩掉尾巴，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用迅速、干脆的手段围歼敌人。一军团则继续北上，争取占领赤水。

1935年1月28日，三军团向敌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在土城以北数里的青杠坡建立了指挥所。按战前预想，敌人不过两个团3000人左右，而且是黔军双枪兵（烟枪和步枪），战斗力很弱。依据以往惯例，红军将在几个小时内解决战斗。然而战斗进行到中午，敌人仍然没有仓惶败退的迹象，相反敌人越战越强，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才意识到正在进行的战斗非常危险——红军判断失误，敌人不是黔军，而是川军。在数量上也不是两个团而是8个团。1月26日早参谋部判断敌人恐系川敌廖泽部约两个团（实际上刘湘川军的旅为三团制而非两团制），27日晨判断敌人参战部队可能有四个团（实际上为郭勋祺旅、潘佐旅、廖泽旅共八个团），加上其他部队共26000余人，直至红军总攻受挫和军事侦察后，才将敌人的情况基本查清。

由于红军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川军训练有素、指挥有方，战事进行得相当激烈。朱德要求亲自去前线指挥，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答应。朱德再次强调大局为重，个人事小。他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点头同意。于是，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列队欢送。但因敌人投入兵力越来越多，红军前途未卜。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仍然很激烈。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这是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如果敌人再增加兵力，红军不一定能够抵挡住。会议决定黄昏时脱离战斗，迅速炸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北上渡江计划。何时渡江，以后看情况，眼下红军只能推迟入川。

28日傍晚，红军撤出战斗。土城之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敌人则称之为“土城大捷”。川军教导师第3旅旅长郭勋祺被越级擢升为模范师师长。

对于这场战斗，长期缺乏具体记载。但我们从红军领导人的回忆中能够散见此仗的艰苦。

杨成武著《忆长征》第127页载：在赤水与我作战的川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增援部队又陆续赶到，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战斗胶着了，双方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我们战斗的回旋地区在缩小。看来，突破川军阵地很困难了。

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肖华也批评土城战斗说：我们打得相当不理想，伤亡相当大，军阀的军队反倒没受什么损失。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土城战斗：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杠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击，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和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

毛泽东也承认土城之战是个败仗，他在2月份的扎西会议上总结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土城之战，蒋介石判断我军目的是过江与四方面军汇合。为此他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川军沿长江布防、薛兵部与黔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滇军也做好拦截的准备。而红军进攻叙永不克，渡江计划难以进行。遂决定向川滇边的扎西集中，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移动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月19日，红军挥师东进，再渡赤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进军。先后攻克桐梓、娄山关，乘胜追向遵义、老鸦山、烂板登、刀把水，一直到乌江边上，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18天里横扫1000余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人，全军振奋，毛泽东本人也兴奋地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诗一首。

此仗获胜，中央军委特别是毛泽东增强了信心，应一些领导人的要求，决定再打一仗——趁薛岳部吃败仗逃到乌江以南的机会，打击西北面的周浑元纵队。为强化领导，中央军委3月4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指挥攻击鲁班场之敌，以求消灭周浑元部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3月15日，红军向鲁班场发起攻击（敌人共有四个师16个团），此处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战斗进行列入夜，不分胜负，双方往复进退，在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都踏成了平地。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工事坚固，并有大量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阵地，终无大进展，加上敌人援兵逼近，红军被迫撤出战斗，旋即三渡赤水，进入四川古蔺地区，再次陷于被动。

鲁班场之战又是场攻坚战，以己之短克敌之长，红军吃了大亏——因为敌人修筑了大量工事，光碉堡就有70多个。彭德怀回忆说：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李德《中国纪事》对此也有记载，他说：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指二占遵义），中央红军又扑向周（浑元）驻扎在遵义东北仁怀地区的另一纵队。但敌人立即退入防守阵地，打退了我们的进攻。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还有一名师长阵亡了。

情况虽然不很乐观，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人没让红军死打硬拼，争池夺地，而是及时脱离战场，三渡赤水，准备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条件。渡赤水后，毛泽东制造部队徘徊不定的假象，干扰敌人的判断。等敌人在长江边修筑碉堡工事加强防御时，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东进，四渡赤水。之后大踏步前进，直逼贵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国民党追剿红军的蒋介石恐惧至极，命令部下必须保证他的坐机能随时起飞并从云南、四川等地调兵护驾。然而红军只是虚晃一枪，转而奔向云南，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昆明，主力则向金沙江边迅速推进，用七天时间从从容容过江，从而摆脱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四渡赤水，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以运动战术隐蔽了自己的意图而使敌人捉摸不透，从而不断调动敌军，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是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指挥的得意之作。虽然它未能实现在黔北开辟新根据地的目标，也有一些失误之处，但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蒋介石聚歼红军的计划归于破产。这在战略上是个奇迹，它的成功，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打法却使红军吃尽了苦头，红军不得不多走路，甚至走冤枉路，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使每个红军指战员都处于极度疲劳的境地。跟随红军长征的德国人李德曾作了下面的回忆。

“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前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它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出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先头部队、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往往要历经几十次遭遇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有时甚至几处同时遭遇敌人。

“当我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崎岖的羊肠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过来。我军越是继续深入云南境内，给养情况也越来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充饥，最后只剩下一具具骨骸？？

“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

“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对此，彭德怀也深有感触，他回忆说：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

更为严重的是，红军并不是每战必胜，几次作战失利不仅削弱了红军的实力，影响了指战员的士气，还造成了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使红军经历了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在周恩来写的《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谈得很清楚，他说：从1月2月出发，到3月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连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

整个四渡赤水间红军伤亡人数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具体数字，但从有关的材料中我们能感知一二。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认为土城之战红军伤亡4000人左右，占当时红军总人数的1/8，接近长征以来红军扩军的总数（约5000人）。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贵州时，当时约有3万余人，但过金沙江后只剩2万余人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领导层内出现了不同意见，一些人对直接军事指挥者毛泽东有不满情绪。如鲁班场作战失利后，张闻天就认为此次行动考虑不周。彭德怀也因此烦闷，建议中央军委今后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人决战，不要攻坚乱碰。”在这些不同意见者中，尤以一军团长林彪最为积极。

李德《中国纪事》载：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张闻天）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

应该指出，李德夸大了毛泽东及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对立，他们决不是在进行旨在让毛泽东下台的派别斗争，而是提醒毛泽东注意军事指挥员的困难，注意部队的极度疲劳。但言语和方式可能过头了，特别是林彪，竟公然打电话，写信让毛泽东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以便他能集中精力考虑全面计划。这惹恼了毛泽东。

林彪所报怨的问题主要是部队太疲劳。认为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才对。“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指毛泽东——作者）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到达会理后，林彪更积极活动，把对毛泽东的不满公开化，他打电话给彭德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林彪的电话是当着聂荣臻（一军团政委）、左权（一军团参谋长）、朱瑞（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军团保卫局长）等人的面打的，聂荣臻当即表示了他的反对意见，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命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打电话的行为受到聂荣臻的批评，也被彭德怀所拒绝，但他继续申明自己的观点，又向中央三人小组写了封信，认为四渡赤水指挥不当，红军损失过大，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信送出之前，林彪把信念给别人听并要聂荣臻签字，再次被聂荣臻所拒绝，他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尽管如此，林彪还是把信送上去了。

值得强调的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依据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起草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他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创造新根据地的重要性，要求中央军委领导照顾红军中的实际困难，不要让红军太疲劳。

遵义会议时，彭德怀才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毛泽东为他们作了介绍。会议后，刘少奇接替袁国平的职务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彭德怀向他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说部队现在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靠近贺龙的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

一、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但领导人竟和毛泽东意见不一致。为此，毛泽东建议利用合理休整的几天时间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认识和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5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外叫铁场的地方举行，18位中央和军事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张闻夭）、彭德怀、李卓然、邓小平、董振堂、邓发。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林彪等人代表的是右倾情绪，缺乏革命进取精神。特别对彭德怀很不满，认为是他在背后捣乱，他是后台，林彪的信是他鼓动起来的。会议最后统一了认识，认为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必要的，有好处的。诸位领导有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央团结的义务，责成林彪向有关人员亲自传达对他的批评。会议也未采取彭德怀的意见，决定继续北过长江，和四方面军汇合。责成刘伯承率领先遣队扫清北上道路。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回忆了这次会议，他说：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人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心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一定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而且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以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这件事本来是属于领导层之间的不同意见分歧，在那种情况下说过火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视之为极严重的问题。他刚在几个月前担任军事领导，而现在有人却要他放弃最实质的军事指挥权，这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他在会理会议上给予反击并把重点放在彭德怀身上。他认为年轻而又内向的林彪写这封信一定是直率的彭德怀的鼓动。这件事中，个性和出身都对彭德怀不利。林彪属于年轻领导——当时他27岁（而彭德怀37岁）。他一直视毛泽东为老师，求得毛泽东的教导而没有与其平起平坐，这和直爽而脾气坏的彭德怀不一样，他常同毛泽东进行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林彪成了毛泽东喜爱的人。彭德怀没有解释他与林彪写的信无关，加重了他的困境。由于这种批评对彭德怀不公正，他很苦恼，就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在庐山仍未向毛泽东作出解释。这两件事，虽然都不像毛泽东所想的那样，但实际上他把二者等同起来：彭德怀在这两件事上都是与他对立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第三次较大的分歧是1936年的渡黄河东征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对陕北根据地是采取“巩固中求发展”还是“发展中求巩固”的不同意见，最后，彭德怀同意了毛泽东的东征主张，共同领导了东征山西的行动。

1935年10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它的名称叫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共有7000多人，他们本来和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等同属于北上抗日的右路军，后因张国焘制造分裂危险而单独北上——和徐海东、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在吴旗镇、甘泉一带会师，疲惫的红军终于有了个歇脚的地方，但问题马上提了出来：偏远、贫穷的陕北根据地究竟能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大的希望？红军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陕西省特别是陕北历来是中国最贫穷而又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多少世纪以来，它只能供养很少且极为贫穷的人口。1936年周恩来就说：陕北的农民太穷了。他们的土地非常贫瘠？？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300万，而这里最多的不过60万人口。在江西和福建，人们是打着包袱参加红军的，而这里的人民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

陕北的荒凉与衰败景象确实使很多人有种压抑和悲观，特别是它所处的不利地理环境，造成党内领导层关于红军战略方针上的意见分歧。例如林彪，他认为在陕北没前途，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前，中央曾就战略问题征求军团领导干部的意见，林彪便在信中正式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要求中央调出一批干部，由他带领去陕南创立根据地。林彪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与中央不一致，要他改变主意。但林彪依然期待中央批准他的计划，直到东征前还坚持他的看法。

彭德怀的意见与林彪不同，他认为陕北根据地来之不易，刚站住脚，不能轻意丢失，同时该地四周自然环境恶劣，不易形成敌人的包围。主张大力巩固，不放心毛泽东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意见。否则会像1929年的井冈山撤退一样，不仅没能扩大根据地，而且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警告毛泽东慎重行事，丢了陕北根据地问题就大了。这种看法毛泽东也不同意。

彭德怀为什么提出这个意见呢？陕北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算小，但的确太穷了。人口有限，物产不丰，即便是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也养活不起这么多的部队。再说，革命力量要向外扩大，不能老蹲在陕北吃老米呀！要北上抗日，也得有巩固的后方和前进的基地吧！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很困难，

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去也是沙漠边界，又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正在向该地区集结嫡系部队。向南也没有好地方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若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就有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的可能。向东也困难很大，从清朝末年任山西都督到民国任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的阎锡山，已经统治山西几十年，这个土皇帝有他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鉴于此，彭德怀主张先巩固后发展，在巩固中求发展。

毛泽东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这种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接下来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什么地方发展，对此，又有多种不同的主张。想从苏联得到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思想重新抬头，张闻天建议经宁夏过内蒙古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虽有沙漠和草原等障碍，但路程较近，敌人也只是地方军，是与苏联联系的可行之路。他的建议既未被肯定也未被否定；彭德怀、周恩来等人主张向宁夏进军，但不同意推向内蒙古，而在宁夏、甘肃方向扩大陕北苏区，以便建立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根据地；也有的人提议让四方面军进攻新疆。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向山西省进军，在那里取得立足点后可以经绥远、河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这样可以一下子解决两大任务：既保证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又能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使红军成为抗日先锋，亦即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军事行动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之上。”

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主要目的是巩固发展苏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他计划的第一步是巩固陕北苏区，准备渡黄河向山西挺进，决定2月中旬东征，并作了人事安排；第二步是消灭军阀阎锡山的省军，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是向北进军，经绥远或察哈尔指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取得联系。

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原则同意，但都又担心黄河是天险，渡过去后有回不来的可能。特别是彭德怀，认为东征阎锡山是以不足的兵力继续长征，如果途中敌人采取措施牵制我军，红军主力可能不能返回，这是对陕北苏区的存在构成威胁。

彭德怀回忆说：1936年，大约是1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粱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应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对于东征，原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激烈反对，他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名曰《对战略的意见书》，认为红军东征将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客观上成为日本侵略蒙古的借口，甚至导致苏日战争。也会重新点燃内战的火焰，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向华北扩大侵略的借口。据此，他声明拒绝参加东征的红军部队。

为了统一大家认识，毛泽东在1936年1月27日主持召开了东征军事会议，尽管会议上争论很大，但经毛泽东的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东征行动如期举行。1936年2月20日20时东征正式开始，装满红军的近百只小船悄悄地划向黄河东岸。东征军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政委，亲自领导指挥（彭德怀说：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制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

至4月中旬，蒋介石派出嫡系部队10个师，由陈诚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阎锡山也派了5个师和2个旅从7个方向扑向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派兵向黄河渡口前进，控制红军的退路。同时，蒋介石下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威胁红军根据地。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利于团结抗日，毛泽东下令红军迅速撤回陕北。他带着一部电台，坚持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

东征军取得的战果是令人鼓舞的，75天的战斗共歼敌17000余人，自己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备了40万元左右的现金和数量可观的粮、油、盐等物资，大大补充了辽军的供应。更重要的是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收获还在政治上：它宣传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抗日主张，把红军抗日的大旗插到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高潮。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红军东征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目光和指挥能力。而彭德怀则强调了军事困难，没能及时跟上毛泽东的认识，对此不应苛求，他毕竟是个军事领导人。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肯定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仍然改变不了百团大战所遭受的在评价上的戏剧性变化，即由开始时的赞扬、肯定性评价变为后来的批评、否定性评价，特别在彭德怀被罢官后，更被指责为“替蒋介石效劳”、“暴露了八路军力量，应该对皖南事变负责，是造成根据地1941年后极端困难的主要原因”等，毛泽东先是在百团大战后不久打电报祝贺彭德怀指挥取得的胜利，后来又有了新看法。1943年时他默认了一些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指责，继而认为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是搞将在外不受君命那一套。

那么，哪一种评价是符合百团大战实际情况的呢？换句话说，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对百团大战的看法。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自己提出来的，这个决定起因于当时的危急形势。换句话说，彭德怀认为当时形势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是有充分依据的，尽管这种方式违反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提出的谨慎战略。

彭德怀的依据之一是利用对日作战揭穿国民党的谣言，制止已经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争取时局好转。1939年9月，德国人入侵波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法西斯势力一时极为兴盛，法国投降，英国被迫退出欧洲大陆。德、意暂时得势的国际形势给日本服了一针兴奋剂，日本军部迅速制定出“不拘方法以求中国事件快速解决”的计划，为踏向南洋领域准备条件。为此，日本采取了诱降和军事打击交替使用的方式——1940年初，日本政府正式开始了旨在诱降蒋介石集团的“桐工作”，由日本情报机关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秘密进行。至7月22日，达成了“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征四郎参谋长和蒋介石委员长关于日华停战问题商谈会”的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扩大对华军事压力；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宜昌战役，6月23日攻占宜昌，并连续以空军向大后方中心城市如重庆、昆明、成都实施空中攻击，对重庆的轰炸是其高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数十万人的惨剧。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日本军则加紧封锁与扫荡，采取修建公路、铁路、挖壕、筑堡等方式推行“囚笼”政策，封锁、切割我抗日根据地，给抗日部队造成严重困难。

日本的诱降政策得到英、法、德等国的支持纵容。英国政府答应日本封锁滇缅路三个月，截断了西南国际交通线，蒋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再次处于动摇之中。

对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及其所带来的危险，中共方面是十分警惕的，实际上是自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就没有放松过“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反对倒退”的主张，特别在1939年蒋介石提出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后，毛泽东也指出妥协投降是1940年中最危险的倾向。他和张闻天、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不断发表文章和谈话，警告一切抗日的人们，防止和反对抗日阵营内的投降行为。

百团大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而作出的军事决策，7月22日战役预备令中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与我国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军于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可能。因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展开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可以看出，百团大战的主要目的是秉承中央精神，以军事作战影响全国局势，制止形势逆转和蒋介石的动摇（今天的事实已证明当时蒋介石确实在动摇妥协之中，并给抗战造成极大威胁）。诚然，战役预备令对敌情判断不准，如认为敌有进攻西安之可能等。但在战略和全局上的判断是正确的，而这对于统帅来说是最重要的：“统帅的聪明不在于准确无误地把握敌人的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而在于明察敌人的战略意图。”

实际情况证明了百团大战实现了这一目的，在当时时局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它破坏了蒋介石的和平行动，使日蒋会谈未能实现——当时为了迎接日本方面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长沙会谈，已开始修缮长沙机场和清除洞庭湖中的水雷。突然出来的百团大战迫使蒋介石缩回了伸向日军方面的手臂，而这实际上挽救了蒋介石本人，使他成为领导中国抗战的领袖而避免了汪精卫的命运。这样，日本迅速结束中国战争的图谋也就完全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对此，日本自己也不讳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5页载：

“恰好7月10日滇缅通道被封锁，援助物资的运输被切断。美国通信社驻重庆记者毫不讳言地说，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通道，中国人中关于对日中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战争将在6个月结束，政府将迁都南京。这在昭和15年（即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应该说8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如下节所谈的百团大战。”

击破国民党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等谣言，也是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之一。虽然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而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但从一开始双方就进行着限制与反限制的激烈斗争，这事关抗战胜利后双方的力量对比问题。毛泽东目光长远，提出向广大的敌后进军，创造自己的力量，这一方面是抗日举动，能赢得广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又可壮大自己力量，也使蒋介石无话可说。到1939年底，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于华北建立了上百个县的抗日政权，武装力量近40万。对此，蒋介石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他也遣军北上，与中共争夺控制范围；不惜解散抗日政权，残杀抗日军民来“收夏失地”。这乃是平江惨案（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和活埋新四军官兵）、博山惨案（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惨杀八路军团以下指战员400余人）、深县惨案（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多人）、确山惨案（国民党河南确山县组织指挥部队进攻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200余人）、晋西事变（阎锡山派部队袭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及1940年2月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等联合进攻八路军总部的背景。

中共方面没有忍气吞声，而毫不犹豫地自卫反击，以武装反摩擦，1940年2月，在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的共同指挥下，一仗消灭”摩擦专家”朱怀冰部3万余人，稳定了局势。国民党输了理，又吃了亏，便开动宣传机器上阵，说“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毫无攻绩而言”，“未闻八路军有团长为抗战而阵亡者，更未闻八路军的师长为抗战而负伤者！”“游而不击，发展实力”，“八路军判变投降，专打友军，是汉奸、伪军”等等。使很多人对八路军产生误解和怀疑，对此有必要用事实给以还击。

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二个依据，也是最主要的依据，还是给予日军新的打击。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八路军控制的根据地不断“扫荡”。他们依据几条交通线逐步向根据地推进，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特别在河北、山西一带实行“囚笼”政策，修路筑堡，封锁河川，分割根据地，缩小抗日力量的机动范围。日军的据点在主要道路上相隔距离仅一里路，大大限制了八路军兵力的行动。另外，八路军的给养供应也因日军“治安强化”政策而感困难。彭德怀在1940年4月25日给各兵团负责人电报中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为此，八路军必须给敌人新的打击，决定发动交通大破袭战，破坏日军的“囚笼”政策——消灭朱怀冰部队后，八路军有必要、也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军队了。

制定交通大破袭战役计划的任务由彭德怀负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940年4月回延安）。4月份，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同聂荣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129师政委）、刘伯承（129师师长）、陈赓等在129师师部驻地——山西省榆社县潭村举行反摩擦战役下一步计划的讨论时，酝酿集两大区主力（晋察冀军区和太行区）合作破袭正太铁路。如果日军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他们在山西的占领军的一切运输补给将难以保障，使其陷于极大困境而有利于八路军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敌后根据地联成一片。同时，破坏正太路有利于华北抗日军民打破“囚笼”政策，恢复力量，回击国民党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

为进一步落实作战意图，彭德怀委托左权于7月中旬赴129师师部，征求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意见。左权传达了彭德怀关于战役的总设想，并说明这次破击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但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参战部队主要是八路军129师、120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其他部队可自行派兵。这个计划当即得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赞同，处事一贯明确果断的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之后，八路军总部制定了大破袭战役的作战计划。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传出的一束束无线电彼下达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这封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给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王明等人和作战局。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彭德怀曾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发动百团大战，由于这个命令延安收文原件在案，真相最终得以澄清。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0师派4个至6个团，第129师派8个团，加上炮兵和工兵，总共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参战，其他部队可自行派兵参战。命令指出了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和据点，较长时期的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张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以致完全截断该线交通。随后，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8月8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布行动命令，规定战役于8月20日夜开始。

20日晚8点，正太路战役正式一开始，各部队投入大量兵力在多条铁路线上同时进行大规模破袭。22日上午，彭德怀和左权在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时，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报告说八路军实际参战部队，正太铁路有30个团，平汉铁路芦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铁路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铁路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7个团，宁武、奇岚、静乐公路4个团，加上其他部队，共计105个团。左权听后脱口而出一句话：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当即接话道：不管一百零几个团，这次战役就叫百团大战好了。此后，正太战役改名为百团大战了。

整个战役，共进行三个半月，经历正太战役、榆辽路战役和反扫荡战役三个阶段。八路军40万人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克日军据点293个，毙伤日伪军2.57万余人，破坏铁路和公路1900多公里，使正太铁路中断1个月之久。此战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进攻西北、西南的后腿，遏止了妥协和平逆流，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百团大战的消息从华北前线传向延安、传向大后方、传向全国后，得到舆论的广泛赞扬。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等都争先恐后地刊登百团大战的战绩，刊登周恩来向各界发表的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等首脑机关也都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意义。9月18日，延安举行了有2万余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向彭德怀及广大的英勇战士致敬。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百团大战极为高兴，他说：德怀同志，百团大战真叫人兴奋，这样的仗可否多搞一两次。泽东。

就在中国人欢呼百团大战的时候，日军却集中兵力以空前规模讨伐八路军，再次对中共造成压力，加上国民党军的摩擦和华北天灾，各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起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引起日军报复，从而导致根据地的困难。毛泽东也是这种看法。此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日渐变低。特别在1944年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总结华北工作的会议上，人们强调了百团大战的副作用，对彭德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些意见，彭德怀并不服气，虽然他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仍认为百团大战成绩为主，他说：“这个战争是不是该打？我觉得可以打。但是，延长三天不对。一是回头反扫荡，自己搞不赢，二是对敌报复估计不足。故此，在战役上有些过分，以后，关家恼战斗上又打硬了一点。总之，胜利多，损失少。损失，主要是129师、决死队多一些。”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对“百团大战造成八路军敌后抗战极端困难局面”的看法，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张宏志就为彭德怀辩护。他认为日本于1941年后在华北给八路军造成巨大压力的原因是出于其仰赖华北以支撑其称霸亚洲的强烈欲念，是日本军方出于维护战略生命线的救命之计——华北地区对日本侵略战争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被日本称为“中国大陆指导战争的基地”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从军事上来说，华北对日本起战略脊椎作用。当时日本的战略是北攻苏联、南打英美，打中国正是从中央突破，以建立“南北准备态势”。为此必须确保华北，因为它北接满洲（延伸至朝鲜）、南接江淮（延伸至广州），倘华北不稳，日本的中国大陆线便断了脊梁，中央塌则两头垮：从经济上来说，华北对日本亦十分重要，因为上海、武汉、广州等占领区甚小，经济价值不大，而华北地域广大，物资丰富，是日本侵华军赖以生存和总动员所需资财的战略基地。这样，巩固和确保华北就成了日本进行和继续战争的根本利益所在。日中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军队从未放松对华北反日军民的进攻，随着他们进入太平洋战争的准备和实施对美开战，日本对华北的需求更加紧迫，以保证华北秩序的稳定和更多地掠夺资源。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便是疯狂地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如1941年8月日军对太岳区的“扫荡”和1942年5月对冀察晋区的“大扫荡”，分别动用兵力10万人和8万人，成为整个相持阶段所有战役中用兵最多的二次，而这才是造成八路军和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彭德怀在1966年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委屈，他说：“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有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他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演讲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个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有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

在对百团大战的批评中毛泽东并不担任主要角包，并且告诉彭德怀百团大战在锻炼军队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百团大战，不等中央批准就提前发动战役，是违背党的纪律，没有组织观念。还说是彭德怀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的表现，没有分兵发动群众，损害了根据地的发展，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闹独立自主，符合自己愿望的中央指示就支持，不符合自己愿望的就不执行，完全是另搞一套。百团大战成为彭德怀被罢官的一条罪状。

此后，百团大战和彭德怀一样被完全否定。

但是，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还是该肯定百团大战的。因为军事上，当时八路军除115师和山东纵队外全部参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八路军伤亡17590人，双方伤亡对比接近1：1。在敌我参加兵力大体相等（八路军105个团，日军85个大队）的情况下，劣势装备的八路军进攻优势装备的日军而获此战绩，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而且它还破坏了日军控制的近2000公里的交通线，在50个县内逼迫日军部分或大部分退走；在政治上，百团大战阻止了蒋介石走向日本诱降的脚步，挽救了中国抗战，振奋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声望。以此为契机，共产党的地位和威信开始上升，国民党的地位和威信开始下降。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最关键的是，八路军的英勇牺牲，换得了打击敌人、振奋友军、赢得民心的结果，从而奠定了中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础。基于此，应该全面肯定百团大战。

只是，对百团大战几起几伏的不同评价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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