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敢教日月换新天。

●个人崇拜有两种，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高墙围起的误区。

挽救中国，改造社会，逞中国之强盛，是毛泽东一生的奋斗目标。1949年10月1日，在几十年血雨腥风之后，他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半的报负已经实现，但他还要新中国恢复应有的地位——中国曾在数千年内保持世界领先，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不想愧对祖先。

终于走上天安门，毛泽东笑得那么舒心。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他的湖南乡音飞过广场，飘向五湖四海，令全世界的人为之侧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让那些国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没有确切统计究竟有多少人为这一天的到来献出生命，而这一天的到来又使多少龙的传人热泪飞扬。

对此，世界各国有不同评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是当代东方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整个东方从此进入新时代”，“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无可评价的历史事件，将给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新希望，给全世界争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新的希望”。而美国和它的仆从国们则悲哀地承认他们失去了一个最广阔的势力范围和世界市场，于是便经济封锁，军事封锁，拒绝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他们还预言——与其说预言还不如说是诅咒中国的新领导人将和旧中国历届政府一样无力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或者能营建一个强大的中国。

确实，新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尽管西方几个大国已被战争削弱，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仍大大超过社会主义阵营，而且美国已致力于促成新中国夭亡的行动。

对于美国，毛泽东曾有过好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但三年的解放战争使他恨透了满嘴“民主、文明”的白宫统治者。1949年6月，美国使用武力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使国内的急需物资柴油、汽油、原棉和橡胶等来源被切断，工厂要关闭，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淡，生活要困难。8月2日，面含冷笑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国述职，毛泽东马上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声明说：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的困难，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决定倒向苏联，这反映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此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和所要采取的对内对外政策：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1983年，胡耀邦为此向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解释说：当时我们是一边倒，因为无可奈何，那时世界上好多国家反对我们，美国和许多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逼着我们一边倒。

真的是无可奈何！真的是可以理解！

尽管中国曾多次拒绝斯大林的意见和忽视他对中国革命的劝告，但在建国前夕还是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革命后社会建设的战略，他使经济落后的俄国短期内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并能与强大的美国抗衡。对中国人来说，苏联是有几十年建设经验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这是毛泽东的话。当然，中国倒向苏联还有更直接和更现实的原因，新成立的共和国周围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并在经济上封锁禁运，要从这些国家得到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几乎没有可能性，而这又恰恰对中国的工业化至关重要，毛泽东只能走向莫斯科。

1949年底，毛泽东乘火车赴苏，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界。两位领导人还从未见过面，但已经有过交锋。毛泽东一直以自己的能力、胆略和勇气巧妙地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斯大林先在抗日时期要求毛泽东对蒋介石采取让步的策略，结果被实际宣判失误；战后，他又建议毛泽东参加蒋介石的联合政府，不要再进行武力对抗：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恐怕要问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了。”毛泽东语音不重但很坚定，“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对于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只能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互相打量，他们都是胜利者。

“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不停地问他的心腹。“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农民立场，因为毛泽东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命令陈毅邓小平的部队停止进攻上海，以免背上上海600万居民生活供给的沉重负担。

曾三，华东地区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在接管上海前就计算出上海600万人口每天要供应粮米400万斤，煤20多万吨，很不好办。他说：“我们一打下上海，一切都要我们提供喽，我倒希望汤恩伯不要马上逃跑，如果他就在这几天里把上海这个金娃娃丢给我们，真还没有奶水来喂呢！”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1949年5月14日致国务卿的电文中提到：共产党由于局势进展提前有点不知所措，尤其对接管上海的重任和管理能力忧心忡忡。

结果，中央军委同意陈毅、邓小平要求，推迟一个月进入上海。

斯大林认为，这是毛泽东忽视和害怕工人阶级利益的典型表现。

不过，分歧并未影响大局，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宣布中苏双方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几乎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和莫斯科红场上聚集了欢呼的人群，庆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条约的签订。之后，苏联落实援助项目，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到达中国各地，结果是令人振奋的：中国的工业产值以高于苏联同期的速度增长。

对此，毛泽东作过评论：中苏条约对中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使中国能够放手地和更快地进行国内建设。很显然，他这时还没想到要超越苏联模式。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恢复和建立新中国的统治秩序。1950年，共和国实行了第一次肃反行动，使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遗留武装、党团骨干和反政府的土匪数百万受到毁灭性打击。接着，共产党政府第二次大规模镇压了被美国和台湾激动起来的敌对者数十万人，充分显示了专政的职能。同时，毛泽东还想尽办法安排留用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

此时，彭德怀身任西北地区军政领导。

西北，占全国版图近1/3的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对此，彭德怀非常清楚，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西北经济条件远比中国其他地区落后，近代工业及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到5％，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许多地方人们冬天没裤子穿。而多民族的状况又带来语言的隔阂和政治制度的不平衡，搞建设，困难不少。”

但是，治天下已成为打天下的人们无法推辞的职责，何况西北有大量的石油、煤、铁、盐和其他贵重金属，有大量的可耕地和一望无际的草原，可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工业基地和国防基地。彭德怀提出的任务是：尽快恢复新疆对苏贸易，实现中苏两国的经济合作；在老解放区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新解放区加紧土改，巩固新秩序；军队方面的任务是剿匪、垦荒和修筑铁路等。

195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彭德怀在西北地区的政绩：剿匪58000余人，破获特务案件百余件；开荒地160余万宙，兴修水利19处；10万人参加修筑天（水）宝（鸡）、天（水）兰（州）铁路；工矿业生产恢复并发展；自下而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功地进行了民族间的联谊合作。彭德怀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不骄不躁，稳步前进，经过四五年的努力，西北面貌必将改变。”

然而，共和国的所有工作都受到突然到来的朝鲜事变的震动，中国人不欢迎而且一开始也未打算参加战争，因为我们正致力于国家的内部巩固。军人正成批复员，大约有140万，精锐部队集中在沿海一带，而且还要进行大范围的土改。直到1950年10月，推进中的美军已威胁到中国的东北边界，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进攻麦克阿瑟元帅指挥的士兵。

10月4日，彭德怀被急召至北京。18日，他身负援朝军队司令员兼政委职务，随首批军队的先头部队进入朝鲜，在他身后还有26万志愿军。三年后，美国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从朝鲜凯旋而归。

抗美援朝给中国带来物质、人员上的重大损失，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收益，它成功地唤起了中国人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再说，中国第二次打败了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不仅震动西方军事首脑，而且使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陡然生辉，中国人走向世界更加充满自信。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引为自豪。

正是在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次神话般的行动，得益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领导人的热情和群众的热情相互激荡，使改造的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10年。

但是，关于这一点，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建国后第二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高饶事件）。毛泽东认为农民、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很高，应该加快改造的速度，扩大合作社的规模。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他在党内能够称得上是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则认为要慢一些、稳一些，结果被毛泽东说成为“小脚女人”，是右倾保守。

改造的速度骤然加快，至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成为合作社的成员；92.2％的手工业者进入了手工业合作社；99％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82％的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这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但它也有缺点和偏差，就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划单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同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和千百万流血牺牲的革命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基本建立，下一步就是发展生产力，用电气化列车的飞轮赶超已经走远的西方人。

确实，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图景的描述使信奉他的中国共产党把1956年完成的合作化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中共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并成为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理所当然，毛泽东把它作为自己的又一伟大成就。他曾对张治中说：你从1949年就已经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天，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确实，这时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威信：在过去的几年，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夺取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过去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建国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及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的杰出活动带来的中国外交在亚洲的崛起，都使人们明显地看到中国人的确是站起来了。

在这转折的新时刻，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他的智慧超群，开始规划自己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前景。他首先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没有矛盾的观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矛盾，即使有，根子也在外国帝国主义，因此他在苏联以敌我矛盾方式处理一切矛盾。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依然有矛盾，但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大规模的阶段斗争方式要结束。这些观点反映在毛泽东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为写此文，毛泽东三天两夜没睡觉，只吃一顿正经饭。几乎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另外一篇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意的多种关系。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中走在了前列，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和“波匈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刚刚形成的看法——至少是他转变自己看法的开始。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国报纸上的政论文章认为，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评价有片面性。报告给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国内确实有人想借此削弱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增加了困难，苏联光环的消失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理由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生活要求，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动荡。

波兹南，是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56年8月，这里的工人苦于生活而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所提税的要求，省府无法答应，工人代表团便赴华沙请愿。被拒绝后，工人决定罢工，上街游行，参加者16000人，其中党员4000人，后因传言代表团成员被捕，群情激愤，抗议者便高喊“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冲击一些机关，政府动用保安部队和坦克，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亡54人，伤200多人。

匈牙利人民则提出了扩大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要求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但以科拉西为首的党和政府不愿理睬，态度官僚，行动迟缓，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会议，提出了反映国民愿望的三条要求：①摆脱苏联控制，建立平等匈苏关系。②政府给人民民主自由，重新选举党的领导人。③改变苏联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天，各界群众举行了有秩序的游行，参加者20万人。这次行动被党的第一书记格罗指责为反对苏联，受到侮辱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冲占重要机关，政府无法控制局势。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用刺刀保护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这次冲突死亡2700余人，伤约20000多人。

波匈事件的发生是苏联模式所致，也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考验，尽管它被定为反革命动乱，但客观地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得到及时解决而演变出来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局势的动荡。

波匈局势不定本来无碍中国大局，偏偏中国的百姓也有诸多不满。王学君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中解释这种不满时列举了三条原因：第一，一部分干部、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充分理解新制度，还需要适应过程；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的过急行动使小资产者动摇，中农利益受损，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收入下降，过多的基建投资使财政出现赤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紧张，人民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群众不满；第三，一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也不解释说明，更不设法解决。

毛泽东不希望中国重现波匈事件，但是在他看来，东欧局势的动荡安全是没有把反革命消灭干净，阶级斗争不彻底的缘故：“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特别是教授们在抗议政府中的勇敢行为使毛泽东觉着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把他们划入资产阶级：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人工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不管怎样，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准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派斗争不可避免，扩大化不可避免，尽管毛泽东号召的整风一开始是诚心诚意的，但有人攻击社会主义，损害共产党形象，如说“共产党搞独裁专政”，“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不民主”等，超过了毛泽东的想象和允许范围，成了“七级台风”，原来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拥护共产党是假装的，还有一个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必须反击，聚而歼之。结果，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一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干部被打成右派，遭受撤职、审查、流放、监禁。

对这一段历史，李维汉作过自责性的回忆，他说：我当时是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错误伤害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这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后果很严重，误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的家属亦受到株连，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1957年，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效益，它使领导人兴奋不已；同时，它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开始；反右派运动转眼之间就能把昨日还是多年共事的战友变成敌人，虽然人们认为反右派是必要的，但它的扩大化确实是非理性因素在慢慢控制中国。从此，知识分子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毛泽东的思维开始向经济方面侧重。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区域是他的弱项：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是不懂的，工业、商业，我就不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懂得不太多。

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样，中国也不能选择建国时历史的起点。直至今天，人们还在唱“巨龙在起飞的时候，沉重的翅膀在诉说艰难。”

几年或几十年能更替一个政权，但不能改变一个社会。毛泽东着急了，其他领导人着急了，人民也着急了，我们贫穷落伍了一百多年，决不能再贫穷落伍下去了，因为马克思预言过，革命后“一天将会等于二十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打破常规速度。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因为没有负担，急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急于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急于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1953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我们国家现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工作也要大跃进。”自此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风刮遍全国各地。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跃进没能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反而弄得粮食不够吃，无以为炊，很多人逃荒要饭，成千上万的人饿得全身浮肿甚至死亡，连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几个月吃不到肉。大炼钢铁，炼出几百万吨非钢非铁的硬疙瘩，堆在那里风吹雨淋或者生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据统计，整个大跃进期间的损失是1200亿元。

但是，那时的人们为政治热情和美好理想所鼓动，仍然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信仰，正在喊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跑步奔向共产主义，没有人敢或者能劝阻毛泽东，因为早在南宁会议毛泽东已把是否支持高指标和高速度上升为立场原则问题：

“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三个东西，各级党委会要成为促进委员会，不要当促退委员会。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打击了六亿人民的积极性，这是个政治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搞建设应当用冒进的方法，要发扬敢想敢说敢于的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结果，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被迫在会上作检讨。

当然，不同意见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央内部，李达和毛泽东就在湖北发生了争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在哲学上有高深造诣、写过《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的湖南同乡首先向毛泽东发问。“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口号，是不是？”

“肯定又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静如处女，不动声色。

“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大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如何非常技巧地作了回答，但争论没有让他改变主意却是肯定的。

事实真的发了高烧，很多人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但只有彭德怀——这位天性里就蕴含天王老子都不怕特征的中央委员写给毛泽东一封谏言，警告他要改变做法，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出人意料的是，彭德怀因此被撤职罢官。

彭德怀只不过说出了实情，在他所到的地方，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自己是个军人，又主管军委工作，不必管那么宽，但他无法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是党员的义务。他的意见得到很多人的共鸣，但毛泽东却不甘心承认大跃进失利。他在1929年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时能够容忍陈毅对他拍桌子——那时候毛泽东为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支持需要团结更多的同志，但他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仍认为他不如朱德更会团结人、气量更大，为此而影响他的事业，毛泽东曾努力改正过。但此时，已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却容忍不了彭德怀指责他领导下的国家有那么多缺点。

彭德怀并没考虑那么多，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全部端了出来。也许是因他爱之深、痛之切吧，又和毛泽东长期保持自然随便关系，说出的话尖刻些，可毛泽东毕竟是领袖，领袖是需要权威的，按空间理论来讲，彭德怀的言行突破了毛泽东的权威空间，这使毛泽东感到他个人及其路线受到威胁，特别是这时他还没获得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又面临国内外众多的对手，因而他不像过去战争时那样信心十足，也不希望别人此时向他挑战。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何不能容忍对他恭敬而又忠诚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了，他们同样走上了威胁毛泽东个人权威及其主张的道路。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彭德怀还触及了最令人敏感的话题——个人崇拜，“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再容忍对他个人的指责和对他所热爱事业的批评。这固然是他太骄傲太自尊，也因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搞军队的，干涉那么宽！总是吵吵嚷嚷指手划脚，又拿不出主意来！

“为什么以前不提，现在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来，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故急于发难。”

“我们不知道检讨多少次了，还是抓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讲‘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经过斟酌？？”

“说我是斯大林晚年，好大喜功，偏听偏信，专横独断，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残局，才能总结经验。大跃进‘得不偿失’，总路线‘要修改’、人民公社‘搞糟了’，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请看马列是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吧！”

在这种严厉的反攻下，彭德怀有苦难言。

这是一次事实与权威的对抗，强大的权威逼迫真理沉默了。

对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评价，认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分歧及其结果是建国后毛泽东和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理论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引申到党内，造成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大升级；经济上，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党、国家、人民遭受了更大损失；政治上，助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像的发展，就像伍修权说的一样：庐山会议后，人们有一种定式心理，对毛泽东除了表示支持意见外，很难再作别的选择。

本来，毛泽东是很谨慎于他的威望的。革命的早期，他不过是众多领导人中的一员，但他有高超的战略洞察力和令人神往的暴力斗争艺术，有把马列主义拿来致用的信心勇气和智力，这一切使他率领穿着军装的农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胜利之路，不仅打败了侵扰中国领土的数百万日本人，而且把支持地主掠夺农民土地的蒋介石赶出大陆。他本人则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素有“红星越过昆仑山”之称的理论家王明对他的威胁，他的正确与远见令人佩服，赢得了在全党的威信，这些都被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肯定。确实，毛泽东创造了震撼历史的功绩，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成为开创新中国的领导者，成为中华民族的领袖和解放者。

毛泽东的努力也使1949年10月1日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仅摆脱了弱贫挨打的局面，而且找回了在世界上的席位。这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新生的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地球的东方。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追求自己的国家迅速繁荣富强的愿望是可想而知的，他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追赶苏联、追赶英美。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挑战：一方面，他的愿望超越了现实，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受到异议。尼克松认为毛泽东和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种看法显然很偏颇，但毛泽东确实在建设问题上和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人发生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已成为各自显示自己的正确性和存在价值的方式。由此，毛泽东几乎批评了所有的中央领导人，而且在他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却不为别人接受而且又无法说服别人的时候，便走上了动用权威的道路，庐山会议上倒彭只是个开始。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的旗帜开道的。在彭德怀被罢官撤职的原因中，“组织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已被证明是人为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结束带来了阶级斗争的升调：“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为标志，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被进一步引申到党内，造成一次大的升级。

中国走上了误区，这就是把阶级斗争提到了无可替代的地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在庐山，他只是把大跃进的提意见者压了下去，并没有取得他们的信服，何况彭德怀的意见毕竟来于现实，当问题暴露越来越多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时，毛泽东所能做的选择要么是承认自己的失误，为彭德怀平反；要么坚持自己的权威和主张，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平衡全党的情绪。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而且也允许别人批评。他承认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会议强调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会议期间大家心情比较舒畅，二干一稀（指伙食），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彭德怀依然被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不但没有摘掉，反而又多了条“里通外国”与苏修勾结的罪名。毛泽东坚持不能给彭德怀平反的观点。但是，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也不是永远正确，也不是绝对正确，这种现实比彭德怀对他的批评更为严峻。而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在处理实际工作中相继提出的新看法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例如刘少奇、陈云先后主持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中央工作的失误和面临的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毛泽东却认为他们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是刮“黑暗风”，使人看不见光明，丧失信心；在农业调整上，刘少奇、邓子恢承认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在坚持集体经济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并在农村试行。毛泽东反对他们的意见，认为是刮“单干风”，是不要农业合作化，搞资本主义；对邓小平主持的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对待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称之为“翻案风”，这些都使毛泽东又对实际作出了偏颇的判断。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后来，毛泽东又对外宾说他在1962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很显然，问题是指阶级斗争。那个时候，国内阶级斗争确实有一定程度上的激化倾向，国际上也出现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紧张等重大事件，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如何看待调整和采取什么措施调整的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并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本来就没放松的阶级斗争之弦再度拉紧。实际上，调整恰恰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推行后的必然结果，亦即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而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他从事的两件伟业之一。由此他认为他的意见不被尊重，他的权威受到损害，阶级斗争依然尖锐，从现在起，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

此时，苏联操纵的反华活动越来越烈，东欧的共产主义思潮也很活跃，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日益冲击着毛泽东的内心，后来他说：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但他没有退缩，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培养出来的斗争勇气和反潮流精神使他充满战斗激情，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修正主义开战，开辟一条反修防修之路。

毛泽东要寻找新的打击点，他找到了《海瑞罢官》并紧紧抓住不放。他不停地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内乱的发生已显征兆，对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很不理解，他们曾努力根据共产党成立时确定的集体领导原则从五十年代开始扭转弥漫上下的“左”倾气氛，结果不但没达目的，反而把集体领导原则也打破了，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二把手统统打倒，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了。

如果说吴晗是中国的最不幸者，彭德怀则更令人悲哀，他再次失去了摆脱屈辱的希望，为了顾全大局，他跪拜庐山，为了反修防修，他第二次作出牺牲。

误区沉沉地笼罩住了中国，四周是权威筑起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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