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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印象 作者: 丁晓平 第08章 保安掠影 1936年6月，在长城以南的陕北山区步行了两天之后，我进入了那个零落的村庄——保安。中国红军(解放军当年的称号)剩下的大部分战士，在完成横跨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后，最后到达这里。红军的另一支分队当时亦已挥军北上，战斗在西藏草地上。 一群好奇的群众挤在街道的两旁，街道上只有几十间破旧的茅房和商店。红旗上斧头与镰刀互相辉映，旗边还添上了红军最近的称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几条写上英文和中文的标帜高高挂起，内容是：“欢迎美国记者到苏维埃中国作调查访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万岁！”街道尽头处，站着一堆欢迎者，包括大部分当时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在这里，我第一次会见了邓颖超(周恩来夫人)等。 那天晚上，毛泽东到来与我们一同吃晚饭。当时他很瘦削，但身材较大多数中国人高大，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唇厚而阔，前额高耸，下巴上有一粒突出的黑痣，黑色的头发浓密而长。“委员长”为取得这个头颅悬赏25万银元。 我被安置于一间新建的泥砖屋，毛泽东就住在路下不远的一个山边的窑洞里。窑洞只有一扇窗和一扇开在小巷里的门，由一个警卫员负责保卫。不久之后，我发现我的每一天都在这个窑洞里结束或开始。毛定期邀请我到下面吃热辣辣的胡椒馒头——或由毛夫人用本地出产的酸枣制成的蜜饯水果等。之后，我们便开始作数小时的谈话，有时一直谈到黎明将临才暂时结束。 那时，由于战场和政坛上都出现了暂息的情势，毛泽东得到了一些闲暇的时刻。我那青年人无穷尽的兴趣可能引起了他的共鸣。况且，在多年的消息封锁之后，我这个媒介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得闻共产党人被隔绝多年的中国城市的情况。他特别希望能广泛地宣传党的缓和的新政策，即寻求与国民党重建统一战线——在其后一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被迫作出了这一抉择。 在他解答了数十个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后，我终于有机会了解他出生43年以来的事迹。 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村，此地在长江上的汉口市之南。他的父亲叫毛顺生。家里是下中农出身。 在农村的生活中，使他了解到封建的罪恶，他要把封建的家长制送到坟墓里，让贫苦农民得到机会，让妇女得到平等的权益，争取建立在新自由之上的友爱(这种自由只有经过艰苦的斗争，只有经过保卫低层阶级的利益不被上层阶级所占有的斗争才能取得)。毛泽东的早期生活使他和许多觉醒中的青年分享了这些思想。 自那时开始，毛泽东就决定致力于进行改造世界那件貌似不可能成功的工作了。毛泽东开始写他的首篇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时候，已是我和他相遇之前十年的事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形容贫农是夺取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半无产阶级。他把贫农阶级和富裕农民清楚地分别开来，对后者他作出了以下的评述：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剩余。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毛泽东相信这种在即将崩溃的社会里还拼命往上爬的人，是不可能给予他任何帮助去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贫农，像他母亲那样受压迫的妇女，他的弟弟和思想一致的同学所组成的同盟军，是“绝大的多数”，这些都是他的朋友——亦即革命的朋友。 毛泽东读书的时候，是最贫苦的学生中之一。他节衣缩食，终于完成了5年的中学生活，并于191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在这段期间中，甚至尚在中小学时代，他便目睹了无数次的饥荒，暴动，劫掠和杀人。 自少年时代开始，他便把描写“战国”及其他动乱时代的传奇性文章牢记在脑海中。他博览群书，尤爱《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等。他喜欢和老农们讨论这些典故，并听他们回忆太平天国起义的英雄事迹。老农们对这些英雄深表同情。毛和他的同窗只能隐蔽地阅读这些颠覆性的禁书——在老师走过时，便把它们放在古文书之下。这些历史文学详尽地记述了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公元前5世纪)著的《孙子》一书，更概括地总结了许多军事经验。在毛的后期生活里，这些伟大的著作使他在进行革命战争中，初步掌握了防守与进攻的艺术。 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改革家的文章，孙中山发表在《人民的力量》上的著作，都被偷偷地带进课室里，毛阅读过这些著作后、胸中翻腾的革命火焰越燃越旺。1910年，他在思想上，在内心里都已变成一个反君主制者。在长沙时，他目睹造反者的头颅被统治者挂在竹竿上，使人民产生恐惧的心理。这并非是他首次目击这种血腥的报复性行为。在童年时代，他曾看到贫苦农民在饥荒的年代里，被饥饿所驱使，集体打开地主阶级的粮仓。当暴动群众的带头人被捕获时，他们的头颇也一样被钉在木柱上当众示警。但是，在这个时刻，他已完全理解到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应付的代价。不久后，学校的校长大胆地邀请一些革命家来校为学生们演说，以唤醒悲愤，激起爱国心，“救中国于肢离体碎之中”。为了表示献身这个事业，毛亲自剪去他的长辫子(此乃表示对满清皇帝屈服的象征)，而且还帮助热心较低的同学割去长辫。1911年，当长沙被共和军攻陷后，他报名参加过这支军队。6个月后，他“辞职了”。 然而，事实很快便明朗起来，封建皇朝的统治转为军阀独裁，并不能使中国的衰落告终。毛将他的有限现款用来购买报纸，以便追上本地及全国的政治形势。一个法国归来的留学生陈独秀主编的一份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在毛及其他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跟着，毛泽东和一些朋友在湖南组合成一个“讨论组”，他们的目的非常严肃。在某些意义方面来说，它就是“书社”的前身。 在学校的讨论组内，毛泽东成为学生们的领袖，这是他首次奠定了他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他们的一切言行“一定要有的放矢”，他告诉我说。他们绝不浪费时间交谈恋爱或浪漫史的事情，大家都一致认为时局紧迫，急于追求知识，实无暇讨论女人或个人的事。 “除了对女性的魅力从不讨论之外(通常这是我们这个年纪的青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我的伙伴们还拒绝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我记起有一次在一个青年人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猪肉的问题，并且把仆人叫到面前，当面谈论这件事。我很不耐烦地走了，以后也没有和他见面。我们喜欢谈论大事情——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和整个宇宙！”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逐渐成为热心于体格锻炼的运动家，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是很不寻常的。为了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他们经常跋涉长途去旅行，携着最少量的食物，露宿荒山之上，十一月里还在冰冻的河流中洗澡，并且常常赤足“到乡村里开眼界”，“过穷人的生活”，考验自己，“建立起健全的体魄”。一年夏天，毛和一个同学走遍了湖南省的5个县，“一枚铜板也没有用过 。农民们招待我们食宿；无论到了哪一处，我们都受到热情的招呼。”毛注意到能够慷慨地以仅有的东西招呼他们的，总是贫农。和他们讨论生活和困难时，毛认识了他前所未闻的艰辛和不平等。 就在这几个县里，在为他提供过住宿的贫农家中，毛泽东在十年后回到这里，发动了农民运动，为红军提供了第一支队伍。 1918年，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代表的资格，第一次到北京去。在那里，他首次试行踏上了国家政治舞台，那时他只有25岁，在这个时期，中国各省的教育情况可以用“粗枝大叶”和“极端混乱”来形容，内容从儒家学说到西方世界初探不等，但毛在长沙图书馆时已博览群书，对西方情况作了广泛的研究。 在自学时，他最敬爱的教师杨怀中(英国留学生)，曾给他指导。他称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杨教导毛首次认识了一些英文生字。在北京时，毛泽东再找到杨，这时杨已是北京国立大学的教授。经过他的帮助，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始创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北京时，他还认识了杨怀中的女儿杨开慧；两人于1920年结了婚。 几年后，共产党党籍构成了严重罪名，李大钊和毛泽东的年轻妻子遭到杀害。 抵京后，毛泽东与杨教授的门房同睡一炕。稍后，他“和七个友人同居一斗室。当我们全体躺在炕上时，实在吸气的余地也没有。转侧时，首先要警告两旁的人。”他们连买木生火的钱也没有，只能挤在一起，互以体温取暖。八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晚间出外时要轮流穿着。 但是，“旧都的美丽可以完全抵消这种肉体所受的艰辛，”毛泽东回忆说。“在公园，在古老的宫殿，我看到北方的早春；当北海还是白茫茫的一片银色世界时，我已看到梅花吐艳。看到北海湖畔的垂柳挂着一串串晶莹的冰块时，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描写北海之冬季树木形状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艰苦的生活并不能阻挡毛泽东的革命意志。俄国(十月)革命风暴使毛摒弃了议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渐进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等信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决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他首次阅读了一些马克思著作。 “其中《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使我牢记于心，”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道：“并且使我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当我认识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历史最正确的学说之后，我便永远站稳这个立场，没有丝毫的动摇。”1920年，毛泽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翌年，他组织起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之后，毛泽东的生活大部分也就是党的历史，直至1926年之前，他的领导权在国内尚未受到较大的注意。但若回顾历史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在湖南省组织农民协会的经验对革命的重大影响。 1926年，国民党的势力已达到长江流域。就在蒋介石夺取了南京之后，他便下令消灭一切有共产党影响力的队伍。1927年3月，上海的工会领袖已夺回中国人管辖的那一部分(非外侨区)。4月上旬，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开抵上海，在他的支持下，上海的帮会匪徒进攻工会并把工会解除了武装。之外，蒋介石对工会开战，并彻底破坏了他们的城市群众组织。在农村，特别在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处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对历史研究者具有高度重要性。这篇报告及其他有关改变党的政策的提议在最关键的时刻，催促政治局不要吓怕了资产阶级。报告中的农民协会占了湖南人口的二分之一。他们都是暴徒吗？毛列举了他们做的“十四件大事”。这个报告明显地透露毛心中认为什么对中国来说是“好”，什么是“糟”，并且提出了有关土地革命目标。后来果然如此执行。毛的报告几乎集中一切火力，强调推翻地主阶级压迫是把农民自“封建主义”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的要素。 在诸般“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贫农终于实际上组织起来——可称奇迹——对抗“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其余的好事包括已粉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威风；清算他们经手的地方公款；要他们捐款救济贫民；要“最残暴”的压迫者戴“高帽子”游街；禁止高利贷，囤积粮食，投机倒把及滥收田租；接管地主武装；肃清盗匪(让会党加入农民协会)；推翻封建的富管贫族权；要土豪劣绅缴交罚款，并且拉队到他们家里吃饭；蔑视迷信的习俗；推翻丈夫的男权；广泛宣传“三民主义”严禁赌博，吸鸦片，丰盛酒席，过度浪费的婚礼及丧葬仪式；积极支持群众性的扫盲运动：组织起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强迫地主“捐款”修道路，修塘坝等。 “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毛泽东在报告上提出。在实行中，农民们发觉“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毛还提出在他的家乡湘潭有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绅曾经“谋杀了50多人”却“美其名曰‘杀匪’”。 以上就是毛泽东对农村中好和糟的看法。 在汉口事件后，党的路线继续依赖无产阶级与城市暴动。广州及南昌的武装起义相继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毛泽东曾批判当时的书记陈独秀，因为他对农民协会，农民武装和分土地等问题发出犹疑和消极的指示。在一个极其重要的5月会议上，陈把毛的报告搁置起来；在4个月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才能亲自宣读它。 反革命将苏联顾问驱逐出国，并且对群众组织施行暴政，使该等组织急剧减少；湖南地区遭到特别残忍的暴力镇压，那里无数的农民领袖和知识分子遭到杀害。蒋介石独揽了大权，共产党被迫转为地下活动。 毛泽东的1927年的报告是他到湖南省湘潭等五县作了32天实地考察的结果。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旨在说服陈应看到全中国的农民即将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宣布中国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这在教条主义者眼中简直是异端之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毛在报告中指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他更指出：“这个贫农大众……乃是贫农协会的中坚，……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毛泽东现在和今后始终是他们的拥护者。 党内的批评家(那些不耐烦听他解释的人)将农民协会称为“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这种错误见解后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至1932年，蒋介石与列强统治的租界已使城市成为即使最小型的共产党机构也不能立足之地。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逃到农村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恰是毛泽东与其他相信“贫农阶级是先锋”的人所创建的。 1927年8月，在陈独秀下台以后，毛泽东重返湖南。在那里，他展开了一个以农民运动为基础的政策——早在他被忽视的报告中阐明了。他将分散的农民协会集中起来——他们的领导已被国民党所摧毁——发动了第一次农村武装暴动，这就是著名的“秋收起义”。到9月，这支农民武装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团。除了在已经四分五裂的农会中招募的新兵以外，毛还在衡阳的工会中带来了些矿工，以及一些起来反抗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军队。 在贫农中的老朋友帮助下，毛泽东集合了一千人左右，向险要的井冈山进军，建立了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1928年5月，当朱德(本是国民党公安局长)带领着南昌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时，两支革命军队会师了。毛告诉我说： “由于秋收起义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由于第一方面军曾受到严重的损失，而且由于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这个行动注定非失败不可，于是，中央委员会断然将我排斥出来。政治局和党的前线委员会都解除了我的职位。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称我们是‘冒进行动’。虽然如此，我们坚决把军队集结在山冈山，我们深信我们正在执行着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我们走对了。与此同时，部队不断补充了新兵，第一团再次得到了扩充。……” 在1928、1929年间的冬季，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期间及之后的行动最后赢得了赞许，毛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职位恢复了，但他的领导直到1935年才得到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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