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促进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毛泽东为所长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接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建立了统一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在我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解放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也就是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产生、发展以致分道扬镳了。

对中国社会的两种分析

由于中共中央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繁重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陈独秀同意，回湘疗养。但是，他是一个革命责任心很强而又闲不住的人，回到家乡韶山后，他一面帮助加强当地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配合陈独秀党中央领导的“五卅”运动，发动领导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还化了很多精力，进行农村调查，在1925年8月青黄不接又遭大旱时，发动韶山农民开展“平祟阻禁”谷米斗争。从此外起，毛泽东开始了领导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实践。

为了安全，陈独秀在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一直在城市里过着隐居的生活，同时他也没有亲自到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却又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脱离革命的实际，带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色彩。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本来就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因素，再经过陈独秀的理解和推行，问题就更多了。而毛泽东则不一样，他从湖南建党开始，一直在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如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韶山农民运动，在上海、广州工作时期与国民党中、上层干部的合作与斗争等，深切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于是，随着阅历和经验的增长，毛泽东逐渐成熟起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与陈独秀发生分歧。

首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在1923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两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25年12月1日，两人分别写了一篇主题相同的文章，前者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者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三个阶级的分析，两人的文章有明显的差别。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这个主张遭到国际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即使其“颇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

由此看到，两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估计和革命结局，完全是对立的。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而陈独秀在国际的指导下往往比较自觉地执行妥协让步的政策。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则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因此，他虽然承认它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进的先锋”，但又凭想当然认为：“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了。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因经济落后，数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因此他们有两大优点：第一，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从他在这前后发表的文章看，“主力”与“领导力量”是同一个意思。

关于农民，陈独秀只是笼统地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由于这样的认识，后来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当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起来时，陈独秀也感到鼓舞，在1926年10月17日曾致函各级党部，谈到怎样大力发展党组织，使党早日走出小团体，成为“群众的政党”时指出：“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后来的中央局报告称：仲甫同志的“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①但是，当国民党起来攻击农民运动时，他为了执行国际维护国共合作的路线，又来限制农民运动，从而与毛泽东那样全力支持农民运动的党内同志发生冲突。

毛泽东则以他对农民特有的了解与感情，在党的三大讨论时，就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指出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对农民的各个阶层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析：他把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半自耕农（下中农）、半益农和贫农归为一类——“半无产阶级”，说“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由于受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都“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尤其是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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