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帷幕。然而，孙中山倡导的三大革命政策，在实施中却不断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干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反击右派势力的斗争始终未断。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与瞿秋白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为加强地方党务，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上海执行部管辖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执行部系国共合作机构，上海执行部里的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于右任、张人杰等，共产党人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罗章龙、王荷波等，每个部门都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事。当时上海社会将这里称之为“国共群英会”。然而，就是在这国共人才苔奉之地，斗争却异常激烈。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涣散，不少党员只是挂名。为了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后首先进行旧党员的重新登记。毛泽东在执行部里担任组织部秘书，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导各区各基层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和区分部。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不仅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反对组织纪律的约束，对重新登记百般刁难。一天，国民党无老谢持怒冲冲地跑来质问毛泽东：“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并拍着桌子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有人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不来登记，就丧失国民党党籍。我们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倚老卖老的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个个乖乖地填了表。由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积极开展活动，帮助建立或改进各地国民党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内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息。1924年3月至6月，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分别向孙中山“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等人联合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所谓对共产党的“弹劾书”，其他地方的右派也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借口共产党人及党团刊物批评了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逆流。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张继、覃振等先后发言，重述所谓“弹劾”意见，公然主张分裂，掀起轰动一时的所谓“弹劾案”。参加会议的瞿秋白当即作长篇发言予以驳斥，他的发言据理以争，得到左派的赞同，而使右派无从辩解。会议终于挫败了右派的分裂阴谋，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继续。

在这次反击右派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战斗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草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中，针对张继等人的“弹劾书”，指示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表示不能隐忍其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破坏联俄联共的罪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这与瞿秋白致信鲍罗廷指出要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几乎出自同一时间，这表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及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配合得十分默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开始四处活动，集结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首推戴季陶。六七月间，戴季陶接连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活动的信号，是为资产阶级右翼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舆论。在戴季陶影响下，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瞿秋白当时在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时刻关注着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动向。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他就敏锐地洞察到它的反动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必须予以反击。为了写驳斥文章，他反复研究戴季陶的言论，收集、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据他的夫人杨之华回忆：“我们当时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秋白就在这个小房间的空地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咬着笔端（他用的每支笔端都是咬得粉碎的）。这是他考虑写文章时常有的神情。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像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随后，瞿秋白又陆续写成《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是配合很紧密的。1925年10月，毛泽东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戴季陶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的正确性。

戴季陶主义一波未平，西山会议派一波又起。1925年11月至次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覃振、邹鲁、叶楚伧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称西山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资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共产党人及左派通电各级党部，严厉驳斥西山会议派。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创办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在《政治周报》上专门开辟了《反攻》专栏，并用“润”、“子任”等笔名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痛斥新老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谬论。《政治周报》前后共发行14期，每期4万份。它的影响十分广泛，读者颇多，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国共分裂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力反击下，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得以充分揭露，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使猖獗一时的国民党右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自1925年秋至1926年，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瞿秋白是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的主持人，他们互相支持，密切合作，把国共的宣传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十分有战斗力。共同的斗争也加深了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友谊与了解。瞿秋白十分赞赏和钦佩毛泽东的才干，这种钦佩之情是建立在两人所共同具有的马列主义素养和革命胆识基础上的。据瞿秋白的好友羊牧之回忆，瞿秋白曾告诉他：“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组织发动群众，重实干而不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那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都领教过同毛泽东打交道的滋味，毛泽东既讲原则，又有策略，使右派分子连连败下阵来，连戴季陶都说：“今后少和湖南辣子辩。”瞿秋白不止一次向亲朋好友说过：“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国共合作的大潮急流猛进，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联手站在潮头，成为冲浪的猛士，无畏的弄潮儿。两人也在急流中显出了英雄本色，一步一步被推上了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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