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为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先后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

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湘赣边界根据地，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根据地。这年5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毛泽东为书记。

红四军成立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内部在军队建设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那时，反动统治在南方暂时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毛泽东等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湘敌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赣敌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由于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在1928年4月至7月的多次战斗中，红军都取得了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却有一个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中央认为，湘、赣、鄂三省暴动的发展形势，是沿着湘粤大道与赣边发展，一直到鄂南成为一个区域，并与广东北江相合。而湖南则是三省暴动的中心。这显然是对形势的一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估计。

中共湖南省委不顾当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的严峻形势，于6月间作出决议，并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求毛泽东“须随军出发”。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于6月底来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指示。毛泽东不满意省委的瞎指挥，对“钦差大臣”传达省委的指示力持异议。

6月30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省委关于红四军开往湘南的指示。会上，毛泽东等大多数认为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不与农民运动结合，远距离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会议决定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而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新的决定。

几天之后，毛泽东综合了永新联席会议的意见和决定，给湖南省委写报告，申述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的具体理由，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7月间，红四军分兵两路迎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杜修经乘毛泽东等远在永新之际，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官兵想回湖南宜章家乡的情绪，在湘赣边境的沔渡引导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朱德、陈毅未能说服、制止部队的错误思想，又担心他们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就决定第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毛泽东得知红四军主力开往湘南，立即写信并派人送去，说明必须按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行事，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要求主力经茶陵回井冈山，但军委仍未能阻止主力往湘南开。途中，在杜修经支持下，军委召集扩大会议，决定照省委指示将军委改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书记，毛泽东以军党代表名义指挥边界的第三十一、三十二团，前委指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往湘南，实际上撤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开往湘南的红军部队在郴州先有少胜后遭失败，结果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在红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乘虚而入，闯进根据地，占领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地带，因而招致湘赣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通常称为“八月失败”。8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得知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败，心急如焚，立即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直奔湘南迎接受挫的部队。8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城同朱德、陈毅会面，随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等人的错误，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这次会议还取消了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事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后在11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受毛泽东批评过的杜修经，在这年12月11日到上海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报告红四军发展和“八月失败”的情况时，也十分钦佩地说：在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

“八月失败”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湖南省委及巡视员杜修经，但红四军内部也有责任，它表明了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内部在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就已经有了认识上的分歧。

1928年底至1929年初，国民党又调集湘赣两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在这期间，彭德怀、膝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192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的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膝代远统一指挥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敌人封锁给根据地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以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冈山转战赣南，继而挺进闽西。

红四军在下山后的最初阶段，处境艰难，屡陷险境。2月11日，在瑞金县的大柏地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被动的局面。随后在吉安县东固地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东固游击区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是秘密割据形式，敌军来了便于掩护，敌军走了马上可以开展工作。毛泽东十分肯定这种“游击秘密割据”的经验。红二团、红四团还很重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后来说过：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的领导，那时他们也帮助红四军加强了党的领导。

不久，江西敌军向东固进逼。这时，毛泽东得知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十团，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前委就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动不居的打圈子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随后，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撤离东固。

3月上旬，红四军趁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机，向闽西急进。3月14日，在长岭寨全歼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城。红四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初步开创了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这时，由于在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很大，同时，军内和党内又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织状况比较复杂，因而带来了思想状况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内部对党的领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的不同认识突出起来。

红军人员本来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式军队，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四军党组织又是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因此，在红军中必然要受到农民意识、雇佣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主要的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上，则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如何建设一支中国式的红军，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在部队中经常有各种争论在展开。这场争论涉及到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等问题。

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但是，红四军内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并且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他们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但又反对自上而下的军队内部民主制度，认为这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上，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他们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军队只管打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在前委收到中央2月7日的来信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4月间前委召开于都会议开始，争论逐渐发展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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