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歼灭了蒋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三个弱点充分暴露，蒋军的重点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乘蒋军在陕北、山东两翼拉长，腹心暴露之际，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000余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打乱了蒋的战略部署。接着，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经略中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利刃。

美国驻华大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总统急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美国人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了孔祥熙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同年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奉命进行调查工作结束，向蒋介石提交一份15000字的报告，指告某些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外汇和物资，“其目的不是进口重建材料”，这个特权公司集团包括孔家的扬子开发公司。

面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残局和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孔祥熙觉得大难将临，该远走高飞了。临行前，他和妻子宋霭龄在上海短暂逗留，清理他们的股份，把能够转移的财产全部转移到香港或国外。接着，他们重访了山西太谷的孔家，处理了房地产，关闭了官邸。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

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行政院长，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然后，孔祥熙通知亲友，他要带霭龄去美国，因为她“身体欠安”，必须住在挨近纽约医疗中心的地方。

8月间，带着家小，溜到了南美。

到了南美，孔祥熙立刻就买了一块咖啡园。这块土地，足有25英方里的面积，用汽车环绕一周，非三小时不能走毕全程。孔氏本人便住在咖啡园里的一所华丽别墅，闭门幽居，绝少外出，雇有男女侍仆十余人，追随左右，听候差遣。其后孔氏离开南美，来到纽约，那时适值解放战争后期，有许多做过他部下的要员大吏都相继逃到美国去，他为了安插他们，特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自任董事长。是时他在纽约分行设了一个私人办公厅，每天规定时间，接见来宾，逢客必见，已毋复当年豪气矣。

尽管是流亡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对他们感兴趣。1949年3月，《纽约新闻》刊登了一份孔家财产清单。该文开始即说：“天文样的数字，恐怕连孔自己也未必完全记得清楚了。”所以，该文作者自认：“这里的材料也还是不完全的调查。”

据该文作者“调查”所得，孔所独有及大部分占有的事业，计有：银行6家，公司商号20家，新闻报纸3家，地产在山西、上海、香港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均有大批。

他所经营的事业可说种类繁多，范围广大。在银行方面，他曾直接支配中国、中央及农业三行，以及后起的中信局，他有独资的裕华银行，还有他大量投资的福钰银行及谦泰裕银行。

至于他的公司商号方面，最大的是每家都有一个“广”字冠首的连锁性的百货公司，如重庆的“广茂兴”等。在抗战时的重庆，他经营的公司真不少，有“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华盛贸易公司”等。“祥记公司”是做运输生意的，单是自备汽车就有三十多辆，当时往来于西南各省，生意做得极大。“广记纱号”则是当时大后方最大的棉纱字号，其力量与官办的“福牛号”居于伯仲之间，而“福牛号”事实上亦是在他控制之下的。

“强华”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元”是故五金材料的，而“华盛”则是以制造纸烟及采办烟叶为主之“华福烟草公司”为重心的一大规模的贸易公司。

孔的经营，本来还偏重于国内，后来由于他的幕下吸收了不少的留学生，才说动了他而使他把他的大量资财，扩充到许多新式的工业方面去。我们所知道的，有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药厂、三才牛煤矿公司、裕华纱厂、华福烟草公司（在抗战时期，该公司出品的华福牌香姻是大后方所出产的最高等香烟。）、贵州企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以及中国机械厂、农村水利公司等等，表面上虽用别人出面经营，但事实上则无一不为孔的投资而且孔所直接控制。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孔又接受了他的智囊团的献计，而把他分布在后方各地的资财，集中搬运到东南各地尤其是上海来。由于他对于美国向来存在的关系，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发生在美国工业出品的买办式的经营上。于是，以他的儿子为中心，他就在上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扬子企业公司和嘉陵企业公司，扬子公司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一家联系着美国商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单看它跟美国16家最大工厂（包括“西雷公司”等）所订立的“在华总经售”的合同，便可以明了它的力量之强大，事实上，孔几乎垄断了美国高贵货物在中国的市场，而且有许多东西如：高贵的汽车及各种奢侈品，不是他也无法进口，而他又是什么都要做的，例如建筑材料，化学原料，乃至尼龙丝袜，自来水笔之类。

孔对于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趣不知自何而来，他开过一家大时代书局，办过几种有关财政的杂志，并且在沪港等地办过几家报纸和通讯社，现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大晚报》和《西文大陆报》，就都是孔的产业。

现在，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孔的资金看来又要举行一次大搬家，无论如何，纽约的华尔街上的扬子公司驻美办事处的写字间里的活动，是没有停顿过的，上海即使有问题，华南乃至南洋各地还自有一片财源茂盛的好市场啊。

大洋彼岸的孔家财产清单，引起中国同行的反响，《星光日报》于3月18日醒目登出《孔样熙拥有多少财产》一文，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孔氏与其他“豪门资本”比较起来，孔氏的“土财主”气味，是较为浓厚的。事实上孔氏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起家的，志诚信票号则是属于封建性质典型的金融组织，天津时代的祥记亦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在山西孔拥有广漠的土地，在上海也有巨大的地产，大连路272号房屋的地皮，就曾被误为乱产，经破产处理局标卖过，结果他出了2亿美元才告收回。在南美的亚马逊河两岸，孔亦有大量的土地。不过孔这种封建性，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发展下来，也就带上了买办性的色彩了。

天津时代的祥记，不是在经营大规模的颜料、布匹与煤油生意吗？颜料与煤油主要是从外国输入的，就是布匹又何尝完全出自本国？

孔的资本，正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一样，在活动的范围内有金融、工矿、地产。同时他的资本也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在活动的形式上是与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地方资本相互结合的。

因为种种复杂的关系，孔祥熙多少资产，有人推测可以供给全国人民过五年舒舒服服的日子。其实局外人是不易晓得的，上文所提的，不过是人所共知的几项事实罢了。

如此巨大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恐怕要由孔祥熙的身世谈起。

孔祥熙字庸之（乳名丑小子），山西太谷城西五里之程家庄人。他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和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

据说他的祖父孔庆麟曾在保定做过清朝的官吏。晚年还乡，因子女多（五子二女），日子过得较困难，仅有二十余间房和十来亩地。孔祥熙的父亲叫孔繁慈，字和亭，排行老三，是一个穷秀才，由于染上了大烟瘾，家境更为穷困，常常要靠典当家业过日子。后来，因受美国公理会传教者的宣传，戒了烟，入了教，遂为教会当差（还有一说是当教会学校教员）。孔祥熙的母亲也吸大烟，身体不好，长期患病，曾随夫入教，大约在孔祥熙六七岁时她就去世了。关于她的姓氏，多数说是姓庞，但有人说是姓李，还有人说是太谷任村贾氏（贾家是太谷一大富户）。

任村贾氏之说是肯定不对的，因为任村贾氏者，实际上是孔祥熙的姑姑。由于孔母体弱多病，幼年的孔祥熙得其姑母的照顾颇多，故有此讹。另外，也有人把孔祥熙的父亲误定为孔繁杏。实际上孔繁杏是孔祥熙的五叔，曾在河北一些县做过县长，参预过张勋复辟活动，晚年靠孔祥熙资助过活，曾为孔祥熙监督过裕华银行的业务，一些人便把他误为孔父。孔祥熙全家共有四口人，父母之外，还有一个亲妹妹孔祥贞。

至于他的堂兄弟就较多了，祥熙在其中排行第三。

孔祥熙出身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庭里，其童年生活自然不曾是美妙的。

他曾经是一个苦孩子，经常和别的穷人子弟一起到灰渣坡上拣煤核，也曾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长期以来，一些著作和媒介都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富户，说他家原来是山西的老财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许涤新在《官僚资本论》中说：“孔祥熙的老家是山西的志成信票号。”这是一个大误会。确实，太谷曾是清代票号业的鼎盛之区，也确实有过一家著名的“志成信”票号。不过，“志成信”的财东乃是一离太谷城南五里之沟子村的员家，和孔祥熙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不能说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毫无一点瓜葛，这是因为“志成信”里有一位掌柜（后来也在店里入了股）叫孔庆丰，是孔祥熙的一房族亲（祖籍在太谷北街），按辈数排，孔祥熙应该叫他爷爷。孔祥熙为图经济上的发展，和这位有钱的爷爷家里比较亲近，往来颇多。但孔庆丰和孔祥熙毕竟不是一家。

不能把孔庆丰看成孔祥熙的老人，更不能把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拉扯在一起。

孔祥熙是太谷基督教会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大约在10岁时上学。学校就设在太谷南街教堂福音院里（即今太谷县委院内）。这个学校和当时的私塾大大不同，它不仅教授中国的经学，也教授西洋的天文、地理、算术等。

教师则由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有知识者担任。在这个学校里，孔祥熙大显奇才。他天资聪颖，学业优良，是当时学校的高材生。有些文章在谈到孔祥熙时，说他是个毫无能力的庸才，其昏庸胡涂，常出于一般想象之外。这样的评价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由于学业优良，加之孔祥熙又善于奉迎讨好，故深得中西教师的宠爱。

当时主管太谷教会的美国人来浩德和夫人、华人长老刘凤池等都十分赏识他。

特别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更喜欢他，曾为他画像，并于1898年出资送他到北京通州潞河书院（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学习，继续深造，为将来留美做准备。

这里，顺便订正一个说法。有的材料里说孔祥熙曾充当美教士“白路女士之差役，因白路传教士回国带孔到美国留学读书”。这是根本没有的事。首先说“白路”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指当时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和露美乐两人，和孔祥熙特别亲近的是其中的贝如意。其次，孔祥熙留美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那时，贝、露二人已被义和团杀死。

就在孔祥熙赴通州读书的日子里，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革命风暴中辍了孔的学业。他回到太谷，被义和团围困在南街教堂里。他十分恐惧，曾劝美国传教士们入山躲避。后来，他实在没有胆量在教堂中再呆下去了，就于1900年7月14日从教堂后门溜了出来，坐上程家庄粪夫程老四的车子跑到祁县张堡躲藏了起来。临行前他还同其“恩师”贝教士哭别。据贝如意1900年7月14日日记记载：“祥熙应许我们，倘若我们遇害，他要替我们发电至美。临别时泪流不止，因活命希望太少，我劝他急早走开……”

就这样，孔样熙躲过了7月31日义和团的惩罚。直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并发出镇压义和团的指令后，他才出来。1900年9月间，他同另一教徒张振福到太谷南关西城壕看望了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外基督教徒的墓，并指使张振福去太原向清政府告状，要求改葬。之后，孔祥熙又与张振福步行到北京，打听中外议和的消息。1901年6月，他们得知公理会将派美大夫文阿德到太谷办理所谓“教案”后，孔与张赶忙赴保定，并陪同文阿德一起回到山西。孔祥熙在文阿德留省城“议和”期间，先期回到了太谷，组织了7月23日太谷官绅和教民郊迎文阿德的仪式。等文到太谷后，又积极参预抢占孟家花园，为中外被杀的教徒构筑坟墓的活动。8月9日，公理会大举殡仪，改葬被杀教徒。逼令太谷县知事和乡绅都披麻带孝为“洋大人”送葬。由于他卖力，因此，在所谓“教案”办完后，1902年初，孔祥熙就被太谷公理会送到美国欧伯林大学留学去了，直到1907年才毕业归国。

在美期间，孔祥熙先后在欧伯林和耶鲁两所大学读书。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美国宗教界人士接触，并认识了王正廷等一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广泛的社交给孔后来混迹于中国政界和财界以很多方便。

1907年，孔祥熙学业期满，获得欧伯林大学硕士学位。在回国之前，他挖空心思利用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思念庚子在太谷被杀同学的心理，建议在太谷创办一所纪念学校。他的这个建议正合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立刻得到了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铭贤社”的组织，积极筹划资金以帮助孔样熙办学。于是，孔祥熙回国后，铭贤学校就在太谷南关办起来了。所谓“铭贤”者，“盖取纪念庚子为道殉难中西先烈之意也”。

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被太谷义和团杀死的6名美国传教者和20多名中国教徒的。“铭贤学校”的英文名字是“山西欧伯林纪念学校”。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个学校只不过是欧伯林大学在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分校而已。

孔祥熙办铭贤学校固然也费过一番苦心和劳碌，但总的说来是很便宜地捞到了一个校长的职务和名望。铭贤学校的经费是由美国公理会拨付的，从一些资料看，初期还比较紧，尚需孔奔走募集。1925年，孔样熙二次赴美接受了法学名誉博士后，他一下子就募得美金75万元（一说100万元，又一说为140万元）。这笔钱存入了美国银行，每年利息即可得3万5千元。按时由美方寄来充作办学经费，至于这75万美元究竟怎样募来的，限于资料，笔者尚难弄清。但有一说是来自美国科学家、电解铝法的发明者查理。马。霍尔的捐款。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霍尔的画像，并承认他是该校大笔基金的提供者，但没有标明捐款的数量。

铭贤学校自1907年办起后，到1909年，由于南关地方狭窄，便同原设在东关孟家花园的贝露学校互换了校址（今山西农业大学）。接着，孔样熙对校舍进行了扩充和建设，对埋葬在该处的中西教徒墓丘进行了整修，辟为花园。不久，孔还在铭贤学校南面买了一块空地，建立了孔家的新坟莹（孔家在程家庄本有祖坟）。

这样，铭贤学校就成了孔祥熙一生中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成了孔氏事业的“发祥地”。孔祥熙一生对铭贤学校是十分重视的。

虽然自1919年后，他就很少顾及校务，也很少在学校，但校长之职始终不曾让给别人。他在南京、上海做官时，铭贤学校的重大校务也得向他请示，而且他也经常要回铭贤学校看看。抗日战争爆发后，孔祥熙随南京政府到了四川，铭贤学校也从山西迁到四川的金堂县。铭贤学校仗着孔的势力在地方上也曾干过许多横行不法的事。学校曾包揽过词讼，窝藏过杀人犯，甚至连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太谷大街上殴打警察，都无人过问。

孔祥熙如此重视铭贤学校是因为铭贤学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铭贤学校使孔样熙和美国老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关系更加密切。其次，铭贤学校为孔祥熙在国内赢得了名声。而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则在于铭贤学校为孔祥熙的政治发迹作了组织准备。后来，孔到国民政府做官，手下的人大都是铭贤学校的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象蒋守一、戎叶厚、乔畏三等人都先后在蒋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和孔祥熙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言听计从，配合默契，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

孔祥熙留美归国前曾向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表示，愿牺牲其他之较优位置，而专任铭贤之创设。那么，他是否安心于当铭贤一校之长呢？否！孔祥熙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只是一时在中国还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苟居学校罢了。在铭贤初创的十年里，他在校时间虽多，但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发展和经济行情，一有风吹草动，看到有机可乘，就全力以赴地迎了上去。

在这10年间，政治上最大的变动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10月29日继武昌起义之后，太原也发生了暴动、太谷紧靠省城，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孔祥熙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他首先是在铭贤学校组织了一支学生军，继而又和太谷城内的巡警、巡防队、商团等联合组成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孔当了营务处的总办，他身着戎装，斜挂腰刀，策马于太谷城内四条大街，指挥守城防卫。这件事，一直被孔之门徒们誉为孔参加辛亥革命的“壮举”。

辛亥革命之后，山西政局一度很不稳定。在这动乱之时，孔样熙并没有冒失地投入山西政治斗争的旋涡。1913年，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孔祥熙失偶不久，心情沮丧，恰逢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聘请他担任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于是，他就出国到日本去了。孔的日本之行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重要阶梯。这一来是由于他在日期间认识孙中山先生，参预了一些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中混出了一点名声。而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和宋霭龄拉上了关系，并结了婚。后来孔便和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成了姻兄弟。特别是在蒋介石得势后看到孔样熙善于抓钱，就把他紧紧地拉在身边，让他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为他敛财、管钱。因此，人们在评论孔祥熙时，常说他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

这是很有点道理的。

1910年，孔祥熙娶了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孤女为妻，她是在太原教会学校长大的。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但她身体瘦弱，患有肺病。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擅权之际，孔的年轻的妻子逝世，孔心灰意懒，便随一群“自由派”东渡日本。那年秋天他会见了宋查理。那时孔已经被任为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年轻人正在飞黄腾达，于是马上邀请孔到家里吃饭。宋查理是同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1913年7月“第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下令捕杀孙中山，孙便逃亡日本，年底到达东京。

宋查理感到也去国外一避为好，而且要全家随行才是。于是把虹口的家贴上封条，带上一家老小——霭龄、庆龄和幼子子良和子安（美龄和长子子文当时仍在美国读书）——护着宋母一同来到法租界，登上洪帮的一艘快艇，在江水深处换乘洪帮的轮船，涨潮启碇，驶向神户。

出乎查理所料，孔祥熙1906年在纽约时，曾在一次宴会上和宋霭龄见过面，其时她从梅肯北上，而孔则是耶鲁大学研究生。当晚，孔祥熙向宋家人夹叙夹议地讲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此后，他便成了宋霭龄的俘虏了。

关于宋霭龄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有以下描摹：

宋查理终日忙碌，他正在成为百万富翁，又承担着革命党执行秘书的责任，与流亡异邦的孙中山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容貌平常，胖胖的活像个树桩子。但她聪明伶俐、天生的精明。宋查理走到哪儿都带上她，让她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加工厂、卷烟厂和纺织厂的内部生产或工作情况。他们乘坐私人黄包车。

他的车夫又当他的保镖。在街市里到处走时，他向霭龄揭示上海市在其外表下隐藏着的一股弱肉强食的潜流。这些都助长了她敏锐的天性。霭龄成了他办公室里的常客。商人们到办公室来花言巧语弄走她父亲的钱，或拉她父亲加入前景莫测的投资时，她则坐在那里，从侧面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这一切。

到了5岁，霭龄要求上学，母亲却不以为然。查理带霭龄去见中西女塾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最时髦的外国学堂，是以曾经使宋查埋过上清苦的传教士生活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的名字命名的。理查逊女士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子、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宋查理和她挺熟。一段时间以来，她了解到宋查理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要解决：他的长女非常早熟，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理查逊女士听宋查理讲述了情况，同意接收霭龄作特殊生，由理查逊女士亲自辅导。这种安排与查理在圣三一学院享受到的待遇不无类似之处。理查逊女士明白，为照顾霭龄有必要通融一下，改变学校的某些规定。

开学了，宋霭龄辞别了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中西女塾。许多年后，她的女友项美丽谈起她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穿得整整齐齐，身着花格呢上衣，绿裤子；两条辫子扎着缎带；右口袋里装着一盒奶油香糖，左口袋里是一盒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另一辆黄包车跟在后边，车上拉着崭新的黑色小箱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所有东西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寄宿学校的地址。

宋查理把宋霭龄留在理查逊女士的书房里，直到他关上沉重的房门离去时，她才哭泣起来。

宋霭龄在中西女塾极受欢迎。这使众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宋查理则不以为然。

她成了给学校带来吉祥的女主角。夏天，她在虹口的家里度过暑假。

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打好了底子，可以同其他学生一起上正规的课程了。

在她长到能够自己坐在自行车上时，宋查理带着她，驶过外滩，来到南京路上，在绿荫如盖的梧桐树下骑车兜风。宋霭龄10岁那年，宋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常常骑车飞奔在外滩上。南京路与黄浦江相交处，有一个锡克族巡捕指挥往来车辆，宋霭龄常常围着他奔驰。

1903年，宋霭龄已经13岁，查理打算送她去美国读书。征得女儿的同意，他去请教老朋友伯克，他是上海布道团主持者。

伯克提出他将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利。该校乃是美国第一所特许的女子学院。同万德比尔特、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学院一样，它是南方卫理公会教会学校。与联邦的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并未毁于内战。一场浩劫之后，梅肯市依然是木兰树郁郁葱葱，呈现着一派太平景象。

学院院长格利是伯克的密友。伯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宋查理的背景：他如何在万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在中国的建树，他那些才智出众的孩子，而宋霭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年夏末，伯克收到格利的复信。他对接收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颇感兴趣。过去，这所学校曾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却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

格利建议宋霭龄住在他家，直到她适应了环境（或者说学院里的姑娘都适应了她）之后再去上学。当时的入学标准十分灵活，特别是为富人服务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为此格利建议，宋霭龄作为预科生入学。

宋查理对如何把宋霭龄送到佐治亚很是着急。伯克打算翌年5月回佐治亚休假，他主动表示愿带她与家人同往。宋霭龄开始计算行期了。冬去春来，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伯克计划搭乘太平洋邮船“高丽号”，于5月28日离沪启航。宋查理为霭龄订了同一艘船的客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为她买了一本护照。这个护照与他1895年持有的作为护身符的护照相同。

他自称在澳门出生，因此，宋霭龄按出身算是葡萄牙这块殖民地的公民。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在当时已成惯例，而且花钱不多，宋查理希望至少能够为宋霭龄提供这个起码的名义上的保护。

邮船启程那天，伯克的夫人艾迪的身体不适，患伤寒病初愈，体力还在恢复。

他们一行乘小船沿黄浦江直下，到长江深水码头登船。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中，艾迪感到虚弱难支。在“高丽号”上，宋霭龄将与艾迪女士及其幼子约翰同住一个包房。伯克与三个大些的孩子住在隔壁的包房里。

宋家没有合家前往外滩为宋霭龄送行。他们在虹口家中与她道别。只有父亲带她到口岸，一起乘小船去深水码头。“高丽号”邮船的船主是美国人，在美国注册。这是一艘宽敞的班轮，作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智慧的象征，堪称是一座水上宫殿。货舱里装着538箱气味浓烈的黑色鸦片。甲板上载的是刚刚经过严格培训的传教士，在5月蒸人的暑气里，他们紧握着《圣经》，汗流泱背，浑身难受得焦躁不安，目送着宋查理乘小船离去。

宋查理招手致意时，宋霭龄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要过二年后，他们父女才能再次相会。她站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的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辫梢上打了一个黑蝴蝶结，头顶上又扎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她打这两个蝴蝶结，是出于对女性和母亲勉为其难的让步。她穿一身西装，是上海的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位女士，J.w.克莱恩夫人为她缝制的。

西边的地平线上卷起了风暴。终于，她掏出了手帕。站在一旁的伯克发现她在哭泣。

驶往日本的三天航行，对于客房旅客来说，平安无事，宋霭龄是此类乘客中唯一的东方人。但在船驶抵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的一个中国乘客死亡。

医生诊断，他死于急性肺炎。在神户，日本检疫官蜂拥而上，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死因提出了不同诊断，在他们看来，那病显然是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这种瘟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彻底消毒，船上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味道奇臭、药力很强的浴汤里浸泡全身，彻底消毒。艾迪女士亦不能例外。

伯克抗议说，他的夫人是病人，正在恢复体力。但与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翌日，和大家一样，艾迪女士穿上衣服，吃力地走到检疫站浴室。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进去。室内，他们发现一个一个木盆盛满消毒药水。他们脱光了身子，坐进了浴盆里，有人用勺子往他们身上浇这种药水。在他们的衣服被消毒时，日本人给他们穿上棉布和服。待回到船上时，艾迪女士发起高烧来。

船在神户港检疫十天后终于驶向横滨。到横滨时，艾迪女士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走动了。伯克心急如焚，急忙联系登岸，乘马拉救护车到横滨总医院抢救。

然后，他回到船上接孩子们。他们不能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留下来。

伯克向宋霭龄说明了情况。她必须在秋季开学前赶到梅肯。他不想耽误她。

她说愿意一个人走。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会传教士夫妇，是伯克的朋友。

他们同意照料她。就这样定了。伯克带孩子们去医院，日夜守护在艾迪的病榻旁。

宋霭龄不知道，几天以后，艾迪女士挣扎不过来了，于1904年6月30日死在日本。她死时是39岁零1个月。伯克和孩子把她安葬在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正行驶在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宋霭龄后来痛苦地对伯克说，她尝到了形影相吊之苦，想要去下一层舱里看望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包房时，无意听到从过道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离开这些地方，当然使人宽心。”那个女人说，“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我讨厌透了，但愿我今后能长久不再见到他们。”

宋霭龄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包房里。

美国记者杰克。伦敦也在船上，旅客们与他闲扯，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消遣。杰克。伦敦是匆匆赶来报道在满洲进行的轰动一时的日俄战争的。

在朝鲜，有一次因厌倦而发火时，他打了一个马夫。为此，日本司令官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惩处，但最后把他驱逐出朝鲜，此事才算了结。有这样一位名人在场，也鼓不起来霭龄的劲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只是加剧了他对东方人的惧怕与厌恶，而且证实了他认为西方面临着黄祸的观点是正确的。

就亚洲人和其他种族而言，他“首先是一位白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杰克。伦敦的态度代表了日益增多的美国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西海岸很突出，在旧金山尤其如此。

宋霭龄独自一人度过了横渡太平洋的剩下的航程，间或与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妇女安娜。拉尼乌斯交谈。安娜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

两位年轻女子之间还有着这点缘份，从而成了朋友。安娜在日本传教，首次回国休假。“高丽号”在檀香山暂时停泊时，她们两人上岸游览观光。

返回船上后，事务长把安娜拉到一旁。移民局官员是在检查了每个人的证件后才让他们上岸的。事务长解释说，她们走后，移民官员讨论了宋霭龄的旅行证件，好像她的葡萄牙护照有点毛病，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

“高丽号”终于抵达旧金山时，巨大的雾层从远处滚滚袭来，遮住了进入旧金山湾港口的航道。入港后，移民官员在客厅桌子后坐好。旅客们列队依次递交旅行证件。宋霭龄拿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官员接过护照，皱了皱眉头。根据宋霭龄和安娜后来讲述的情况，发生了下述争执：“你想耍花招蒙混过关么，嗯？”

移民局官员闷声闷气的说。“许多中国人都试过这一着，小妹妹。这不灵了！你呆在这，等我们办完事带你去拘留所。“

宋霭龄怔怔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官员无法弄清她的出生地点。因此，他唯一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这本护照本身是否有效。然而，这本护照是一本合乎手续的葡萄牙官方护照，由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盖章。护照里填写的情况可能有不妥之处，但是这本护照绝非是伪造的。

她直视着那位移民官的眼睛。

“你不能送我进拘留所，”她高声说。“我是头等舱的旅客，不是统舱旅客。”这位官员怔住了。

安娜向前跨了一步，“你绝对不能把她投进拘留所！”她强硬地说，“我就要和她一起呆在这儿，好叫你们别那么做！”

官员们匆忙地交换了意见。一位有同情心的公共卫生检查官，姓加德纳的医生争辩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地方。”这里谈到的拘留所，系指旧金山海滨地区的一排牢房，离水手监狱不远。

水手监狱里在押的全部都是些杀人凶手、刺客、鸡奸犯，以及哗变的水手（他们是在世纪交替时从充斥码头的破漏船只里捉获的）。在从淘金热到1907年大地震的那些年里，很少有别的海港像旧金山港那样因残暴、罪恶和腐败而臭名远扬。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禁闭在太平洋邮船公司船坞的一个棚子里，条件相当恶劣，令人作呕，因而许多中国人一旦挣脱官方的魔爪，就急忙离开此地回国。只有最好斗的或大打出手的案犯才送交拘留所。然而，这些官员却威胁着要把一个不满15岁的姑娘送进去，同他们住在一起。

安娜的决心解脱了难关。他们没有把宋霭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两位年轻女子软禁在“高丽号”上——随即将她们忘得干干净净。

根据预定计划，该船即将开始消毒和整修作业。最后一批旅客一上岸，工人们就到船上来撤走地毯、台布、垫子、家具和陈设品，以便从头到尾把船彻底地清洗一遍。安娜和霭龄不久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吃同样的饭，牛排、土豆和面包。

没人了解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几乎求助无门。

当“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曾有人来接宋霭龄。他就是当年曾主持过宋查理结婚典礼的那个传教士克劳伦斯。里德博士。他在旧金山的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里德上船时，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未能立刻看见宋霭龄。

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她还没露面，只得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周末约会，完全不知宋霭龄遇到的麻烦。

在船上软禁三天后，安娜心情非常的忧郁，她几乎要病倒了。一位下级的移民官允许她上岸给里德博士打个电话。她询问了几十个地方，最后在城里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里德。

翌日清晨，里德来到船上，带来了一个护士。这位护士替换安娜，看护这个中国小姑娘。安娜急不可待地回到密苏里家中，尽可能干净地忘却这场可怕的经历。

宋霭龄在船上又被软禁了两周。官员们数次随意把她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她总共被扣押了19天。

她不是那种坐在轮船窗口哭泣的人。她的确流过眼泪，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

她一向倔强、精明、有主见。这些天，她是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中度过的。与此同时，里德博士迫不及待地要通过宗教渠道跟华盛顿取得联系。他的奔走呼吁总算成功了，宋霭龄当即获释。人们不再怀疑她的旅行文件，没有再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虽然护照是真的，里边填的情况是假的，这些都成了无足轻重的问题。

现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她。由里德博士陪同上岸后，宋霭龄和他一起在旧金山住了3天。她获悉艾。伯克已死，而且知道伯克和他的儿子们现在在“中国号”上，将于7月25日抵达旧金山。

伯克下船时，神态抑郁优伤。宋霭龄又与他们会合，结伴旅行。他们乘火车到圣路易斯市，然后又转车到了梅肯市。8月2日午夜过后，宋霭龄到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比在上海时更老练和坚强了。

此次经历给她留丁了深深的创伤。

在佐治亚州的第一个早晨，宋霭龄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事情登在梅肯《电讯报》的显著位置上：

宋霭龄在赴卫斯理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

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伯克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格利说：“自幼年起，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体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是愿意她能入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女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伯克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让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作好了准备。

伯克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诚然宋小姐不会勉强与其他女生往来，别人也不会强使她这样去做。”

格利院长还说，“她们将享有自由。她们将如何相处，由她们自己酌定。对于她将受到人们和蔼的有礼貌的待遇，我毫无顾虑。”

据格利院长说，宋小姐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人们熟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姑娘在该院就读。

格利觉得有必要在宋霭龄报到之前，通过报纸为她辩解一下，这也是出于无奈。格利不勉强白人姑娘与她交往，在自己家里为她开了一个小单间。

自次月始，宋霭龄开始学习“预科生”课程。

梅肯市位于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建于1823年，以议员纳撤尔内。梅肯的姓命名。市内林木葱茏，绿荫掩映，幽雅恬静。在内战期间，梅肯曾经是个大武器仓库，以及南方联邦军的金库。然而梅肯并未毁于战乱。当年，数千名叛军伤病员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舍里得到救护。

当时学校坐落在可以俯视全镇的山丘上，举目四望，周围的松林尽人眼底。

学校仅有一幢搂房，属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正面有一排圆柱，好像联邦军队的纠察队员一样守护着这个建筑物。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大，后来又增建了其他希腊复兴时代风格的配套建筑。进入本世纪前夕，主楼改建成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项。市政当局认为这种建筑风格的结构，是“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寝室都在顶楼上，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更衣室——每一层楼有一个浴室，里边有浴盆，还有那些瓷制便器。这“都是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个舒适、清洁和卫生的环境”。

1900年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物，为新增加的75名住宿生提供住处。

这些学生大多是南方殷实家庭的千金，即使不很阔气，也还十分体面。

她们身着带花边的长裙，里面有几层衬裙，头发盘在头顶，形成标致的发髻。

虽然宋霭龄抵美时联邦派早已销声敛迹，但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女学生逢到照像时，仍然摆出内战前他们父辈们的姿势。她们的父亲要是看到这些照片，肯定会挺直腰板，以嘶哑的喉音大发感慨。

宋霭龄的倔强性格使她受益非浅。仅几周时间，学院的姑娘们就得出结论，这位矮胖扁脸的中国姑娘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会给她们造成什么威胁。

1932年学院的一位校友尤尼斯。汤普生搜集了同学和老师们对她的直接印象。

尤尼斯为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撰写了一篇占了一整版的关于宋家少女的专题文章。文中充满了对于天真烂漫的宋氏姐妹的种种古怪而又有趣的感受。

不管用什么尺度衡量，宋霭龄都算得上一名严肃认真的学生，冷漠、超脱，不苟言笑，似乎全校只有她不为衣着细事所动。在全学院的姑娘中，大概只是她确切地知道这一切虚荣矫饰的市价高低，能够毫厘不差地推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财产，而且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宋查理有一个谁都愚弄不了的女儿。宋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冷漠解释为腼腆，而且发现她的这种腼腆能够打消别人的戒心。

格利夫人对宋霭龄关怀备至。宋霭龄受宠若惊，为了报答对她的关怀，她终生爱戴着格利夫妇。宋查理定期给宋霭龄写信，谈上海发生的事件，推荐她应该读的中国历史的书籍。她顺从地研读了他推荐的书。父亲的影响使她的根仍然牢牢地扎在中国的土壤里，虽然为了适应所处的美国环境，外表上有了一些变化。

她只穿美国衣服。她积累了大量的美国俚言俗语，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美国英语。

不到一年工夫，她剪掉两条辫子，开始把头发从底部向上梳拢成高高的蓬头。

她的打扮使人产生了误会。她的同学记得，有一次，学院的一位教授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听后，宋霭龄非常生气，当着同学的面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以此感到自豪。

她对自己在旧金山时受到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她忘了声称自己是葡萄牙人了。）

1906年1月，宋霭龄获校方特许去北方旅行。她提出的借口是她的姨父温秉中来到华盛顿。他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随帝国教育考察团来美国的。

当时，学校的女生是不能单独旅行的，所以格利让他的夫人同行。在华盛顿，宋霭龄陪她姨父出席白宫招待会，并被介绍给罗斯福总统。总统盛气凌人地问这位16岁的中国姑娘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她对总统说：“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

接着她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头年她在旧金山遭受到的冷遇。“如果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国门之外呢？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算是个自由的国度呢！”

听了她的激动的叙述之后，罗斯福总统为之一怔。他只轻声含糊地说句他很感遗憾，就转身与下一位客人谈话去了。

宋霭龄又和姨父从华盛顿去纽约。在纽约她与父亲相会。宋查理刚刚在达勒姆见过朱利安。卡尔。查理看见站在他面前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女儿现在已是身体强健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了。交游活动过后，宋霭龄返回梅肯。

在佐治亚州与宋霭龄年纪相仿的姑娘们大多是见识不广的地方美妞儿，她们轻浮任性，相比之下宋霭龄则强得多。然而她并非是不喜欢热闹的人。

在学校剧社里，她与别的学生一道演出取笑学院的剧目。1909年课堂活动计划上就把《校园风云》列为那天的主要节目。《校园风云》是由女子学院的三名高年级学生根据贝蒂。沃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宋霭龄就是改编主笔之一。

那年，在毕业典礼上，宋霭龄朗诵了根据普契尼《蝴蝶夫人》的原歌词改编的话剧。她扮演了《蝴蝶夫人》中的女主角巧巧桑，这是一位贞洁的日本女子，她被初出茅庐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上尉抛弃。为了演出此剧，她写信给父亲，要他邮来足够做一套真正的日本衣服的丝绸面料。父亲给她邮来四丈紫红缎子。

学位证书到手后，宋霭龄登上火车去了旧金山，大约25年前她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回到上海后，宋查理在他的虹口书房里给她摆了一张桌子，在山东路印刷厂秘密政治总部又给她摆了一张桌子，于是，她作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润色讲话稿和宣言，为发给他（不管当时他身在何地）的电报编码。这就为宋查理腾出时间，使他能集中精力担负起革命党司库的职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随后来到，暂由孙中山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之上占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了。宋霭龄仍然担任孙的秘书。

当宋查理将孔祥熙引人家门时，宋霭龄感觉到孔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理想男子。

此人身材矮胖，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但并不引人注目，如说男方缺乏魅力，那么她也是一样。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陶醉于种种卤莽冒失的乌托邦计划中，而孔祥熙却与货币息息相关。对宋霭龄来说，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用动力却是要付钱的。她对其中的奥妙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才完全搞懂了。使朱利安。卡尔有权有势的，是金钱；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的，也是金钱。

餐桌旁坐着宋夫人、长着一对天真不疑的眼睛的庆龄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良和子安。在查理的左右，分别坐着宋霭龄和孔祥熙。这两个人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触电一样的敏感。

在中国各地的集市或市场上，小摊贩、水果商手里拿着银元，轻轻地相互敲几下，仔细听那撞击的声音，清脆的是银元，生意就成了；声音不对，就是假的，生意就拉倒。从云南到满洲，银元每时每刻都在易手，每天重复千百次这种熟悉动作。今晚，宋查理拿起两块银元轻轻地撞击，果然清脆悦耳，正是财运亨通啊！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沱。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到地面，冲进明沟里，然后又将它们一大片一大片地打着旋儿，顺着雨水流进东京湾，在那银白色的海面上飘浮着。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婚礼开始之前，天色放晴，竟然是一个温和的诗一般的四月天气。霭龄身穿粉红色素短褂、长裙，上面绣着梅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上也插着一支同样的传统鲜花。

婚礼仪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查理一家人都来了。参加仪式的还有孔祥熙的表兄妹和几个朋友。礼毕，宋霭龄换上了一件苹果绿的缎装，上面绣着金色的飞鸟。新婚夫妇乘车来到游览胜地镰仓。孔祥熙仔细观察一簇簇的菘兰花和透过初晴天气的微弱的阳光，说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孔祥熙在日本呆了不到两年，1915年秋回到太谷。这时，他名气大了，满以为起码可在省里混个一官半职。谁知阎锡山并不买他的账。据老人们回忆，在1919年阎曾请孔做过山西省的参议，但并不给他实权。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晋而去，到外省找出路去了。以后，孔祥熙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经常通过他的铭贤学校搜集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和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在政治上积极钻营的同时，孔祥熙在经济上也努力谋求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孔祥熙曾从阳泉倒贩过一批铁卖给外国人，挣了许多钱（有人说达20万元）。以后，孔就开始筹办他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1915年秋，孔祥熙先筹组裕华银行，预计资金10万元，但他当时只拿出了5万元给聘来任经理的牛九宜办行。答应第二年春季再交5万。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祥熙却又忙着开办样记公司去了。牛九宜对此很不满，便辞职而去。

于是，孔只好将裕华银行暂并入祥记公司内，先集中力量办他的祥记公司。

这个祥记公司主要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它主要经销英商的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等。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的族弟孔祥吉（人称孔老七）。后来，祥记公司的买卖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人们大多以为祥记公司的总号在天津，这其实是个误会。

1927年以后，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裕华银行，自不能不大加整顿一番，于是请进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字象丞）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资本20万元，全行人员增至五六十人，以天津法租界8号路为总行地址，副经理张汉臣兼上海分行经理，太谷分行经理史思德，运城办事处主任程子和。当时经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惟上海行虽名义上由天津总行管辖，业务却并不由天津总行领导，而是受宋霭龄直接指挥。

裕华银行主要进行下列业务：

一、代国民党中央银行销公债。国民党财政部常感财政支绌，唯一弥补之道，即是滥发各种公债，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裕华银行亦列为委托行之一。其办法是事先接到蒋中央秘密或口头通知，按近两日交易所公债行市平均价格与各银行作价结算，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因通年票面数字宠大，手续费确系一笔不小数目。如通年能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能得到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则伺机抛售，好处更多。

二、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军饷。蒋中央政府每月拨发阎锡山补助军饷50万元，财政部指定山西裕华银行承汇。从表面看来两无贴费，像是代财政部甘尽义务。

其实向山西迟解三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得利五六百元，通年亦可得到万元之谱。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它方法抽调，获利更多。

但和阎锡山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顺，若遇银根变化，抽调不灵，阎锡山动辄以“贻误军饷军法从事”相恫吓。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逃往临汾的时候，上海闸北大战正酣，上海无法调拨款项，而阎锡山逼款急如星火，太谷行只得随军往晋西送现款，后来在潼关解交了事。

三、出放国民党财政部贷款。1937年春季国民党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此项上宋霭龄存进200万元，行中原有100余万，所缺600余万元，是以原公债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而来。至“七七”事变后即行收回，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约14万元。在上海，私人银行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是一件极普通的事。

借上国家银行的款再向国家机关放出，确是一件非常滑稽荒谬的事情。可是只要内幕有人，就能办到。裕华以这种手段获利的操纵人，不是别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

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上海裕华银行，除了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联系获取特殊利润外，宋霭龄还常常利用国际消息指使买卖美商股票。例如美国可得士航空公司股票，票面美金1元，交易所价格常是美金6元上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每股美金100元，价格常是60元上下；固得橡皮公司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20—30元之间；花旗、大同等银行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30元上下。平时价格涨跌幅度不大，若遇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则是朝夕数变。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不跌，名银行股票则大跌。宋霭龄消息灵通，随时令行中买进卖出，数年之间，获利颇巨。

五、在上海交易所投机。上海交易所大部是做公债、棉纱、棉花、黄金等买空卖空和实收实交的生意。上海裕华银行在张汉臣经理时期，也不时看风头做投机生意。不过买空卖空任何人也没有十分把握。裕华做此项生意，赚钱自然皆大欢喜，偶尔赔了钱，孔祥熙对张经理即大加斥责说：“我不是要指你们投机发财，代客人（大概是指宋霭龄）买卖未尝不可，行内做此种生意，简直是胡闹。”弄得张汉臣啼笑皆非。后来张迁居饭店养病，不理行事。1936年冬，孔又请来住过裕华的王吉甫以副经理代行经理职务。

裕华银行从1932年至1936年终，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55万余元之谱。

宋霭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她先给合记（宋霭龄私人户头）拨出30万，又给庸德堂（孔祥熙户头）拨出20万，其余5万余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1元分到1元2角。

“七七”事变后，上海很快沦为战场，上海行结束业务，除留少数人留守外，职员大部还乡，行址迁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根德坊。宋霭龄携行员李延根避居香港。孔祥熙在1937年4月间为参加英皇加冕出国。冬季回国，随蒋中央政府西撤。

同时因战事关系，太原、天津两行也停止营业。

蒋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裕华银行运城办事处人员也移转到重庆。当时孔祥熙给了他们法市5万元。令他们仍以裕华名义经营银行业务，维持生活。后来孔祥熙鉴于长期抗战，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推动裕华业务的向前发展，聘请了铭贤学校教员武渭清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裕华上又冠“山西”二字，资本100万元（内有他本族孔荫堂等资金一部）。

重庆为总行，成都为分行，经理先为张杰臣，后为李子珍；西安分行经理前为姬奠川，后为刘德明；兰州办事处主任郭元甫。上海虽是沦陷区，但日军有一年多的时间未侵入租界，上海反而一度畸形繁华，且能与重庆、昆明等地互通电讯。所以孔祥熙电召王吉甫到重庆，嘱将原上海裕华银行改为重庆管辖之分行，因而迁入法租界的上海裕华银行尚做了一年有余的正常银行业务。迨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封锁大后方消息，并下命令凡与后方通气者均以“资敌”论。上海裕华在此情况下，又将业务结束。

行员除设法调往后方一部外，只留4人看管财产。1942年秋，日军宪兵队将裕华银行留守的4人，连同账簿、卷宗一齐抓走，押在日军宪兵营监狱中。

日军宪兵为向上级邀功，说裕华银行案件很大，关系到孔祥熙的问题，并在日军占领区大肆广播。后经转托中国银行专员杨寿山（杨与日宪兵头目有同学关系）疏通，才将裕华4人释放。4人出狱后，陆续转往重庆。原上海经理王吉甫调至兰州任经理，将兰州办事处改为分行。

1945年日本投降，蒋政府迁回南京，重庆裕华总行改为分行。上海设立总行，在上海四川中路开张营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业务，资本未改，营业以汇兑存放为中心。同时成立董事会，孔祥熙为当然董事长。天津英租界旧总行亦改为分行，经理由姬奠川（姬并兼河北省银行经理、国大代表）担任，业务不振，年年亏钱。

1947年上海总行召开各分行经理会议，正拟积极扩展业务，并计划在太原、汉口等处设分行，不料蒋军在华北、东北各战场上屡战屡败，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各银行都是出款多存款少，多半放弃正常业务从事倒贩黄金、美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各银行如此，裕华银行自不例外。

就这样浑水摸鱼，不到三年，全国解放，四大家族之一的上海裕华银行和各地分行先后被人民银行接收，结束了它三十多年的活动。

1933年10月15日，宋子文与蒋介石商谈为“剿共”再次发行紧急债券一事。事情谈完后二人大吵起来。蒋把最近一次“剿共”惨重损失责任推给宋，他怒气冲天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假如宋提供了足够的经费，这次“剿共”本来可打赢的。宋张口为己声辩，蒋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说法，虽未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证实，但一般认为是准确的。）

宋子文的脸还火辣辣的，就离开了蒋的办公室。此后，他提出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蒋政府公报以“健康”原因解释他的突然辞职。

宋子文对报界发表谈话，嘲笑了他患有“东方病”的报道。他私下透露：

“当财政部长跟当蒋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这件事，还要归功孔祥熙。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挺曲折。

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受命接替宋子文，任中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无人当真以为他会有什么圣明之处。孔已五十有二，有些事永远变不了。尽管他采取过戏剧性行动，然而都是向后退的。此后11年中，孔是蒋的御用“国玺”

——一枚橡皮图章。孔对蒋唯命是听，还要为夫人宋霭龄帮点小忙。记者斯诺写道：蒋介石显然更喜欢孔博士，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不公开抗蒋之命。

但是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罗杰士（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一次用厌恶的口吻对我说：“他的智力像个12岁小孩子。如果我把和他谈银行业务的谈话录音下来，再放给人们听，谁也不会再把蒋的政府当成一回事了。”

另一位美国记者怀特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他胖墩墩的，脸皮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他很和蔼，不喜欢与人吵架，也不喜欢紧张。谁只要微微一笑，或哭诉着什么，就能哄他几乎干什么事都行。

他是能说会道的美国推销员最心爱的目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人喜爱，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那么可爱，都叫他老伯。大家都说孔祥熙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宋子文相形之下，则是彻底西方化了，特别是他那唐突的举止和心直口快的谈吐。

《新共和》回顾了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的情形：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部内职员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他们不敢有什么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离开办公室赴约吃一顿午餐。……他的中国职员想出了一个点子，这样就可以避免挨批：上午他们在办公室内聊天的时候，外面派人放哨；宋子文的汽车一到，那人就马上向大家报告；宋进办公室时，他们已各就其位，忙着算账，头也不抬，招呼也不打。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一班人系由宋家的亲戚好友、帮闲食客组成。王裕震所描写的，孔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极力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操满口地道的英语，几乎没有一点中国腔。孔祥熙则喜欢中国老方式，讲中国话。孔是中国内地生长的人。

宋子文管理财政部，像纽约的金融巨头，这使他在西方很吃香——但是在南京却使他树敌很多。孔祥熙则是很随和，耐心和气。不管办法多么笨拙，有多大严重后果，只要能暂时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他都高高兴兴地盖下他的橡皮图章。关于孔祥熙还可以讲很多，但是一提宋庆龄给他姐夫起的绰号或许就够了。当她得知他自诩为孔夫子的嫡系后代，干脆就以“圣人”称呼他了。

直到1927年，孔祥熙主要当蒋家的中间人。他为蒋介石提供了与北方军阀，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内线联系。他似乎是通过那几笔财政交易，把他们拉到蒋的一边的关键人物，从而拱手把北京交给蒋介石。蒋在南京正式建立政权时，孔就被任命为工商实业部长作为酬谢。

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至1932年，在此期间，他对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可从纺织业困境的例子得出总结。《中国评论》是这样报道的：在老河口，上等棉花每担价值20元，军阀在此地征税每担不下16元。

日本人因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避开这些捐税，而到内地采购棉花，不但供他们自己在华使用，而且还供（倒卖）给中国纱厂。在这方面，日本人不仅把棉花卖给中国纱厂为自己的工厂赚来可观的利润，而且为自己搞来廉价原料。假使中国纱厂使用洋棉，每担必须先付14元至15元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纱后，必须缴纳每包8元5角至11元6角3分的统税才可生产。所以中国纱厂生产成本，比日本纱厂的生产成本每包高22元至26元。

显而易见，中国的厂商急需得到保护，以对付日本的竞争，急需减轻捐税负担。孔祥熙非但不去解决这一问题，却像只青蛙蹲在那里动也不动。宋子文从美国搞来一批价值5000万美元的麦和棉，暂使问题得以缓解。中国的厂商有了一个过得去的机会同日本较量一下。就在此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插了一手，他豁免了日本厂商的关税，使他的同胞所取得的全部宝贵收益化为乌有。

1932年春，孔祥熙被命为特使，去学习西方实业组织，“旨在使中国自己的实业现代化。”他的日程包括国外旅行，以及在华盛顿拜会胡佛总统。

陪同出访的有孔夫人与15岁的儿子孔令侃。这次是宋霭龄自大学时代以来第一次美国之行。蒋介石的宣传部门尚未完全有效地运转起来掩盖宋家的隐私。关于蒋、宋、孔的一些不可告人的流言蜚语己传到美国人的耳朵里。

宋霭龄显然已经发现，她人还未到美国，而她那贪婪的名声却已先传开来了。

她想访问卫斯理女子学院，但是想到在老同学面前如何难堪实在受不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友会刊编辑尤尼思。汤普生在宋霭龄访美期间见过她。据她说：

我看见孔夫人落泪，是女人生气流下的真正的泪水。我亲自为她取来阿摩尼亚药水，使她镇静下来。

……她担心即使在最后一分钟，弄得臭名远扬，她也会受不住。我们答应她绝不大肆张扬，朋友们理解她需要点清静与安宁，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保证说到做到。她的同学接到通知，从四面八方来到卫斯理学院与她相会。整整两天，除了熟人之外，她谁也没见，只有几小时，把国家公务放在一边。

“熟悉的校园……和我所热爱的那些人的面孔”使宋蔼龄深为感动，为此她捐赠一万美元奖学金，以资纪念格利法官——她作学生时候的学院院长。

孔祥熙一家人然后乘船赴欧洲，这是他们旅行最重要的一程，他们要参观德国兴旺的兵器工业，孔作了安排，要从德国购买价值2500万美元的武器。当时法西斯主义盛行，而他的连襟蒋介石又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于是孔决定拜访墨索里尼。

宋霭龄先行抵达成尼斯。墨索里尼欢迎人员一行乘坐一艘摆满鲜花的小艇，迎接她乘的船。宋霭龄矜特地说：“太好了，那么大的场面欢迎我，使我感到很不安。”孔祥熙抵意后达成一笔交易，拖欠意大利的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余额，将用于购买菲亚特制造的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托付给他的英俊的脸庞黝黑的女婿、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具体办理。这项协议扩大了意大利对中国早期的空军的援助项目：在洛阳增建一所培训飞行员学校，在南昌增建一座菲亚特飞机总装厂。

孔祥熙在德、意的“成功”并非出乎意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方才兴起，需要合适的右翼主顾购买它的军火。在法西斯国家之中，意大利遥遥领先。

墨索里尼的权势已经建立，相形之下，希特勒不过是个新手。希特勒访意时，身着不合体裁的衣服，脚穿磨破了底的皮鞋。而此时墨索里尼已把罗马的街道修建一新，清除了贫民窟，使古老的首都恢复了古典的宏伟面貌。

孔样熙一家结束欧洲之行回国后，打耳光这幕戏就排好了。1933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很重要。孔样熙于1933年4月回国，宋子文刚刚起程，前往欧洲和美国。这下是孔祥熙这只“财老鼠”，趁宋子文这只“猫”不在之机，大逞威风的好机会。

蒋介石采取反共军事行动时，宋子文总是试图压缩蒋的预算。但是当宋暂时不在，蒋就狡猾地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并且命令孔拿出更多的钱来。4个月之后，宋从美国回来，发现蒋的开支超出预算6000万元，这笔钱用于最近一次反共的军事冒险。更有甚者，是姐夫孔祥熙轻易地放过了妹夫蒋介石——正是家族里一个成员利用另一个成员算计了第三个成员。孔使他火冒三丈，蒋口是心非也使他愤慨不已，宋急忙去见蒋。这次交锋发展到轰动一时的互相对骂，终至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只好辞职，孔就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倘若说孔老伯是个傻瓜，那么他也是个狡猾的傻瓜。接替宋的职务对于这位“圣人”是一次高升。但是令人头疼的事也随之而来，换一个较小人物可能会觉气馁。

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上任，作为财政部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剿匪”的成功，比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

说过这番话之后，孔的第一棍就摧毁了宋五年中辛辛苦苦制定的财政限制措施。

12月16日，孔祥熙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预算筹款，条件与宋提供的同样优厚。

至1934年中，上海几家银行收支能力的三分之一与政府紧紧地拴到一起。这给农村与实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银行贷款用于工农业，现在钱却通过债券形式流到蒋介石及其部队那里去了。简直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比孔的债券更有油水了。银行以银元购买债券，这些银元经由国内金融市场，顺长江而下，直到乌烟瘴气的上海金融港口。

把银币储备花在南京债券上，银行在两年当中兴隆发达令人目瞪口呆，而中国的农村却是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一暂时的乐园乃是富人的天堂。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段时间被大萧条这条巨蟒缠住，现在巨蟒正在朝上海蠕动。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为偿付被萧条袭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美国开始用白银充实国库，国会规定银价为每盎司50美分。对于上海金融家，这就意味着不用银元购买南京债券，而把白银卖给美国就可净获百分之十的利润。其后果对于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

孔祥熙一筹莫展。要保住白银不流出中国，孔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止白银出口。财政部发表通告：“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外汇交易。”

禁令无人理会。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白银外流阻止不住，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鉴于银价上涨与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失去正常比例，为维护中国经济利益，货币稳定，政府兹决定白银出口一律征收关税，并自10月15日起实行。”其结果是对出口白银征税百分之十，虽然仍有大量白银走私，逃避税收，但是税金缴纳后，其税额使中国价与英美市场提供的银价持平。于是白银停止外流。然而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减少一半。与此同时，孔禁止白银出口使中国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

面临公债券市场急遽缩小，而又急需资金，孔样熙首先向政府经营的中央银行求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将银行对南京债券的投资上限保持在1300万元。

1934年，孔将上限提高到1亿7千300万元。孔用政府银行的钱购买政府的债券，购买政府的钞票，向政府提供贷款。蒋介石的金库就这样被孔装满，这简直是财政上的乱伦。

孔祥熙加在白银交易上的百分之十的关税壁垒，使白银交易骤减，但是也使金价相应上升，因为投机者已转到黄金生意方面来了。孔采取措施确保中央银行，作为中国黄金交易的专卖机构，从新的黄金市场中牟取厚利。他还免征银行的白银出口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而获高额利润。即使如此，光靠中央银行也难保南京政权的生命。

为了避免破产，南京政权又一次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而且为了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还要想出个法子，使银行界从此就范，一劳永逸。蒋介石认识到，尽管不大甘心，他再次需要中国最好的财政智囊的帮助。他咬了咬活动的假牙，把宋子文找来。蒋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念念不忘兄弟情谊的姿态，可是达成的这笔交易，却是“直截了当”的无情的买卖安排。

蒋介石有权而无钱，宋子文知道如何搞到钱，但是再也不能容忍蒋。孔祥熙将在蒋、宋之间起联系调解作用，并且作为财政部长，执行蒋的指令。

他们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一项协议，宋则继续作他的私人金融家，但随时可为蒋、孔出谋划策。与往常一样，他们三个联姻兄弟将得到杜月笙的幕后支持。

杜此时是几家银行的董事，在其他大多数董事会里也有他的爪牙。他们通力合作，就会使上海银行从此服服帖帖，最终收为国有。宋子文将受命控制国有化后的银行。他在这一位置上，将能与孔祥熙在财政部搞得那些古怪名堂相抗衡，并且可以制约蒋在财政方面的过分行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上海银行大接管。

此次密谋的白脸就由孔担任。其实上海私人银行家们已经把孔看成白脸了。

宋躲在幕后，给孔出主意。

首先于1934年7月，南京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将其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公债券或有价证券。这样做法，同蒋派兵到银行，抢掠保险库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别无两样。抗议之声四起。但是抗议无济于事。

实施中，南京并未全面强制推行新的储蓄银行法，而是有选择的，带有惩办性地执行。

上海银行公会（由江、浙巨头组成）暗中控制中国所有的银行资产近四分之三，而南京政府直接经营的只有两个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与多少是由蒋个人控制的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尤其是拥有万贯家产，精力充沛的张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张嘉璈是中国银行行长，并且还掌握另一家上海大银行——交通银行。合到一起，有政府新近创办的中央银行三倍之大，相当于所有中国银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张嘉璈一生大部分时光致力于银行事业，现在为了挽救他的银行的独立性，他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企图抛出他手中所执有的南京债券。

张此举恰好与孔发生顶撞，孔也正要把4000万元的公债券推销给不知内情而又情愿购买的投资者。麻烦生事的张嘉璈必须下台。

孔祥熙毕生头一次谨慎从事。假如大众对这两家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失去信任，那么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举将毫无意义。1935年2月28日，在有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蒋坚持主张大接管照常进行。

孔样熙立即发动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谣言攻势。他与愁眉不展的实业家分别谈话，含沙射影地说，中国所有的麻烦事，都是大银行家们招来的，这就是为何商人得不到贷款，银根紧缩，利率如此高的缘故。他们忧心忡忡，为惨淡的金融前景担忧。孔与宋霭龄自掏腰包，慷慨地款待这些容易上当的上海实业家，并且离间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随声附和，杜月笙也出来帮腔。

3月，银行大资本家杜月笙对上海实业家首领倡议召开一系列会议。杜和孔担保如果能组成包括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的银行团，那么实业界情况就会普遍大为改善，低息贷款随时可得。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这项建议，让别人听后，仿佛觉得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许多银行家都为会议的调子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政府事先未发出警告，就突然宣布政府将立即接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为此举辩解，他貌似有理地说，有必要加强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可以向实业家提供更多贷款，以战胜萧条。一俟接管完毕，孔就“忘记”为中国实业提供救济贷款的事了。

作为对宋子文参加接管的奖赏，他被任命力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取代了张嘉璈.由于银价波动过大而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所以孔详熙的下一步是决定取消银本位，使政府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即法币。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显然孔样熙是用他控制不了的白银，去交换他可以通过加快印刷而控制的纸币。1935年11月3日颁布法令，要求银行与个人持有的全部白银，在三个月之内兑换为法币。

四家银行受权发行新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当孔祥熙两次发现国库出现赤字时，孔觉得这次机会实在难得，他要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

1935年财政年度以后几年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因为此后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诚然，以后出现的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罪责，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

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中国的大银行现在由一个大家庭（不幸的家庭）经理。

在孔祥熙的一连串运作下，杜月笙也成了当时一位十分体面的人物了。

他是许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真是无孔不入。无怪乎杜月笙自己设在法租界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之后利润保持稳定的少数几家私人银行之一。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帕克斯。科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仍然是黑社会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魁首。连在商界与他交往甚密的孔祥熙，也得提防着他的势力。在法币改革时期，孔祥熙吸收杜月笙参加了货币储备委员会。英国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杜月笙声名狼藉。

孔祥熙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对李滋罗斯直言相告，说杜月笙“无疑是个投机家，还是一个流氓头子，但是”，孔祥熙在记录中写道，“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唯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混乱。”

孔祥熙和李滋罗斯关于财政问题的慎重谈话，是在孔公馆里进行的，当时宋霭龄在场，只因为她是宅第主妇。（这显然是孔家商谈业务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使宋霭龄得以利用她偶然听到的谈话。）当这两个人共谋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霭龄开始一步步提出她的“建议”。李滋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摆布，于是，他愤愤然中断谈话，大步走出了孔公馆。此后发生的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根据从谈话中所听到的，宋霭龄向杜月笙透露了政府在外汇交易方面即将采取应急措施的内情。杜月笙误解了她提供的情报。他投资不当，亏了本，损失5万英磅，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他不甘蒙受损失，抱怨孔祥熙，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李滋罗斯写道，“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送殡的人。”次日，孔样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在李滋罗斯叙说的从银市转改为纸币的过程中，他又提到财政上的一件怪事。

这件事涉及1933年4月成立的农业银行。这家银行纵然不是由蒋介石亲自控制，也与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银行可供他私人使用，俗称“（鸦片）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收取鸦片税和海洛因税的渠道，受军事委员会首脑蒋介石的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到资金短缺时，这家银行就发行钞票。它的储备情况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当李滋罗斯要求这家银行在受权发行政府的新法市前，应遵循规定接受审查时，蒋介石大发雷霆。无人能要求农业银行公布它的账目。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金。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

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帐，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25万人。

后来由于美金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居里来重庆交换战后如何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美军反攻阶段在华军事供应等问题时，曾向孔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解决。

孔独揽财政大权，尤其对外汇抓紧不放。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汇的申请与批审，表面上公布过一套办法，但是事实上除了蒋介石的支付命令以外，每笔外汇的支付，几乎都要经过孔的批准。他批外汇不讲原则，准驳之间全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好恶。有一次，一个留法学生刘羲光，为了印毕业论文，需要几百美金，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孔是该校的董事长，刘钻这个空子写信向孔直接申请，署名门生刘羲光。可能孔对“门生”两字发生了好感，孔就批了个“照准”，签了个孔庸之的“之”字。

孔在同僚中通常不开罪于人，他名字的英语缩写是H.H，所以有人称他“哈哈先生”。可是碰到外汇问题，他会一变常态，判若两人。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谁知孔一见这件公文，声色俱厉，将公文扔在地，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

孔祥熙的一个主要手段，是滥发通货。有一次，为了办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秘书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多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孔祥熙一面为四大家族搜刮，一面又想尽办法，贪污自肥。这里所举的一个事例是他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其数额之大，手法的猖狂恶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乘机向美国借到一笔5亿美金的巨款，要孔计划如何运用。孔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3亿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

美金公债在1942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是法币20元合美金1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寥寥，以后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陆续传开，而且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100元合美金1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1943年春天，销售数量将达到5000万美金之巨。

某一天，孔祥熙忽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昆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并且具体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当然遵照办理。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顾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接头，事前毫无所知，纷纷向郭质问，后知是孔的面谕，也无话可说。

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帐。

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约5000万左右美金金额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二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昆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昆提出弹劾，将郭景昆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

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郭景昆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昆，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就被宣判无罪释放。

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昆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

端木皑后来向好友透露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家费。

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家富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孔的秘书夏晋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昆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

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他自动离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结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铭贤中学学生最吃得开。

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礼，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关系罢了。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当时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

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往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担任，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即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居里曾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另一次是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试探孔是否愿意在抗战胜利后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获孔同意答复后，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但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俞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过多久又任命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透露，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接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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