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功显赫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与毛泽东有31年“生死与共”的历史。毛称彭是张飞，彭也以张飞自居。然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认为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夜之间，彭大将军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魁。直到冤死，他一直叫着“我要见毛主席，我要见毛主席……。”

1928年6月，当湘赣之敌10个团兵力进犯井岗山时，湖南军阀何键又令其属下的独立五师开赴平江“剿共”。

独立第五师系由原湖南陆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是湘军中的一支劲旅。

在这支军阀部队中，其主力团第一团的团长，就是后来声威显赫的彭德怀。

彭德怀17岁投军，在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由于作战勇敢，3年后被连长周磐提升为排长。后来彭德怀和同后来成为红军战将的黄公略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一年后学业结束，又回到原所在部队升任连长。到1926年时，又被提升为二师三旅六团一营营长。

大革命开始后，北伐军入湘，彭部二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奉命参加北伐，并担任了攻打武昌南门的战斗任务。

彭德怀虽然是湘军出身的猛将，但军阀何键却对他与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的来往和他的思想左倾早有耳闻，多有疑心。

但是，当年彭德怀的连长，现任独五师师长周磐，却对此不以为然，彭德怀是他的老部下，又是他一手提拔的，这员能带兵打仗的虎将能为自己今后扩大势力，在军阀混战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他不能不依靠彭德怀。因此，当第一师改为独五师后，周磐又提拔彭德怀为其主力团第一团团长。

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曾向段德昌等共产党员提出过入党申请，但因党当时决定不在其部发展党员而未能实现。

1928年初，彭德怀率独五师一团驻防湖南南县，并奉令在附近的华容、安乡等县“清乡”。

在部队开展的“清乡”活动中，彭德怀对从事革命运动的群众和共产党员没有进行镇压，而是采取走过场，敷衍了事的举动，这引起了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的注意，并试探着派人与他联系，没想到这位湘军团长竟然又提出了入党请求。

1928年4月，彭德怀的入党请求被特委批准。彭入党后，即按组织要求，在一团内建立了秘密党支部。

彭德怀的密友黄公略一年前考入了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加入了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的身份没有公开，继续在校学习。

1928年3月，黄公略收到彭德怀的来信，希望他毕业后还是回原部队，同时寄上了路费。

黄公略到后，独五师随营学校便在南县正式成立。黄公略任校长、贺国中任教育长、黄纯一任学员大队长。我军后来一批高级指挥员如彭绍辉等同志，便是当时的学员。

后来，彭又带黄贺等人去参加了一次特委秘密会议，研究制订了下一步兵运工作和择机起义等问题，并在一团内成立了秘密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

按照当时议定的方案，彭德怀、黄公略原计划在两年时间内争取全师起义，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使起义不得不提前举行。

1928年6月，独五师奉命调往平江。此时黄公略调任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

三团团长刘济仁是独五师最为反动的家伙，部队刚到平江嘉义镇，他便立即指示部队挨家挨户疯狂搜捕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赤卫队员和在当地活动的工农革命军游击队。黄公略到三团后积极团结士兵，为起义打基础。但他对被抓的赤卫队员的保护态度，引起了地主武装挨户团主任的怀疑，向三团长刘济仁告了密。

1928年7月18日，师长周磐的警卫、中共党员陈玉成从长沙给彭德怀发来一封密电，告知黄公略在驻防南县时曾替特委开通行证到长沙购买油印机等物，现特委已遭破坏，通行证暴露，师长周磐认出是黄公略的笔迹，电令副师长立即逮捕从广州来的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

彭德怀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平江县电报局截获了周磐发给副师长的电报。还找刚到平江的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滕代远和一团秘密党委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着手准备，一团于7月22日在平江县城举行起义，按湖南省委的要求，成立红五军。

黄公略所在三团原本也将按计划在22日与一团一齐起义。但20日时，由于黄释放了黄耀南等几名赤卫队员，引起团长刘济仁在三营当连长的侄儿的不满，向刘报告了此事。刘团长对黄公略在平江“清乡”以来的一贯表现早有怀疑，便布置其侄儿回营后对其严密监视。

事已至此，黄公略恐会生变，果断决定第三团提前起义，于21日以团里5个月不发军饷为由，首先发动了三营士兵“哗变”，当场打死了刘团长的侄儿和另1名反动连长及挨户团主任。起义顺利成功了。

为了和平江的彭德怀部取得联系，黄公略与中共嘉义区委接上了头，由区委派人当向导，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开往平江。

此时，彭德怀率一团已在平江和贺国中等人率领赶到的师随营学校一同发动起义。

23日，前往平江的第三团第三营在途中趁黄公略进城与彭部联系之际，在九连连长贺中斌的煽动下，突然叛变逃跑。

尽管出现了这起叛变事件，但整个平江起义的组织工作，还是十分成功的。

7月24日，平江举行万人祝捷大会。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滕代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宣布中国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彭德怀任军长兼13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部队下辖第一、第四、第七共3个团。

平江、浏阳等地群众基础较好，党的基层组织也比较活跃。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原计划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但起义后的第5天，湘敌即迅速调集了六个团的兵力杀向平江，部队多次和敌交战，损失极大。特别是黄公略领导的第四团，全团最后只余300人。

1928年8月底，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出发去井岗山，但在中途又遭敌袭击，伤亡惨重，没办法，只好返回平江、修水交界处休整。此时红五军部队只剩1000余人，缩编为五个大队。

红军集中新城冬训的时候，毛泽东收到湖南省委于8月12日写给汀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信。信中通报了《关于最近发生的蒋桂冲突、平江独立第五师的兵变以及省委对工作的指示》，通知彭德怀正在平江率领该师五团起义，要求四军“与平浏取得联系”，深入“宁、永、莲三县的斗争”。……

毛泽东心头一喜，他立即通知何长工，打听彭德怀平江起义军。

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收到了湖南省委要求他们与朱毛军联络的指示。

彭德怀早就向往井冈山了！

在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红五军经常被强敌追击、拦阻。

彭德怀多么盼望能早日与润之、玉阶兄会合呀！

他白天与战士们一起打仗、行军，晚上和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等商议，决定取道通城，折向修（水）、铜（鼓）、万（载）一带，找机会靠近井冈山。

不料，红五军来到通城时，又遭敌拦截。为避损失，彭德怀只得改变计划，重回平江龙门，在平、修、铜边境游击。

边打边撤，历尽千辛万苦。9月初，部队游击到万载大桥时，因叛徒告密，遭到浏阳敌军朱耀华师两个团的突然袭击。

彭德怀率部左冲右突，虽冲出重围，终因寡不敌众遭重大伤亡，仅剩500多人。彭德怀看着战友们的成片尸体，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苍天啊，天底下难道就无我彭德怀立足之地？！”

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唯有战友们的哀泣声。第一次上井冈山失败了。在途中，经不起考验的弱者脱逃了，意志不坚定的人投敌了。

“军长，我们能走到井冈山吗？”战士们问。

“能！只要我们坚持革命，就一定能走到井冈山！”彭德怀目光炯炯，坚定地回答说。

“可我们走了一个多月，还在原地打转，四周全是敌人！”

“……”

是啊，战士们没有说错。敌人围、追、阻、截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呀！他凝视着前面的远山、小溪，对战士们说：“你们看，涓涓细流，千回百转，最终要流进大海的；山间竹笋，纵被顽石所压，春天一来，总是要破土而出的。同志们，关键在意志，出路在搏斗啊！”

彭德怀的话，在战士们心间唤起了激情和希望！

9月上旬，红五军再次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希望红五军早日上井冈山，并告之红四军派兵前往联络、接应。

彭德怀喜出望外。这时，部队取消团、连番号，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

彭德怀改变战法，声东击西，在向鄂东南佯动中调动了敌人，一举攻克修水楂泮，击败敌一宪兵营，并在台庄、山口、漫江等地，连挫敌军。此后，部队士气为之高涨，红五军又壮大到上千人。

9月17日，红五军在铜鼓幽居主持召开了五军军委和平浏修铜四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四个大队向鄂南发展，黄公略的二大队留在平浏边境活动。

10月，红五军主力在湖北通城挥师南下，兵至修水台庄。

台庄会议上，红五军与平浏修铜地方武装合编为三个纵队十个大队。

随后，彭德怀、滕代远以及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率领五个大队800余人向南发展，决计迅速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部队以日行130余里的急行军，于11月27日兵抵万载。

万载守敌没有料到，远在修水的红军突然从天而降！县长吓得命都不要逃之夭夭，守敌全部缴械。战利品解决了部队的给养与冬衣问题。

红五军从万载出发，经萍乡，转宣风，一路所向披靡，于12月上旬进抵莲花高州。

高州老百姓闻知是去井冈山找朱毛的红五军，又是烧茶送菜，又是让房打铺，热烈迎接。

第二天部队离开高州，经罗市、坊楼，向宁岁挺进。在南陂附近，遇到了何长工率领的毕占云、张威两个营和莲花赤卫大队。他们刚打完一仗，消灭了花县杨良善靖卫团，奉朱、毛之命前来联络、接应红五军。

红五军和红四军的接应部队在莲花九都会合了！

彭德怀紧紧握住何长工的手，激动之情在胸间奔涌。两人分别介绍了身边的主要干部。

“是毛泽东、朱德同志派我们来接应的，他们正在宁冈新城等着你们呢！”何长工高兴地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总算到了井冈山了！”彭德怀异常激动。

千里鏖战，情系井冈。彭德怀站在坊楼山下，望着彩云，心潮澎湃。片刻，他右手一挥：“全军集合，上井冈山见毛委员去！”

红五军经永新，越过七溪岭，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新城。

新城，已经得知红五军上山的信息。城墙外，街道旁，到处是石灰水新刷的大标语。西门内外，站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人山人海，一担担醇香的茶水摆在路旁两处。

散在新城各地的红四军各团，一齐集聚到县城。

何长工把队伍安顿在新城东门外的历山、王下村，五军军部设在王下谢氏“敬爱堂”。历山、王下村的老人们，像迎亲人一样，把五军战士领进各家各户。

山里老百姓实心，一个个忙碌着，打点着，谈笑着。像烈日中的一股清风吹荡在五军战士们的心田。

几个月来，五军转战千里，劳苦奔波，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饿殍号啕的灾民。哪见过眼前根据地人民那种安居乐业、喜气盈庭的场面？这是毛泽东辛勤经营的结果啊！有这样的好的形势，这样好的群众，这样好的领袖，红军何以不能生存、发展呢！

“真是别有洞天啊！五军历尽千辛万苦，终究找到归宿。

值得，值得！”彭德怀兴高彩烈地对滕代远说。

“是呀，我们一定要与四军搞好关系，共同把这块根据地经营好！”滕代远答道。

“毛委员、朱军长快到了吧？”彭德怀显得非常急切。

彭德怀巴不得能早点见到毛泽东。他听说过毛泽东的大名，如雷贯耳。入党以后，知道毛泽东是党的“一大”时的湖南代表，党内老资格了，更是敬仰得很。

他和毛泽东是湖南老乡，同饮湘江水，同吃湘潭米，乌石、韶山一山之隔，却天各一方，各奔前程，从未相见。现在，平江起义了，从旧军队来到井冈山这个新天地，将要相聚、生活、战斗在一起，彭德怀能不高兴、激动和焦急吗？

正在悬望之际，警卫员前来报告：“何长工领着毛委员、朱军长看望我们来了！”

“好！”彭德怀霍地站起，赶紧整了整上衣，戴正了军帽，同滕代远一起，大步流星奔出门外。

邓萍、李灿、贺国中、张纯清、彭包才、黄龙等五军的大队长、中队长，也跟随彭军长，欢天喜地从屋里走出来迎接。

远望去，通往王下村的小路上，来了一大群人。为首的一位这就是毛泽东？湘潭老乡？头发这么长？彭德怀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就要见到他日夜盼望的毛委员了。

“你好哇，德怀同志！你们辛苦了！”地道的湘潭口音，是他，毛润之！

“你好，毛委员！”彭德怀兴奋而又激动地伸出了一双结实的手。

何长工上前，首先介绍了朱德、陈毅、宛希先、何挺颖、林彪、伍中豪、朱云卿等，接着介绍了邓萍、李灿、贺国中、张纯清等。

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红四军、红五军的头面人物聚在一起，人人都显得非常兴奋、激动。

毛泽东和彭德怀松手后，朱德紧紧地握住彭德怀的手说：

“欢迎你啊，彭军长！”彭德怀即答道：“久仰久仰，朱军长！”

……

他们一边谈笑，一边走进了谢氏“敬爱堂”。

入座后，毛泽东笑吟吟地说道：“德怀兄，你们五军不容易啊，骨头很硬！从平江杀出来后，湘鄂赣三省敌军都拿你们没有办法！”

“井冈山像一盏明灯，照着我们的路呢！我们一接到湖南省委指示，就开始向井冈山进发了。”彭德怀坚毅的脸庞上，闪烁着坚定的目光。

“德怀兄，我们还是湘潭老乡哩！”毛泽东的话中充满了温馨。

“是呀！毛委员的英名，我老彭早就如雷贯耳了，真是相见恨晚啊！”

“哪里哪里，德怀兄言重了。我们也尝够了失败的痛苦呢！”毛泽东谦逊地答道。

“今后，还要靠你们来撑台呢！”朱德憨厚地笑道。

“哪里，我们要好好向四军学习，学点割据的本领！”彭德怀诚恳地说着。

毛泽东、朱德、陈毅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会师以来的情况、现状，彭德怀凝神地听着，不时地点头。

随后，彭德怀介绍了平江起义和两次上山的曲折经过。

一会儿，毛泽东提议道：“四、五军会合，很有意义啊！

趁着后天广暴一周年纪念日，开个会师庆祝大会。玉阶兄、德怀兄，你们说好不好？”

“好！”“好”！朱德、彭德怀同声点头赞同“现在我们去看看五军的弟兄们吧？”毛泽东话音刚完，大家即起身走出门外。

毛委员、朱军长要看望五军的消息，震动了历山、王下村。那些昔日拚杀疆场、面对死神也毫无惧色的硬汉，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一行走后，五军官兵们把从万载得来的布匹、毛巾、袜子、铜壳子手表，拿出来，贴上红纸，分头送给四军各团的战友。

12月14日，新城西门外的宽阔稻田上，搭起了一座土台。台上高挂着“庆祝红四、五军胜利会师大会”的红布横幅会标，两侧贴着一副对联。联云：

在新城，过新年，欢迎新同志，迎接新胜利；

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这是陈毅的杰作。

红四军的28、31、32团5000余人和红五军4、5纵队800余人，在台前席地而坐，加上地方武装和群众，近万人参加会师大会。

一阵热烈的鞭炮声、欢呼声、掌声过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两军主要领导人，一齐登上了土台，台下，顿时欢声雷动。

1930年，任红三军团司令的彭德怀指挥部队攻占长沙一星期，这是我军初创时期的著名战役，也是红军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

撤退后，与毛泽东指挥的一军团会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他们又一次进攻长沙，没能成功，毛泽东主张东渡赣江，彭德怀不同意。

此时，毛泽东已了解彭德怀的性格，耐心婉转地做说服工作，使一方面军全部渡江，并由此开始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作战中，彭德怀体会到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提出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加上自己受过的正规训练，屡创战绩。

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蛮横抛弃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改用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红军损失惨重。

彭德怀和李德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和军事指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批评李德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斥责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正因为有这种认识，彭德怀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新的中央领导。

彭德怀性格豪爽、耿直，作战勇猛，他统率的部队异常顽强，攻必克，守必固，善打硬仗、恶仗，是红军中强有力的作战部队。

他领导指挥的赣州战役、广昌战役、高虎垴万年亭战役都是反“围剿”时期的著名战役。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常常把他同朱德、毛泽东、黄公略相提并论，称之为“朱毛彭黄”。

长征时，彭德怀统帅三军团，掩扩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过江。

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指挥红三军团和兄弟部队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北上方针与南下方针分歧。彭德怀从张国焘派人对自己的拉拢中察觉到了张国焘的野心，遂秘密派一个团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

在得知张国焘准备胁迫中央的消息后，彭德怀立即率部队保护毛泽东兼程北上，并主动提出解散三军团充实到一军团的各战斗单位。

不久，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在他们率领下，陕甘支队于1935年10月到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此时，尚有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骑兵，毛泽东决定消灭之，“绝不拖一个尾巴进根据地”。

但红军对骑兵作战少经验，而且装备落后，是劳顿之师，仗不好打。

彭德怀知难而上，勇挑重担，自己亲自指挥，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毛泽东欣喜异常，枪声方落，便驰电彭德怀，赋诗赞曰：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高度评价彭德怀的骁勇善战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朱德一起率八路军4万余人东渡黄河抗日，逆敌而进，迅速开辟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发展到数十万人，抗击侵华日军的五分之三以上。

为此，在1940年8月，为打破敌人在华北的“囚笼”政策，彭德怀指挥了百团大战，历时3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毛泽东也为之叫好，打电报给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1943年，彭德怀到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受到过头的批评，感到很恼火，委屈很大，特别是他指挥的百团大战被一些人指责为“不听中央命令”，“没有组织纪律”，“为蒋介石出力”等，使他相当不满。

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彭德怀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谈心。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能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毛泽东说：

“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有向你通气，事后又没有向你作解释。‘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程序上讲，你作战前对军委有报告，那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彭德怀听后，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

他感激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解，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粗人呀！”

“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说完之后，毛泽东请彭德怀提意见。

彭德怀耿直地对毛泽东说：“那好，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在中共“七大”上，彭德怀作了专题发言，总结了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几点经验教训，除谈到他个人方面的问题外，还检讨了“百团大战”的得失，承担了责任。

每逢大军压境、战局陡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充分信任彭德怀，委以重任，让他独挡一面，指挥一切。而彭德怀亦不因挨批评而沮丧，不因重用而激动，仍然同过去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

1947年胡宗南率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拟让彭德怀挂帅抗敌，但他也了解彭德怀的性格，刚刚受过批评，不一定能转过弯来，特意让任弼时准备进行说服工作。没想到彭德怀不仅不推辞，反而主动请战，使任弼时辛辛苦苦准备好的劝说词毫无用处。毛泽东的担心变得多余了。

撤离延安前夕，枪声已近在耳畔，毛泽东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吃晚饭，他是下决心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谁劝也没用。不得已，周恩来把彭德怀请来了。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连连催促，急不择言，恨不得夺下毛泽东手中的筷子。毛泽东略含怨气：“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当然，他深知彭德怀的良苦用心。

转战陕北，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得意之作。

他们互相尊重、紧密配合，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以少胜多，连战皆捷。当然，仗打得十分艰苦，特别是沙家店一仗，侧敌侧水，本是兵家大忌，但彭德怀断然决战，取得重大胜利，表现了彭德怀高超的指挥能力。

毛泽东对此仗极为满意，亲自到彭德怀的司令部祝贺并提笔重写了他在长征路上赠送彭德怀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再次体现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倚重。此后，彭德怀挥军参加战略反攻，解放西北广大地区，占全国面积的1B5，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任西北军政长官。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一次与彭德怀的谈话中深情而又不失幽默地说：“你叫‘石穿’，我叫‘石三’，我们两个都是石头……”彭德怀亦笑言应对：“我哪里能与主席比，你是巨石，我是顽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彭德怀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赴朝作战，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对付的又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谁也没有把握。为指挥战斗，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去了大量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但这些电报指示的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了彭德怀极大的自主处置权。

而彭德怀一上任，就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

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兵力后，将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

部队进攻抵朝鲜后，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请求增派两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江作战，战争初期对遏制敌人的猖狂进攻起了作用，经过67天的战斗，进行了两大战役，歼敌51800名，迫使美军退守于“三八线”。

这时，彭德怀与毛泽东在要不要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从政治利益上考虑，要求过“三八线”，而彭德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反对过“三八线”，要求实行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计划，为此，彭德怀亲自回国向毛泽东阐明自己的看法，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由于彭德怀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也由于毛泽东尊重彭德怀的意见，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让他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迫使敌人坐到了谈判桌前。

此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又共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伟大胜利，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

战后回国，彭德怀与毛泽东笑谈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的哀叹：“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不禁相视莞尔：“此例既开，来日方长！”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当初，为确定抗美援朝大军统帅的人选问题，毛泽东曾颇费斟酌，从对援朝部队的熟悉情况讲，林彪本身对出兵朝鲜就持不同意见，加上他又过分看重自己的常胜经历，害怕战败，托病拒绝，要求去苏联疗养。

对此，毛泽东很失望：“总不能让他不生病吧？不过，我看他的病是在这里——他是害怕打不赢麦克阿瑟，失了他林总的威信，他是脑袋里有病……。”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急电尚在西北的彭德怀回京受命。

毛泽东深知彭德怀的脾气，刚直不阿，又倔又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谁都惧怕三分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彭德怀因不满他的瞎指挥，曾跟他大闹一顿，甚至不怕撤职杀头。

还有1936年初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彭德怀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开辟根据地，彭德怀则担心东渡黄河后，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冲击下，既站不住脚，部队又无法再撤回陕北，便给毛泽东拍电报，要求绝对保证。“我怎么能绝对保证？”后来彭德怀为此事回到军委，跟毛泽东当面争执起来，说军委的命令他服从，但意见还是要提，还说要是信不过我，你可以换人嘛！几十年征战过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脾气摸透了，知道此人只要觉得有理，天王老子也不怕，也深知他无私无畏，作战勇猛，敢于临危受命。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现在，朝鲜的山不可谓不高，路不可谓不远，沟不可谓不深，而美国的坦克车正纵横驰骋——那么谁敢横刀立马呢？林彪不行，“谨慎有余，胆力不足”！毛泽东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就在彭德怀离京返东北准备入朝的前一天，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彭德怀，为他出国送行，江青因事外出，陪同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席间，毛泽东指着毛岸英对彭德怀说：

“我这个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他想跟你去打仗，他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收他这个兵？”

彭德怀当时一愣，说：

“去朝鲜有危险哟，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嘛，搞好建设也是抗美援朝嘛！”

毛岸英一见彭德怀这样说，有些着急：

“彭叔叔，你让我去吧！我在苏联时候，当过兵，参加过卫国战争，大反攻，一直打到柏林！”

彭德怀转向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毛泽东明白了彭德怀的意思，笑着说：

“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

“那好嘛！”彭德怀爽朗地说，“我收下你，不过，你要听从我的安排。”

“行，干什么都行，只要能上前线！”毛岸英高兴地答。

“你不是会俄语吗？你就留在我的司令部当翻译吧！”彭德怀说。

头一次和美国人作战，国内崇美、恐美的人不少，而毛泽东决定把爱子送上前线，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无畏的姿态，是对彭德怀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那么，我这酒——”毛泽东举起酒杯说，“是为你们两个人饯行喽！还是用一句老话吧，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彭德怀喝下了那杯酒……

然而不幸的是，毛岸英在1950年11月25日一次敌机空袭中遇难。对此，彭德怀异常悲痛，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来，他向毛泽东汇报毛岸英牺牲的经过，表达了他“没有保护好岸英”的歉意并自请处分。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但依然安慰和自己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几十年的战友：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为岸英是主席的儿子就不能牺牲，人死不能复活。他这么年轻，为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而牺牲，是尽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毛泽东的理解和安慰使彭德怀深为感动，彭德怀向周恩来提出，可否如毛泽东一贯所强调的那样：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普通战士，把毛岸英的遗体葬在朝鲜？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毛泽东也称赞彭德怀做得对，做得好。

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又任国防部长，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于彭德怀几十年出生入死，战功卓著，1955年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9月29日，彭德怀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授勋仪式，接受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多次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铺开。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动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唯心口号，成为一时风尚。

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然而，这场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全遭到严重破坏。现实与理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应该说，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一度曾是全党的共识。

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

有谁不向往“接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实现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梦想，对于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将预示着什么？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开国元勋们不能不认识到它的价值与意义，并为之振奋、激动。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觉察，而且开始在实践中逐步纠偏。但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是正常的。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总路线”没有错，“三面红旗”不能砍！他无法容忍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的怀疑与批评，这也就是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以致庐山分手的主要原因。

1959年初，美丽的庐山仍一如往日的温馨与宁静，以其闻名的仙人洞、五老峰等名胜吸引四方的客人。

毛泽东端坐“美庐”前草坪上的藤椅中。和煦的阳光照着他，好像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

其实此刻的毛泽东心里并不平静。

也许他想到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井冈山的微弱星火从1927年点燃，经延安到北京，其间历史走过了21个年头。无数烈士们为这个胜利洒尽了血和汗。他想到了那些英年早逝的战友们。

也许他想起了“大跃进”开始以来的一系列事情。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和同时实行的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了毛泽东预计的效果。各地人民鼓足干劲，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全国一片“兴旺”。人民公社化也进展迅速。

但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浮夸风盛行，一些地区争放高产“卫星”，而农民却缺少粮食填肚子。大跃进制定的指标过高，粮食、钢铁产量已经不可能达到计划产量。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等等。

这些问题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和毛泽东本人的重视。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成都会议，制定对策，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了问题。

然而，收效不大。

庐山会议将要解决这许多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想到这里，他自信一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他好像看到了一个丰衣足食、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封建地主剥削的贫雇农如今成了当家作主的人，看到农村的变化，他兴奋地写了一首七律诗《到韶山》：“别梦依稀到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等待着、默想着。

在此期间，风暴的另一名主角心里同样不平静。他就是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

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像中国亿万百姓一样虔诚和赞同，他和毛泽东一样希望马恩设想的那个理想社会能够早日降临人间，降临中国。

现实与愿望常常相悖。面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彭德怀的心颤抖了：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叫搞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似乎不该管那么多。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又不能不管！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8年12月，武昌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放了一记“重炮”。他根据自己考察福建、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区的情况作了长时间的发言，并直言批评了中央的某些政策，要求中央在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数字上实事求是，指定1959年粮食指标要留有余地……

彭德怀的意见未能引起全会的重视。也许一盆冷水不能浇灭人们心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情之火，更浇不灭毛泽东的内心之火。全会公布的1959年钢、粮、棉、煤产量远远超出彭德怀的估计。他发火了，却只能发火。

武昌会议后，他改变原定回北京的计划而直接回到了湖南老家。他要证实一下他在福建、陕西、甘肃见到的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在湖南省委书记小舟的陪同下，他考察了他的故乡湖南湘潭县、平江县。

在彭德怀的家乡乌石，他看到，为保钢铁上马，不惜血本。青壮男女上阵，劳力不够县里还从外地抽调支援。燃料缺乏，靠砍伐森林、拆一部分房子，甚至挖了一部分祖坟……

他参观公共食堂。社员告诉他：大炼钢铁以来，粮食很快吃完。现在没有油吃，没有菜吃，只好饿着肚子炼钢铁。

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他听说这个公社的粮食产量很高，兴冲冲地想要验证一下。却发现：该公社所说的高增产只是一个虚数，实际增产数还是政府给了很多贷款后才勉强达到的。

在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平江县：他看到，县委书记因据实报告亩产量而害怕被彭德怀打成“右”倾分子。他的心里被刺痛了，他忆起了平江起义时的县委书记，因为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作为“AB团”枪杀……。

湖南的见闻证实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彭德怀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1959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两次就自己在一些省市的考察向中央提出意见与建议：“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纠正过来，将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彭德怀曲高和寡。毛泽东大肚里面能撑船：“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底下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并未气馁。出访东欧八国回国第二天就开始了整理材料，将材料送交毛泽东。三天后，材料被退回来，彭德怀逐页逐页查阅，只发现一个红色的圆圈在封面上。他失望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至15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有些累，也可能有些预感，他不想去参加会议。他忆起3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不知是劝告，还是警告的话：

“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啦。”他让秘书给中央办公厅请个假。不料，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德怀同志，我在庐山等你喽！”毛泽东亲自邀约自己上庐山，使彭德怀似乎又看到一些希望，很快回答：“是，主席，我即刻动身。”就这样，彭德怀上了庐山。

7月2日，会议按期召开。毛泽东凭着他那恢宏的气魄，向会议提出了十九个问题，内容涉及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量质量等。

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借用前秘书，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话，概括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毛泽东号召大家摆问题，找根源，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

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话语不多，强调教训。他说：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

他反复强调这次会议“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7月3日，会议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的定调开始分组讨论。各路“神仙”根据自己对大跃进的感受畅所欲言，会议气氛是活泼而热烈的。晚上有舞会、电影和戏剧节目。在舞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身影。

彭德怀却从没出现在这些晚会上。他被分在西北组，白天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晚上在住处看文件、简报和群众来信。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前后做过七次发言，发言一次比一次言辞激烈。

提起1958年初毛泽东给他安上的“算帐派”、“观潮派”之事，彭德怀说：“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他在全面批评“浮夸风”、“官僚主义”、“全民办钢铁”、“高指标”的宣传之后，强调：“要找经验教训，不要抱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7日，彭德怀继续他的发言：

“大家目前议论最多的是‘官僚主义’，群众对官僚主义敢怒不敢言！没有官僚主义，就没有‘特殊化”，就没有‘瞎指挥’，就没有‘浮夸风’！农村四个月不供油，能办到吗？完全是空想主义！我一回国就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

你们提了没有！抵制了没有？”

“我在外地考察，看到一些风景区被列为禁区。听服务员说，那些小楼是专给中央来的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层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夜里我睡不着觉，就围着哪些空楼转圈。心想，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殿堂庙宇咧！看到它，我们的人民会怎样想？不骂娘！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为什么搞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对彭德怀的发言，有的人紧张得手心都捏出了一把汗，有的人恨得不能逃走……有一个人特别注意研究彭德怀的讲话。他就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由毛泽东亲自提名，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把彭德怀的讲话记录暗地里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立刻表态，但布置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笔杆子共同起草《会议纪要》。强调要把问题搞清楚，道理讲清楚，决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帐派，都不戴。

同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党内有些干部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大跃进、人民公社公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不应该抓住不放。”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给这次会议和大跃进定了性。于是，会议上一些人开始发生转变，不愿或不敢再谈缺点和教训，会议响起了一片颂扬大跃进的声音。

彭德怀不同意毛泽东的讲话，他要“给中央领导同志一些刺激”。在小组发言，彭德怀嗓门提高了：

“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现在不是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的决定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弊病的根源……”

这些发言完全没有产生效果。7月1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

难道，兴师动众，在此议论了半个月左右，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就结束？毛泽东10日的讲话使会议召开以来的成果化作泡影，等于原地踏步。不行，他要找毛泽东面谈。他毅然朝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但是他忘记了现在正是午休时间，毛泽东已经睡下。警卫员礼貌地挡了彭德怀的驾。战争时期甚至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常常直闯毛泽东的住处，而不管他是否躺下睡觉。然而时过境迁，环境不同了。彭德怀悄然退了回来，此时是7月12日中午。

这一夜，他失眠了。他考虑了很多，很多……

第二天，他召集秘书王承光，将思考完的方案告诉他：

“王参谋，你是知道的，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呀！主席一讲话，很多同志就不敢吭声了。你想想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对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样子面谈困难呀。我考虑，只有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他谈问题。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帮我拉拉初稿，成绩可以谈，但也要谈问题，你看怎样？”

秘书熟知自己的老首长，明知道问题不好谈，还是劝告首长：“我看您还是和主席面谈为好。”“谈是要谈的，怕是谈不拢哟！信还是要写，为谈不拢作准备。你就负责起草吧。说重一点，不重不解决问题，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过犯热性、头脑发热嘛，就应该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为好。”

王秘书见首长决心已定，开始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当晚将初稿交给了彭德怀。第二天中午，秘书将誊整、抄好的信交给彭德怀，轻轻地说：“彭总，信发不发，请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彭德怀接过信，望着秘书，点点头：

“好吧，我再想想。”

整个中午，彭德怀坐在办公桌旁，动也没动。他想得很多很多。他想起家乡的人民，想起所有在浮夸风、共产风宣传下饿着肚子大炼钢铁的千千万万人民；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丢掉乌纱帽，回乡当农民……他绝对设想不到他的这封信会把他推到一个反党集团首领的地位。

在誊写首长的信的时候，王承光秘书还把彭德怀信中带有刺激性的词语给改得暖和些，但他没有注意到：信中“有得有失”，误抄成了“有失有得”。

信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7月14日，彭德怀在等待和高兴中度过了一天，并去看了一场电影。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期延长。彭德怀高兴了，我的信起作用了，毛主席要解决问题了！

7月18日，毛泽东召来中央政治局三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让他们看彭德怀的信。等他们看过信，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面带微笑，神情轻松而平静地说：“我建议要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三位常委并未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只认为彭的信有些问题，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也就没有对这个建议表示异议。

庐山会议出现了重大的逆转。彭德怀的一份送交毛泽东作私人参考的信，成为一份写给党的“意见书”，成为彭德怀的重大“罪状”。

彭德怀一封写给毛泽东的私人信件转为了庐山会议的主题，也扭转了彭德怀的人生。毛泽东也因此对彭德怀冷眼看待。后来，他多次讲，他和彭德怀共事30多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反复翻起了彭德怀过去的老帐。

究竟这些说法是毛泽东感情激动下产生的愤激之词？还是彭德怀历来与毛泽东唱反调？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在湖南平江起义，投身革命以后，长期和湖南老乡毛泽东共事，相交相知。俗语说，不打不相知。两人的相处并不总是顺顺利利的，他们之间有争论，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彭德怀由于受自身认识的局限，也有过一定的错误和失误。

彭德怀的第一次“失误”是留守井冈山失利。

第二次是“误杀”袁文才、王佐，袁、王在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后分任红四军三十四团团长、副团长。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后，中共湘赣边特委和西路行委教条主义地执行党的“六大”决议中有关处理土匪的条文，以“土匪部队”看待袁、王所部，尤其是西路行委和袁、王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西路行委在党中央巡视员的支持下决定处决袁、王。鉴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便去找彭德怀，慌称袁文才、王佐部队将发动武装叛变，促使彭德怀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派出了部队，误杀了袁文才、王佐。

解决袁、王所部及袁、王家属被杀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重要损失，在当地群众中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这次责任主要在西路行委领导人朱昌偕、王怀等人，但彭德怀作为当时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偏听偏信，以致酿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是有一定责任的。

第三次是在如何对待“立三路线”问题上。李立三掌握党中央实权后，主持制订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地红军攻打武汉、南昌、九江、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配合城市工人暴动。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抵制了进攻武昌的冒险主义，却进攻了另一中心城市长沙。虽然取得胜利，部队也付出重大伤亡：两个师长、五个团长、二十个连长，六个师团政委。

攻打长沙不是军事冒险主义，它是一次有把握之仗，但从政治路线和战略意图上是执行了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

红三军团红八军政委邓乾之因反对攻打长沙，被指责为违背中央积极进攻的战略而撤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特别指责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让林彪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重新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随即在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担任实际负责人。面对中央红军仍然存在的困难处境：未能与红二方面军贺龙、肖克部会合，没有一个新的根据地，上海党中央被完全破坏，红军同外界一切联系全部中断，红军仍被敌人前堵后追，等等。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迂回前进的战术，几次横渡赤水河，红军由被动为主动，但困难仍然存在。1935年5月初，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县城。此时，官兵们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尤其是战士们对于这漫无天日的行军感到茫然。第一军团长林彪有这种感受。他抱怨毛泽东使部队走冤枉路，认为红军的行军路线走弓背，而不是弓弦。是指挥部队逃跑，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中央红军。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的反对。但林彪私下里仍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指出这是对党中央心怀不满的右倾情况，强调部队迂回是正确必要的。并嘲讽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当时林彪不到30岁）。

彭德怀会前看过林彪的信，没怎么在意。会上，他批评了林彪，认为遵义会议后又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但他没有说明林彪的信与本人无关。

没想到24年后，毛泽东提起这事，彭德怀只好请林彪作证。林彪作证，他写的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是后来知道的。毛泽东听过林彪的证词，木然地坐着一动未动。

彭德怀受王明的影响，也是毛泽东耿耿于怀的。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被人说成“充当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彭德怀与“高饶联盟”之间倒底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应该从彭率兵出征朝鲜谈起。彭德怀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带兵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高岗作为主持东北局工作的第一书记，利用东北这块志愿军的直接后方，对朝鲜战场给了很大支援。高岗还亲自去过朝鲜两次。彭德怀因此对高岗有好感，在一些场合讲过高岗的好话，也在高岗面前论说过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这些言论被高岗利用。

对高岗的问题，逐渐觉察后，他没有积极向党中央报告。

他想待高干会议（1953年12月）后再反映。可是会议还在进行中，高饶问题便暴露了。

与饶濑石的接触是在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在北京医院治病，正好饶濑石也在那里治眼病，两人有些来往，但谈不上阴谋。

高饶事件披露后，彭德怀积极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并就自己发现问题未及时报告之事作了检讨。因此，彭德怀根本不是“高饶集团”成员。

纵观彭德怀和毛泽东交往的几十年，不容讳言，有过争吵，有时甚至争论激烈，但彭德怀始终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彭德怀都支持了毛泽东。王明上台后，在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在中央根据地酿成了“富田事变”。事变的领导者仿造毛泽东笔迹写信给前委秘书长古柏，说要相机逮捕彭德怀、朱德、滕代远，予以处决。企图制造红军的分裂，打倒毛泽东。伪造信件者将此信送交到彭德怀手中，彭德怀及时识别伪造者卑劣的阴谋，并将信交给了毛泽东，避免了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这表现了彭总对毛泽东是何等信任啊！

第五次反围剿中，彭德怀反对“左”倾中央的瞎指挥，斥责军事指挥李德把根据地白白丢失是“崽卖爷田不心痛”。遵义会议和会议后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危害中央。彭德怀协助毛泽东率领右路军迅速北上，使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惩。

彭德怀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但他还称不上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生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信奉真理，一旦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在彭德怀还未回到北京前，他的秘书接到庐山来的电话：

封存彭德怀在国防部的办公室。

彭德怀的厄运开始了。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前期会议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大军区干部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部参加；各野战军军长、政委及各师一名正职干部，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司、政、后也各来一名干部，总参二级部各正职干部，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

会议分设两个会场，怀仁堂、紫光阁会场。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会场，接受批判和检讨。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别的一些人相关的。彭德怀一下就成为“反党集团”的“首领”，牵连了许多人。有的人不相信他们敬爱的彭总会是“反革命”；有的人乘机落井下石，编造谎言诬陷好人；有的人挺身而出，为彭德怀元帅辩解，而根本没有去想自己可能受的牵连；有的人出于对毛泽东的一贯敬仰，相信毛泽东的正确而力图去找出毛泽东的反对者的“反革命”行为……

在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个批判组里，身为小组组长的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方毅中将，不相信彭、黄两个老首长会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小组成员“学习”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反党”反在什么地方。当大家“学习”过后，却有了与彭德怀信中同样的感受。原本就冷场的小组批判只好解散。当有人提醒方毅这样做会招来麻烦时，这位老军人以特有的耿直说出人们心中的心里话：“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是真正找麻烦呢，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方毅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当有人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也有人挺身而出证明老元帅的清白和无辜。

当某军军长利用“20根黄瓜”事件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时，被编在总参小组的原西北野战军管理科科长高克恭气愤地骂起揭发者不懂瞎说，并向大会秘书处反映了真实情况：

原来在1947年夏，西北野战军作战正酣的时候，一天，炊事员杨庆国上街买菜，看到一筐黄瓜，想买下让首长吃点鲜菜。撤出延安4个月来，没吃一点鲜菜。正犹豫时，高克恭过来，经过一番犹豫后花一根2000块（等于半斤小米的价格）的价格买下20根黄瓜。高克恭、杨庆国原本就怕彭德怀知道“挨克”，偏偏刚买回来就被彭德怀给撞上了，当时彭德怀就批评了杨庆国。第二天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彭德怀还作了自我批评。

在吴法宪攻击彭德怀下令杀害了一位连长时，另一位军人站了出来。

在一次揭批会议上，吴法宪手持麦克风，喊道：“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一声呵斥：“胡说，你们完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

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

发生这厉声呵斥的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将军面对林彪继续说：“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

原来，这个一军团的连长，在娄山关残酷激烈的战斗中，丢下阵地逃跑，被后续部队捉住执行了战场纪律。

钟伟将军气愤说：“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的帐，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钟伟将军当场被戴上了手铐，架出了会场。

罗瑞卿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很快得出结论：毛主席正确！为查清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召集跟随彭德怀出访东欧的王树声、张家逊、肖华、杨得志、张学思等将军开会揭发。可是一无所获。只是到了1966年8月，罗瑞卿被诬陷并跳楼自杀时，才知道锅是铁铸的，彭德怀是无辜的。

受彭德怀案牵连的有多少人？万毅中将倒了！邓华上将倒了！洪学智中将被点名批判！钟伟少将被逮捕！

到1959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45人。

1959年9月，彭德怀被正式撤掉国防部长的职务，自此，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过了5年平民式的生活。

彭德怀自己收拾院子，过上了读书种菜的生活。他和警卫班的战士们建立深厚的个人友谊。战士们不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元帅，而是当作一位和蔼的老人。

彭德怀曾向毛泽东保证：永远不当反革命；决不自杀；要自食其力。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即使赋闲中，彭德怀仍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对于执行“左”的政策而造成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表现出由衷的惋惜和痛心。这期间，彭德怀又回了一次故乡。近40天的时间，彭德怀连续走访了4个公社9个大队和1座矿山。看到解放十几年了，有的地方农民又要扯崽女出外讨饭，彭德怀心如刀绞。

他以“戴罪之身”将走访收集的材料整理出来，交湖南省委转中央。报告写好后，他仍如以往一样在上写道：“如有错误，归我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一个连县委书记都可以参加的会议，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彭德怀却未被邀请参加。彭德怀不解，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多少给了他一丝的安慰。经过三年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错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都比较坦诚地承认了中央过去的错误。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1959年彭德怀信中不少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说这位前国防部长的立场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是错误的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

毛泽东讲话时承认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讲这番话时，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想到：彭德怀即属于这些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安慰中彭德怀也有不满：刘少奇一方面承认彭德怀写信给党的主席是正常的，不算犯错误；一方面却认定：“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为什么庐山会议后三年，中共中央仍然认定，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出访东欧八国，和苏联领导人等有过许多交谈。在会见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彭德怀可能明确表示了他对组织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忧虑。回国后一星期，苏联关于为废除核援助协议（1957年签订）的信到达北京。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几乎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领导人“对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知之甚少”，是同一时间，所以，彭德怀被批指控“里通外国”。但此事在庐山会议所作的中共中央决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已否定。

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彼此口诛笔伐，尖锐批评对方。苏联单方面撤销《中苏友好条约》，撤走技术专家。中国政府和党已经感到了苏联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威胁。中苏争论不仅是局限于两党两国之间，更发展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组织对中国的攻击。在这种紧张的对立气氛中，外国领导者对彭德怀作了一些评价。他们认为，在与军队的关系上，“在目前中国，没有人能比上诚实、纯朴、严正的彭德怀更孚众望”，“他无疑是个坚强的人。

虽然他外表粗实，内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心”，“他是以特有的热情真正地爱着他的军队”。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当着几十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的面，公开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没有过错，他之所以被撤职，只能说明他的正确。这些评价无疑使中国领导不满，为彭德怀雪上加霜。“苏修叛徒集团”领导人的评价越好，越是中国的敌人，是“里通外国”的敌人。

彭德怀十分气愤。这个一生都毫不讳言缺点错误的元帅不能容忍强加到身上的“不实之词”，他要申诉。

在秘书的帮助下，彭德怀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写就了一封长信，较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功过。这就是著名的“八万言书”，也是《彭德怀自述》的原稿。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召开了由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会议。一批同志相继恢复了工作。张闻天到中国社科院任经济研究员，周小舟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后改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黄克诚出任陕西省副省长。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的评语是“八万言，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

8月，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的错误性质。

9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尖锐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全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被指控为《刘志丹》的黑后台）。

这个决定对彭德怀是喜是忧？如果我们知道在这次全会前，康生、江青、柯庆施提出要批历史学家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指控该剧本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替彭德怀翻案。再考虑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就清楚，彭德怀前头面临只会是“忧”了。

很快，“忧”便得到了证实。吴家花园警卫班全给换了，原来的官兵调整的调整，复员的复员，他的秘书也被编成了1—4号，成为监视对象。

1965年9月23日，久处阴影中的彭德怀盼来一缕阳光。

毛泽东在这位老战友闲居六年之后，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他要见彭德怀。

毛泽东此时要彭德怀去面谈是什么心态？也许他想到“老战友”已是快七十的人，再没有几个六年了，该让“老战友”再发挥一点余热了。也许是他要体现自己的宽怀大度，给“反对派”自新的机会。也许他感到了自己失误，彭德怀才是真理的掌握者。也许三者兼之。

两双大手又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彭德怀先开口：“主席，看得出您还是老习惯善打夜战。”

毛泽东说：“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儿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

毛泽东说的信是指几天前彭真代表中央和毛泽东，要他去成都，担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彭德怀不想去，为这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两人进屋坐下来，各自点燃了一根烟。

“记得你好像早已戒烟了嘛！”毛泽东笑着说。

“是戒了。但是庐山又抽上了，很凶。”说着，彭德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毛泽东摇着头，以略带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写信不写则已，一写就几万言。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纸条来，花那么大工夫写长信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满意，何苦嘛！我们还是谈谈，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

沉默了片刻，也许毛泽东想起了开“七千人会议”没请这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接着：“历史上，真正的同志决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你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

毛泽东劝彭德怀去大西南：“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彭德怀去也许会搞出点名堂来。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毛泽东的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温和的。彭德怀被感动了，庐山会议与其后受到的批判被暂时忘记了。毛泽东话刚完，彭德怀没有犹豫就表态：“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彭德怀在此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激动得热泪盈眶。

彭德怀应该高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泽东的话不是正式作出的决定，但对彭德怀来讲，已经满足了。

几天后，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西南局、西南建委以及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会议上大西南的同志介绍了西南大三线的建设情况。

毛泽东再次体现出诚意：“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提到彭德怀在过去多次对他的支持。

毛泽东特意对西南大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说：“彭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那是不行的。他不会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老，怎么能叫工作呢？

要注意，彭德怀同志有什么意见，你们不要阻拦他，让他提，让他送上来。”

彭德怀再一次感受了毛泽东的宽宏：“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

彭德怀跃跃欲试，他在家闲了6年多时间后要去大西南做出一番事业来。

1965年11月27日，彭德怀又启程了。

彭德怀不是平民，而是曾经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是名列十大元帅第二名的大将军。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在庐山会议上组织“反党集团”的罪人，这些“真实”注定了彭德怀的余生是悲剧性的。

彭德怀被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所掀起的激动，很快就消失了。

彭德怀到达成都没几天，就看到了《人民日报》转载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一起，说明嘉靖皇帝帝罢了海瑞的官，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是要替彭德怀翻案。

彭德怀弄不清为什么刚离开北京，就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

其实，这位军事家可能政治嗅觉迟顿一些。毛泽东和彭德怀谈话后两个多月，彭德怀才被允许离开北京到成都。在等待中他曾经打过电话问过周恩来，周恩来拿起电话却长时间不说话。这本身就说明，彭德怀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还没有完。姚文元的文章挑起了对彭德怀的又一轮斗争。

善良的元帅，虽然气愤姚文元的无中生有，却自信：一篇文章不会把天捅个洞。表示“只要毛主席不亲自下令撤下我，我就坚决干到底。他们压不垮我彭德怀！”彭德怀却大大小瞧了对手的能量。姚文元此时虽然还算不上一个人物，但他背后的力量是可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康生一手鼓动策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最早于1965年11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因是一家地方报纸发表的文章，北京等地的报纸都没有转载。

毛泽东不满了。指责北京市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相继予以转载。

一场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导火线引发的乱党乱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北京市长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中国开始走向混乱。

5月的一天，彭德怀正在外地考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回成都参加紧急会议。

回到成都才知道是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彭德怀再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大会要彭德怀承认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揭发的一系列“罪行”，交待到大西南后进行的新的反党活动。面对突然袭击，彭德怀没有被吓倒，没有做任何检讨。

会议开了一个月，无任何收获，只好编了个简报，罗列了彭德怀到西南后的十条新“罪状”上报中央。

彭德怀苦闷极了。他才刚刚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出来工作呀！为什么厄运又降临了呢？

彭德怀自然不会想到，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打倒他这样一些“反毛主席”的老干部，而且打倒一切党内外，军内外的“当权派”。老帅在劫难逃。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西南地区也出现了“战斗队”“赤卫队，”他们攻击党政机关，张贴标语，喊口号：“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

彭德怀的处境已经越来越不妙了。但善良的老总以他过去的经验，相信群众起来只会对共产党有利。共产党哪有害怕群众之理？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次的群众运动是得到了康生、江青、陈伯达、林彪等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支持”的“群众运动”。

别人规劝不了固执的老头。彭德怀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

虽是化了装的，但彭德怀的大名掩盖不了。彭德怀所住的永兴巷小院变得“热闹”起来。红卫兵组织频繁地派代表会见彭德怀。

刘少奇、邓小平的被打倒，使彭德怀开始醒悟了。他将自己38元的存款提出来送给了秘书景希珍。又收拾屋子，将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和珍藏品送给景希珍、秦魁英和赵凤池。彭德怀忘不了庐山会议以来，这几位秘书和司机对他的关心照顾，他非常感谢景希珍等三位同志。彭德怀深情而充满感激地对景希珍说：“你跟我已经15个年头了。是我拖累了你们了，特别是1959年我从庐山摔下来后，好几年没有爬起来，而你没有离开我，还有小秦和小赵。你们跟着我算是倒霉了，级提不上去，职务也不能动。现在看来，更没有一点指望……”说着说着，彭德怀的眼睛就溢满了泪花。

望着慈父般的老人，景希珍不愿也不忍接受彭德怀辛苦积攒的38元钱。彭德怀平反后，当景希珍从浦安修手中接过这38元钱时，睹物思人，跪在彭德怀遗像前，嚎啕大哭。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汇报会上，点了彭德怀的名，称彭德怀搞两面派手法。

12月，林彪、江青接见军事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鼓动造反派揪斗彭德怀。江青煽风点火地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彭德怀说林彪身体不好，还由你彭德怀当国防部长”，还煞有介事地说：“他要是当了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几天后，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代表韩爱晶等人，看了他们整理的叶剑英“罪行材料”后，明确说：“你们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的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这是首长指示，”并谎称“已经毛主席同意”。

在江青、康生、戚本禹的策划下，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分别组成“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和“赴川揪彭敢死队”，气势汹汹奔成都而来。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个冬夜，永兴巷七号的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们越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押回北京。

1966年12月27日，铁骨铮铮、耿然直言的彭大将军被揪回北京。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告。当时，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置。

虽然是错综复杂的处境，周总理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主席。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驻地。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部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虽然暂时被监护起来，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1966年6月16日，“文革”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彭德怀的存在，他的活动，他的品德，使窃国作乱之徒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但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的目的。

1967年初，戚本禹还单独用密件给他们的“旗手”江青写信一封，内称：“红卫兵从西南带给我的一件关于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材料，送上，请参阅”，“彭德怀的这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彭德怀在谈话中公然露骨地正面肯定了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

尽管恶言相加，人们仍然可以从戚本禹的这封密信中感到，彭德怀言行中渗透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仍然深受群众的尊敬，特别是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之毒雾弥漫中华的时刻，他的坚毅冷峻的面容，刚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们恨得牙痒痒地，非要置他于死地、踏上几只脚，才能放心。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

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

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修饰和添加，让当年的原始记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有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吃不下饭，起不了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个“革命”，哪里有一丝一毫“文化”的气味呢？什么“触及灵魂”！彭德怀同志的头部、胸部何止被“触及”，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请看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的记录吧！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至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而又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床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可是，尽管处境危难，没有人身自由，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之心，仍然没有丢掉。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他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德怀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

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

石棉矿渣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石穿，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石洞中滴水穿石得到启示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本来会感动上帝（如果有的话）。

但是，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年月，生产、农肥，是难以提上日程的。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批斗会上有人责问。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彭总回答。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

“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姚文元发表颠倒黑白的《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要彭总写认罪的读后感。彭总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笔给姚文元写信：“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多么辛辣的讥刺！多么有力的回击！

林彪、江青一伙狂怒了。

他们利用黄永胜控制彭德怀专案组的权力，不惜要把这位“一生戎马无暇日”的元帅置于死地。

在黄永胜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此件在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好呈上。请审示。”11月3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

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长时期的冤屈得不到申诉，怎能不导致绝症呢！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还在想为人民尽一点义务。他打了腹稿，准备总结军事思想，把他经历的军事生涯加以提炼、概括。

他关心国防科研，一再惦念：“我们的国防科研不搞上去，要挨帝国主义打。”

他坚持学习和思考，在读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上作了眉批：“也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

他对亲属说：“我这个病，治不好，可以作为医学解剖，研究癌症，最后为人民尽一点力。”

1974年夏，彭德怀病危，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胸部，引起剧烈的痛楚，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彭德怀还体贴着别人。他担心经常来狱中探望他的侄女受到不应有的株连，用颤抖的手，写下他一生中最后的字迹，说明彭梅魁所以在他看押期间送来粮票、衬衣、鞋袜，是因为仓促押来北京，“成都和北京气候大不相同，我穿着单薄，到京时已感冒，到1967年1月下旬皮肤炎大发，痒疼异常，已成溃疮，后经军医注射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才向侄女求援的。彭总还特别说明1962年6月他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甚至自己的生命，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一再发出内心的呼喊：“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他深知有奸臣、坏蛋潜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提出“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并一再用隐晦的语句对他的侄女彭刚、彭梅魁说：“你们要记住啊！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彭德怀同志含恨去世，终年76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连敌人的子弹也长着眼睛，没敢动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却被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凶犯们迫害致死。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名字，盖在他遗体上的白被单上写着“王川”。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一切，连他的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焚化后，骨灰偷偷运至四川，编号327，谎称年龄32岁、成都市人。押运者奉命告诉当时四川省委的某两个负责人，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总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

令人凄然泪下的是，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作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作为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热爱人民、耿直刚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共产主义战士，彭德怀同志将永垂史册。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历史栏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