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林彪看了传达下来的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记录，不觉吃了一惊，连忙带着叶群、林立果飞到苏州，商议应变计划。林彪在苏州的别墅警备森严，

窗帘低挂，联合舰队的成员乘车进进出出，一派神秘紧张的气氛。在苏州住了几天，林彪这位大政变专家对林立果这位小政变专家面授政变秘诀："一是要订一个秘密计划，二是要抓一支队伍。"林立果心领神会，拿着林彪的令箭来到杭州，开始组织政变。这是林立果登上联合舰队司令的宝座以来的初次试马，林立果深知，政变成功与否，牵涉到林家及联合舰队的所有成员的身家性命，不敢掉以轻心，一到杭州，就紧张地行动起来。

首先，他检查了一下林彪在花家山的别墅。这所别墅是杭州空军负责人陈励耘主持修建的，用料之讲究，设计之精巧，装修之豪华自不必说了，单是警卫设施，就让人咋舌。所有的门窗都安装的是防弹玻璃，门的夹层中一律装上了玻璃钢，步枪子弹只能将其打裂，但不能穿过。别墅门外，有一个连的武装战士日夜警卫，附近还驻有四个连待机，别墅院内和外面的山洼里各停着一架直升飞机，备不时之需。林立果看完后，非常满意，夸奖了陈励耘几句。恰好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从广州回来，三个人在楼上密谈起来。

陈励耘迫不及待问道："北京怎么样了啊？"林立果气呼呼地说："B-52和斯诺谈话，骂林副主席提出的四个伟大讨嫌，又改组了北京军区，又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加上李德生，军委办事组的权已叫B-52夺了。现在他要在全国搞批陈整风运动，造成舆论，再来顺藤摸瓜，搞林副主席。"陈励耘倒抽一口凉气："这么厉害啊！"林立果咬咬牙说："现在咱们必须发动武装起义，要不，大家都完蛋，谁也跑不了。"陈励耘拍拍胸脯说："没问题，我明天就把师以上干部找来，由副部长给他们讲讲话。"林立果满意地说："好，你去组织吧。”

第二天，陈励耘把师以上干部找来，请林立果讲话。别看林立果年轻骄横，倒会拢络人心，一开讲先把陈励耘吹了一番："咱们这个军有陈政委的领导，这是你们全军的光荣，陈政委非常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陈励耘也赶快接上吹林立果："副部长管着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管着咱空军，还这样关心我们这个军，说明了副部长的伟大。副部长是天才。不，是超天才。我们要忠于副部长。有人要吃掉我们这个军，我们要和他们斗，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林立果在杭州活动了一个月，立即又去上海，在那里他们舰队有一个据点，林立果要在这个据点召开舰队重要会议，制订政变暗杀计划。

这时正是1971年的3月下旬，江南暮春，烟雨霏霏，柳浪闻莺。但林立果无心欣赏这些，他日夜思考的是怎样把这个计划制定好，好让首长尽快抢班夺权。

在上海巨鹿路，有一幢三层的楼房。从外面看，这座楼房毫无任何惹人注意之处。到晚上，楼里一片漆黑，似乎是座空楼。走进里面人们才会发现，这栋楼房装修豪华，灯火辉煌，人影憧憧。这座楼房就是联合舰队在上海的据点。这会儿，刚从杭州赶来的林立果正同舰队成员周宇驰、李伟信在密谈，商议政变计划。李伟信也是空军中的一个处长，公开的职务是驻上海空军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三个人刚开始谈，于新野也正好奉命赶到，四个人在密室里喝着进口的美国酒，抽着进口的美国烟，商议着政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林立果首先传达了林彪的指示："首长讲，现在形势还可以，首长在各地都有实力，他的讲话是起作用的。咱们现在搞的这个事已经和首长说过，首长的意思是先要搞个计划，这个计划一定要制订好，不能出问题。现在首长的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占压倒优势，是一边倒的。但张春桥的势力在发展，因此这个压倒优势会削弱，现在起义是最好的时机。首长接班，无外乎两种办法，一种是武装起义，一种是和平过渡。"周宇驰插话说："最好是和平过渡，有五、六年差不多。"林立果点点头说："当然和平过渡最好，可是难啊！"他往沙发背上一靠，心事重重地说："主席身体还好，恐怕五、六年都接不了班。再说这五、六年中还不知发生多大的变化呢，首长被人抢班的可能性很大。"于新野不同意这种看法："首长是主席树起来的，怎么会被抢班呢？"林立果指着于新野说："嗨，你这老兄，文化大革命算是白过了。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死无葬身之地。B--52就是这样，一会儿用他打倒他，一会儿又用他打倒他，B-52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

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个人认为和平过渡的希望渺茫。林立果站起来，端了一杯酒，走到窗子跟前，把窗帘掀开一条缝朝外看去，外面灯火稀疏。他呷了几口酒，慢慢踱过来。周宇驰问他："副部长，你说怎么办吧？"林立果猛地站定，反问道："怎么办？干！"他把杯子往地上一摔，满脸杀气。李伟信是上海空军的干部，知道这栋小楼弄起来不易。现在他看着酒污了昂贵的地毯，不禁有点可惜地找块布去擦。就在这时，林立果又提起一瓶美国酒，砸在地毯上，地毯被浸湿了一大块。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都吃惊地看着林立果。林立果铁青着脸说："干大事不能贪小利。现在咱们只有干。干成了，全中国都是咱们的。不干，或者干不成，咱们都等着上断头台吧。此毯再好，也与咱们没有关系了。”

三个人一想，这倒也是，连表决心："干！干！干！"林立果满意地笑了："正该如此，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干吧！"周宇驰狰狞地说："有两个办法，一是直接派人把张春桥、姚文元干掉，二是把B-52软禁起来谈判，或者干掉，再把罪名栽到汪东兴、张春桥头上。那时候反正是首长掌权，怎么说都行。"林立果兴奋地说："这个办法行。李伟信，你是上海空军的，张春桥家的警卫是不是你们警卫处管？你现在就去问一下。"李伟信当即打电话询问，放下电话后说："是警卫处管。"林立果一拍桌子说："好，到时就由警卫处干掉张春桥，然后抽调南京空军控制上海，逼中央表态，许世友如要干涉，就由王维国和他打。”

三个人商议半天，最后决定要搞一个政变计划，要建一个教导队。政变计划由于新野来写，教导队由王维国、李伟信负责，在上海组建。会散后，李伟信和王维国商量建教导队的事了，于新野留下来写政变计划。他拿起笔准备写时，第一个问题就把他难倒了。给这个计划起一个什么名字又妥当又隐密呢？想了半天，于新野跑去求教林立果。林立果念叨着："武装起义，武……起义……"想来想去，忽然大叫一声："有了，就取武装起义的谐音，叫五七一工程纪要吧。主席的代号就叫B--52吧。"李伟信奉承地说："副部长果然是天才，我就想不出来。”

于新野回到自己的房间，在纸上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然后一面抽烟，一面在纸上划拉着。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变实施成功的可能性。于新野估计了毛泽东的力量，觉得"政局不稳"，"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于新野把毛泽东的力量估计得太低，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他忘记了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踩着不知多少人的冤魂和肩头爬上来的，一旦他被毛泽东抛出来，这些人还不得吃了他。李伟信全然想不到林彪的这个致命短处，反而得意洋洋地在纸上写下了"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这样的梦呓。

政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写好了，那么采取什么政变手段呢？这一点于新野可不发愁没有内容可写，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的政变经他们研究了多日，又看了大量的外国政变的资料，知道很多中外政变的办法。利用上层集会就是个好办法，中国历史上的鸿门宴、张学良杀北宁路总监都是在酒席宴间设下伏兵干的。逼宫也是个好办法，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逼父亲李渊逊位，曹操杀掉汉献帝的臣僚、专权朝廷，明英宗夺门之变，都是逼宫的范例。逼宫的特点是先要杀掉皇帝跟前重臣，使皇帝失掉支持，不得不束手就擒。此外，还可以采取炸专列、用飞机轰炸、暗杀、投毒等手段，还可以用炮轰、用火焰喷射器烧。

《五七一工程纪要》就这样出笼了。政变计划一出来，林立果立即在上海岳阳路的一个据点里召开了"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是上海空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司令员周建平、还有被林立果指定为南线总指挥的江腾蛟。林立果仿照当时一个国际会议的提法，把这次密会也称为"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一开始，林立果就杀气腾腾地说："庐山上的事，都是他妈的叶主任弄糟的。现在B-52要召开批陈整风会，现在是军队受压。我们用庐山的办法和张春桥这些文人斗是斗不过的，可是我们有军队，我们要搞武的。"王维国等人连声附和："对！我们要武装起义"，"搞军队是我们的老本行，看看谁干得过谁！"林立果环视大家一眼说："好！现在咱们是同命运，共呼吸，要拧成一股绳，好好干！"王维国说："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都听副部长的。"林立果拍了一下桌子说："好！咱们要来硬的，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势，然后再讨论一下武装力量。教导队、轰炸机师、火焰喷射器连，高炮营都要……”

"三国四方"会议开了整整一夜，林立果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部署了在南线打毛泽东专列的暗杀行动，天亮时会议才结束。餐厅已备好了早宴，林立果端着酒杯祝酒："祝贺我们的三国四方会议胜利结束，祝我们的革命计划成功，干！"大家一饮而尽，离楼而去。

4月中旬，上海空军的一个练兵场上，一支慓悍的部队正在进行训练。一百多人，个个身高体壮，身佩双枪。例行的队列操练后，便是格斗、射击、驾驶。只见练兵场上，战士们跨越高墙，攀登楼房，个个如猿似鹰，身轻如燕。随着一声声枪响，一个个巨盘被击得粉碎。接着，每个战士左手托一块铸铁暖气片。一声令下，战士们大喊一声，右手一齐劈向暖气片，只听"嚓"一声，所有的暖气片都被劈为两半。

王维国在训练场上观看着战士们出色的军事表演，连连叫好。他走过来想和战士们握手，被队长制止："不要握，他们内功极硬，使惯了力，不知深浅，会捏碎你的掌骨的。"王维国吓得赶忙抽回手，叫队长集合部队。队长一声令下，战士们跑步集合。随着队长的口令声，战士们几秒钟便集合完毕，动作整齐划一，分外威严。王维国走过来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响亮整齐地答应道："为人民服务！"王维国说："稍息！我们这支教导队都是抽的最好的战士，你们都是各部队最好的战士，能进这个教导队是你们的光荣。我们这个教导队直接受副部长指挥，也就是受林副主席指挥，我们要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林副主席，捍卫副部长！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战士们齐声喊道："有！”

这支部队就是王维国按着"三国四方会议"的决定组建的教导队。王维国检阅完教导队后，立即给林立果汇报了教导队的训练情况。林立果高兴地说："好啊！王政委，你真有办法。教导队还要学习一点野战技术，是一支野战军，指到哪打到哪！”

林立果把联合舰队的进展及时报告了林彪。林彪沉默了一会，伸出两个指头："七、八两月是关键。"林立果明白，七、八两月毛泽东就要同林彪摊牌了。自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步紧逼一步，逼迫黄、吴、叶、李、邱检讨，一次不行两次。最近，他们中有的人又写了检讨交了上去，还不知道这份检讨能否通过，毛泽东又会甩出什么石头来呢。

这份检讨已经摆在毛泽东的案头上。毛泽东看了一遍，觉得这份检讨总算写了几句像样的话。适值4月15日要召开的批陈汇报会还有半个月要召开了，毛泽东决定再甩一些石头出去，便提起笔来批示道："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写这个批示时正是3月30日，写完批示后，过了几天，他让秘书把这个批件和其他几个文件送给周恩来，预定4月15日召开的批陈整风会已定为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必须要让他知道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成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受到了冷落。现在这位最亲密的战友同毛泽东开战了，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周恩来的支持。

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又是一夜未熄。主席关于批陈（陈伯达）整风汇报会的批示不断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明白，这次会议是一次剥离手术，是把林彪集团的外围组织剥离下来，以便夏秋适当之机解决林彪问题。他也知道，林彪自庐山会议以来经营了十多年，当了十几年国防部长，当了近十年中央副主席，在中央、地方和军队中安插了很多亲信，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现在毛泽东把主持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任务又交给自己，这个担子不轻。为完成好这个任务，他已是夙夜筹思，又二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3月一过，办公室停止供暖。虽然从节气上来说已到了暮春，但北京的4月尚冷气逼人。周恩来这天在西花厅办公到深夜，秘书送来夜餐，一碗香气扑鼻的肉丝面，两个小花卷，一盘花生米。周恩来慢慢地吃完夜餐，又回到办公桌上。秘书进来送上一个文件，周恩来看看秘书写的文件简介，原来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呈报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周恩来看完这个报告，不禁想起了已经故去的贺龙元帅。

中国在过去是一个极不重视体育的国家。解放前，由于政治腐败，中国生产落后，人民贫困，体育上也是毫无成绩可言。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只有一名，他就是来自大连的短跑名将刘长春，由张学良资助出国，但没有取得任何名次。后来国民党政府也派出过两批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名次，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给钱，都无法回国，沿街乞讨。后来还是一些华侨捐资让他们回了国。因此外国人把中国叫做东亚病夫。

建国后，党和国家决心改变体育上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亲自点将，派贺龙元帅组建主持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到任后，本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精神，在全国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同时又狠抓竞技体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乒乓球项目上有了突破。1959年3月，中国21岁的男选手容国团在联邦德国多特蒙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力挫群雄，登上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宝座，男、女队都已进入世界最强球队的行列。1961年4月，在中国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四项世界亚军。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庄则栋连续三次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从此，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杯就永远地留在中国了。获此殊荣的世界乒乓球运动员只有庄则栋一人。

但是，这支队伍的统帅贺龙元帅却在监护中国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已于1969年逝世。自温玉成掌管了北京卫戍区后，周恩来已是有劲也使不上了。在贺龙这件事上，周恩来尽了力，但他仍不时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贺龙而愧疚。现在，周恩来在西花厅面对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又想起了贺龙元帅，想起了几十年前一起在南昌举义的革命情谊，不禁洒下了几滴热泪。他怕秘书进来看见，赶快把泪擦了，审视起这个报告来。

美国乒乓球队请求来华访问的事得从日本名古屋赛事说起。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周恩来在二十多天前亲自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来的，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中国队从文革以来，全部停止了一切比赛活动，这次又出山亮相，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极大注意。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仍是宝刀不老，连摘几项世界冠军，只是个个脸色铁青，不苟言笑，难以接近。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嬉皮士科恩可不管这些，他和中国运动员在一个练习馆练球。去赛场时，科恩一头钻入中国运动员乘坐的大轿车，扳住庄则栋的肩头攀谈起来。庄则栋倒没有像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那样惊惶失色，不仅教他球艺，还送他一件中国的山水织锦，科恩也回赠给庄则栋一件短衬衫，并给他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这件事被世界各国新闻媒介大力报道，其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在举行的苏联二十四大的新闻。美国代表团领队还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想去中国大陆访问。

让不让美国代表团访华呢？周恩来想了一会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搞不好会影响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准备工作，便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同意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不邀请美国队来华的报告--同时又在旁边用铅笔写道："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后，又将报告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画了个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批件传达下去后，毛泽东不让秘书把批件拿走归档，他总觉得这里面还有点什么问题，得好好捉摸一下。这样到了4月6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坐车到游泳池来，求见主席。毛泽东知道他深夜来访，定有大事相告。果然，周恩来一坐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现在认为，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一愣，脱口而出："为什么？"周恩来喝口茶，不慌不忙地说："主席，最近美国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来我国旅行的一切限制，我感到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美国总统想来，美国乒乓球队想来，让美国乒乓球队打打头阵，可以起到信使的作用，创造出尼克松访华的有利条件，也有利于我国干部群众的转弯子。因此，我建议请他们来！"毛泽东点点头说："噢，让小球推动大球，有道理，我再想想吧。”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反复掂量着这件事。到凌晨时，他蓦然明白，自己原来一直捉摸的也就是周恩来的这些话。这是美国人自己送来的好机会，怎么能把它放过呢。毛泽东把秘书叫来，吩咐他："立即通知周恩来，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领队宋中前几天已经得到了国内不邀请的指示，但他并没有通知美国队，因为美国队只是口头表示，尚无正式文件，宋中也没有必要正式通知，什么时候美国人再提起来时婉拒就是了。但现在他得到的国内指示是立即邀请。他知道这是主席的决策和伟大战略部署，不敢怠慢，在毛泽东于中南海作出决策的几个小时后，就给在名古屋的美国副领队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哈里森惊喜地拿起电话，要通了美国驻日大使馆的电话，美国大使又赶紧报告了尼克松，尼克松又惊又喜，马上回电批准。电报发走后，尼龙松赶紧把基辛格召来，基辛格看完电报，一声不吭。尼克松催问道：

"你对此事有何看法？"基辛格半天才说："总统，我们小瞧他们了，中国人是外交的高手。邀斯诺上天安门，中共报纸《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国国庆典礼时，只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斯诺和一个翻译，这是传递了一个多么强烈的信息啊！可是我们没有予以注意。现在又邀球队访华，这一手多么巧妙。总统先生，中国人不愧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我们的对手比我们高明。”

基辛格说完，又掏出一本美国的《生活》杂志给尼克松："斯诺的文章发表了，我给你带来了，现在乒乓信使捎来了中国人的信息，也捎去了我们的信息。现在我们该动身了。我先去，为总统访华做些准备工作。"尼克松兴奋地说："好！我们再议一下细节吧。”

得到尼克松的同意后，美国乒乓球队即从日本飞到香港。4月10日，他们从香港进入深圳，从广州坐飞机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他们在北京的游览活动，特别下令关闭了四年的故宫对游人开放，迎接美国客人来参观。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在北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也同时被接见。这绝不是让他们"陪读"。周恩来向来对人关心，作风细致。在北京乒乓球世界锦标赛上，上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著名的日本女运动员松崎君代，胜不骄，败不馁，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亲自对中国运动员讲话，要求他们学习松崎的优良体育风范。这次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周恩来也想起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在北京的乒乓球队，便把他们召来一起参加接见，他也可更多结交一些外国朋友。

接见开始后，周恩来意外地发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来延安采访过的美国记者罗德里克，周恩来惊喜地同他打招呼，两人紧紧地握手，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这次两个老朋友的巧遇，一下子缩短了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和周恩来之间的距离。周恩来--这位中国的传奇英雄原来是美国人的老朋友咧，而且，又是这么平易近人，重感情。披着长发的科恩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地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这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英美国家上流社会是不赞成嬉皮士潮流的，中国当然更不会欣赏这种颇有点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但是，如果直接这么说了，那无疑会给这场接见罩上阴影。科恩的提问，比最刁的记者还要刁。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看着周恩来，看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美国领队斯廷霍夫直骂自己，不该把这个嬉皮士带到这里来刁难中国总理。

周恩来不慌不忙地说："看来，这位朋友也是嬉皮士啰。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说到这里，周恩来亲切地对科恩说："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大厅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恩来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明显的立场，又合情合理，循循善诱，没有一点政治说教和强加于人的意思。白皮肤和黑皮肤的运动员围着周恩来倾心交谈，而记者们却都拼命往电报大楼奔去。当天和第二天，世界几乎所有的大报都登载了周恩来的这番谈话，美国人热烈地议论着这个新闻，但科恩的母亲却在加州威斯沃德的寓所里手捧报纸哭了起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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