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服膺儒家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左宗棠对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宋学和汉学则是褒贬不一的。他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尊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①他对汉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指出：“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②“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窥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匙，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③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之膏盲，而一以朱子为归”，以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④，并达到“入宋儒之堂奥”⑤的目标。

左宗棠所尊崇的宋学是宋儒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宋学产生和发展的大致脉胳是：北宋新王朝建立后，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以理学为名的新儒学。先有孙复、石介、胡瑗等“北宋三先生”首倡儒学，紧接着周敦颐提出太极图，邵雍发挥《周易》先天学，张载论气为万物本体，程颢、程颐兄弟大谈天理，以理为宇宙存在的根据。至此，游离孔子思想实际的新儒学体系基本完成，因为特别重视道或理，所以称为道学或理学。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所谓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颐的学说，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学说，建立了所谓陆王心学。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学说。①在理学几百年的发展史上，程朱派是主流派。②程朱理学具有理论创新和为统治者利用的双重效应。它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它作为由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学说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正统思想④，在宋、元、明三朝地位极尊。即使在清初出现了批判理学、复兴汉学的社会思潮，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界的正统地位仍旧保持。康熙皇帝即有崇奖朱学之举。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康熙皇帝还在《朱子大全序》中称赞朱熹道：“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清代仍当作士人必修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任何要想取得科甲功名的人不读此书是过不了关的，程朱理学对文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以“寒儒”自诩的左宗棠正是把程朱理学视为圭臬，在其一生中表现出对程朱理学是何等的顶礼膜拜。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紫阳学统，弟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九岁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①紫阳学统，即朱熹理学的学统。②左宗棠在少年时代，就深受朱熹学说的熏陶。稍后，左宗棠在家塾和亲戚的学塾中分别找到广西理学家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河南理学家张伯行的《正谊堂汇刻》，对此细心研读。左宗棠十九岁时考入长沙城南书院。该书院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列为湖南三大书院，均为理学阵地。朱熹曾讲学于岳麓书院，自然对湖南士子沿袭的尊奉程朱之学风有极深的影响。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受到了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被“诱以义理经世之学”③，左宗棠在书院也潜心“寻绎汉宋儒先遗书”。④左宗棠21岁时，于朋友“周铁樵裕梓案上，见正谊堂所刊儒先遗书十数种，中有清献陆先生《读朱随笔》一册，尝手钞以视贺侍御师及耦耕尚书”。①《读朱随笔》乃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研究《朱子大全》的著作，该书对朱子之书“摘其精蕴，分条纂录，而各加案语以申之”②，在清代素为尊奉理学者所重视。左宗棠将此书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当作珍品送给贺长龄（耦耕尚书）、贺熙龄（贺侍御师）阅看，以示他对恩师教诲的报答，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崇拜。左宗棠 26 岁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依据朱熹编撰的《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③左宗棠 48 岁入官后，不仅以义理之学相标榜，还在为官治所大量刊刻理学著述，希冀于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率楚军居江西婺源时，颇为自己能来到朱熹的故土而自豪。他说：“婺源为朱子阙里，夙称文献之邦。”④在婺源，他下令以程朱理学教谕百姓，并同理学家夏炘“论学甚欢”。夏炘记述道：“左公讲朱子之学，见余《述朱质疑》而善之。”⑤夏炘赠送给左宗棠“《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四种，刻本极精”，左宗棠把这些书转交给在湖南家乡的儿子“好为藏之”，表示“若我治军之暇尚有余力，当翻刻《小学》、《孝经》、《四书》、《近思录》四种以惠吾湘士人。”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以闽中为理学之邦，思有以“续闽学之绪”。闽学，即朱熹创立的理学学派，因朱熹大半生在福建讲学得名。清康熙朝理学家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 号清恪公，编有《正谊堂全书》，收入程朱学派之书 55 种 500 余卷，收录原则为“必须与程朱相合的话始行录入”。①左宗棠为自己能总督闽浙、莅官福建而自豪，认为这是他倡行闽学的大好时机，便在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正谊堂全书》。他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中指出：“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生之抚闽也，与漳浦蔡文勤公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版片蠹蛀无存矣。爱择省会文昌宫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②他还颁布了《正谊书局章程》，对刊刻《正谊堂全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校一过。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破蛀者补缀完善”③，以确保这套丛书的质量。该书从同治五年（1866年）开雕，至同治八年（1869年）竣工，成为宋儒理学著作之渊海。左宗棠为福州正谊书院写下联语，希望书院能培养更多的闽学后继者。

联语写道：

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

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①

左宗棠在为此联作的按语写道：“卅年前湘塾见正谊堂刻儒先书廿余种，心诚好之，以不得见全编为憾。持节来闽，访求清恪汇刻旧本，盖亦仅有存者。同治五年春，自粤班师回闽，开正谊堂书局，属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此绪闽学之绪也。工未半，复奉西征之命。临行，同学诸子请数语志诸楹间，遂书此示之，并以为别。”②左宗棠在任陕西总督期间，还根据不同省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推行他的主张。他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关学为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二程弟子认为关学来源于二程的洛学③，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④尊奉理学的左宗棠自然对张载的关学也倍加推崇。他在泾阳力主兴复学舍，即使“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畯”，也要“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⑤张载于儒家《六经》研究较深，关学即以此为特征。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①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民众“鲜明义理”的状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左宗棠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强调将崇正学的这篇韵文遍颁乡塾，“诚使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他引用了程、朱的话，指出：“程子尝言：‘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②

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敬信服的程度。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宗旨。 第一，理气论。

在中国哲学中，理和气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事物的条理、规律或准则，后者泛指一种细微的物质。程颖、程颐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①他们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不仅主张理在气先，还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而气则有生灭。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说，进一步认为理作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

“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②“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③同时，朱熹虽然也认为理气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他仍强调理本气末。可见，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实质上是理本体论，它的理论作用显然在于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封建统治效力的世界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法相通。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①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 第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核心环节。程颢、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②朱熹对此加以发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④因此，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宣扬“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⑤

程朱理学的理欲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人们放弃任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理”得以永存。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

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②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性与理。

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

“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③ 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即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 第四，“涵养须用敬”。

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①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穷理而致知。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

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②

左宗棠在教导儿子读书写字时说：“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程子作字最详审，云‘此即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③“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予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要者戒，亦所当知。”① 第五，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孔子提出“义然后取”和“见利思义”②的命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然而，董仲舒却对孔子义利观的本义予以篡改，宣扬“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二程和朱熹更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⑤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⑥

那么，本书传主是怎样样看待义利之辨的呢？左宗棠在青壮年居家时期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利义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天下员顶方趾之民无算数，要其归有二，日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日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己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

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谓名者哉”。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利。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艺一伎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十分吻合。

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

“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谓何？名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

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

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不妥的。

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去之利，等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

① 《南菁书院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4、295 页。

② 《〈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1 页。

③ 《陶文毅公节书冯定远〈杂录〉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8 页。

④ 《〈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1 页。

⑤ 《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50 页。

①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 382—383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阎韬：《孔子与儒家》，第 76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 2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第 549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①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5 页。

② 由于朱熹的父亲曾读书于安徽歙县的紫阳山，朱熹居住于福建崇安时题名书房为“紫阳书室”，朱熹因此被学界奉为紫阳先生，其学派为紫阳学派。

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④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①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1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 页。

⑤ ［清］夏炘：《景紫堂集·自订年谱》。

①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208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50 页。

③ 《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0 页。

① 《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1 页。

② 《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1 页。

③ 洛学力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学派。因二程长期在河南洛阳讲学而得名。

④ ［宋］杨时：《杨龟山集》，卷五。

⑤ 《泾阳绅士姚德禀捐建泾千学舍请书匾额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55 页。

① 《岷州吕牧恕禀请颁发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94—295 页。 ② 《黜异端以崇正学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68—571 页。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边书》，卷二。

②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

③ [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七八。

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⑤ 《答吴南屏》，《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八。

① 《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7 页。

② ［宋］程颢、程颐：《粹言》，卷二。

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

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⑤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①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九。

②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三。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二。

②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③ 《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8 页。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〇。

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2 页。

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65 页。

② 《论语·宪问》。

③ 《论语·述而》。

④ 《汉书·董仲舒传》。

⑤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一六。

⑥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五一。

① 《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244 页。

① 《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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