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户部尚书翁同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控制，专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长的规则。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一同赴日。翁同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 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生疏。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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