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轻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究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究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故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非凡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潇洒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潇洒，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奈地反刍昔日的时光。就李鸿章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几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牺牲自己去强求一种改变了。究竟，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和原动力，也缺乏来自于无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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