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慈禧任命奕为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辅佐之”，李鸿章才真正北上了。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衙门。天津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而直隶总督府则在保定。在一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一半时间在天津，一半时间在保定。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联军正在戒严，公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就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一个，则是与李鸿章一同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府。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公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轻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轻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专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 交通安全自由。听到这六项严重欺侮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时，李鸿章忍无可忍，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列强如同“虎狼群”的话。李鸿章再一次感受到自己作为战败国臣子的虚弱了，“弱国从来无外交”，自己哪是一个来议和的外交官呢，分明只是一头羊，闯进了虎视眈眈的虎狼之群。

　　从京城狼狈逃至山西，又从山西辗转逃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日日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这个精干但却不善审时度势的女人，晚年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遇上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虽然清国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完全可以避免，但既然发生了，李鸿章就必须尽心尽责地维持局面，并且还要消解联军的追究，维护慈禧的地位。这样的奴才真算是忠心无比，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李鸿章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由于事务繁杂，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清流派出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这样的态度，是张之洞一如既往的做派。张之洞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正确，但问题是，这样的正确，从来只能作为标榜，而不能解决问题。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李鸿章表示，假如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根本不可能打赢战争。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哪里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因为“议和大纲”此次没将慈禧列为祸首，洋人也让步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迅速地向李鸿章传达了旨意：“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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