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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

作者: 赵焰

后记(1)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轻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楚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假如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轻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考又极轻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专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暖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考,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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