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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档案揭秘

作者: 李国荣

第03节 顺治出家了吗(1)

关于顺治出家,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琇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宬(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黄色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黄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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