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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圆大劫难 作者: 伯纳.布立赛 第04章 巴黎、伦敦与北京
巴黎、伦敦与北京巴黎反响强烈 英法联军攻打中国大沽要塞吃了败仗的消息，直到1859年9月才传回欧洲。当时拿破仑三世及宫廷成员全在西南海滨名城比亚里茨；自1856 年以来，王室每年 9 月都在此行宫理政。 攻夺大沽炮台，法军投入兵力小，故法国方面的反应本应与参战程度相称，即“较小”。然而，事实上反应却很强烈。海军上尉巴吕发表《1860 年中国远征纪行》，一开头就不无夸张地写道：“长久以来，文明首次在我们所称的野蛮面前止步了。” 在巴黎，政府毫不犹豫地要对这一被视为侮辱的事件作出反应：法兰西国旗严重受辱，必须要予以报复。好战情绪占据了上风。巴吕还激昂地强调：“法兰西国旗的荣誉，以及我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强国地位为我们指明了行为准则。远征中国应坚定不移。” 自 9 月 17 日起，英驻法大使考利就询问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为了“给予清政府以应有的惩罚”并使英法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安全获得必要保证，法国皇帝陛下的意图如何，并将采取何种适当的部署。 9 月 24 日，华勒夫斯基伯爵致书法国驻上海代表布尔布隆说，“皇帝政府决定因中国如此明显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而给予应得的惩罚”。他本人正与英国政府协商，争取明年初春可以动手。这一决心，又因中国政府一直拒绝赔礼道歉而增强。 数周之后，10 月 17 日，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向皇帝呈送中国事件长篇备忘录。其中提及要求中国赔款，尤其要“夺占一块中国领土，供我国军舰和商船停留”，就像英国人在香港那样。在巴黎，对华交战原则似已确定。 公众舆论呢？起初，舆论倾向于赞同；其实，“远征”之事与他们并不相干，他们不过逗逗乐而已。第二帝国史学家奥克塔夫·奥布里指出，“人们一说起中国，便得出复杂而幼稚的概念，奇幻而可怕的想法：中国人似乎是由无数残忍而无主见的人组成的民族。”对于这种看法，即中国给予“民众截然不同的看法”，史学评论家安德烈·贝莱索解释道：一种看法是，中国古老而粗俗，曾很深奥，又显冷酷；城市臭气熏天，宫殿错综复杂，庙寺供奉着巨大的偶像。另一种印象是，滑稽可笑的人民，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在《嘲弄声》幽默杂志中，这两种印象交织于一幅漫画，即一个肥胖中国人，弓箭大刀全副武装，双手朝天高举，大声喊道：“我真遗憾发明火药！” 洛图尔则指出，“远征中国在欧洲遭到反对”，“伦敦老城和巴黎沙龙从我们两国所进行的战争中，看到了对一个善意的民族的罪恶侵略”。 第二帝国史学家塔克西尔·德洛尔对这次战争的必要性持十分保留的看法。他认为：“为恢复法国国旗的荣誉而进行新的远征，相当不受民众欢迎。事实上，法国在中国无任何重大利益要维护，无需进行任何征服行动。因为两国完全缺乏经常通商的基础。”1873 年，第二帝国垮台后不久，德洛尔曾是国民议会议员，故也是以政治人物身份作出反应的。为此，他更容易考虑这一问题：法国从1844年与中国所签的条约中究竟能得到何种利益。他解释说，俄国和美国都与中国保持着远比法中关系更为重要的关系；他们与中国和平相处。如果说英国与此不同，那是因为“它惯于手拿刀枪，向中国倾销鸦片”。 尽管如此，仅仅北京这个名字就令人魂牵梦绕。海军上尉巴吕以好战口吻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意图：“北京就是目标。以武力渡河，打开通道，夺取天津；签约不成，挺进北京，此系皇上钦示的计划，必定实现。”他还狂喜地声称：“我们要深入中华帝国，超越所走之路；远征的全部魅力，都因一个神奇字眼而引起：北京。” ＊ ＊ ＊ 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帕麦斯顿所用的非常英国式的辞令）的消息 11 个星期后才传到伦敦。人们对此的反应是对立的。普鲁斯和贺布两人那样做对吗？他们采取的是惟一可行的方式，或是相反——他们操之过急、甚至是轻率从事吗？他们该强行通过白河口吗？普鲁斯不应该采纳中国官员指定的经陆路去北京的方案吗？总之，问题和答案同样之多，使英国政界分裂，额尔金也认为贺布的行动完全像“疯子”。 不论对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回答是“是”或“不是”，英国舆论的最初反应和巴黎的一样，都要为英国旗在大沽炮台前遭受的侮辱复仇。不列颠军队在亚洲的声威需要付出这一代价。大英帝国的影响和商贸利益也如此！报刊大肆鼓噪，《泰晤士报》撰文叫喊：“英国要与法国一起，必要时甚至单独行动，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讲信义的乌合之众；要使欧洲人的名字从此在他们整个领土上成为令人敬畏（如果不是令人喜欢的话）的通行无阻的保障。”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已 75 岁，3 个月前再度执政）对于如何处置这一事件犹豫不决。初期，他似乎不准备采取极端手段。但他所要依靠的正是那些不赞成他过于谨慎的人。巴吕指出：“在英吉利这样的国家，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赞成对华干预，一种反对干预。” 帕麦斯顿致函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中国人对辱英表示后悔，比如派一支海军攻占北京。但同时，帕麦斯顿也希望，事情能不采取战争手段而得以解决。他不愿在世人面前被看成完全为某种可鄙的复仇心所驱使。他尤为担心的是，一旦军事干预，清朝皇帝往北撤离，以期待严冬驱逐入侵者。10 月 29 日，他又致书拉塞尔说：“此时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毁清朝皇宫，然后撤回战舰。”摧毁中国皇宫的主张，早已在泰晤士河两岸传播开了。 拉塞尔显得克制。英政府还希望避免向北京挺进，认为那样太大胆、太危险。在英国人看来，占领北京“将使联军陷入严重困境”。仅就财力而言，新的对华战争经费庞大，这迫使帕麦斯顿内阁，尤其财政廉·格莱斯顿三思而后行。 这些犹豫因素之外，还有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考虑。几年来，一场大起义，即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外来干预会不会加剧事态，并导致清王朝垮台呢？这种可能性将带来难以预料的种种后果。在随即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下，英国可能丧失通商利益（出于羞耻不提鸦片走私）……也将丧失茶叶供应！英国将缺茶叶吗？假设令人不安…… 拉塞尔讲了这样一个暗喻性故事：“某君子与鄙人商定协议，拟某日前去其家中确认。到了那天，我抄近路直奔此公住处。见路上插有小木桩，我便试着拔掉。就在此时，他从篱笆后面朝我开枪，打死我好几个随从。此系犯罪呢，或是可原谅的过失杀人？这便是我要问的问题。我得说，这属谋杀，应受严惩。” 拉塞尔于是征询前任克拉伦登的意见，克氏表示支持强硬路线。副外交大臣哈蒙德也持同样态度。起初，拉塞尔致书普鲁斯说，“出于人道考虑”，英政府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必进行攻占中华帝国京城的军事“远征”。但是，他要普鲁斯就批准《天津条约》向清朝皇帝发出最后通牒，同时要求赔礼道歉。拉塞尔还说，在等待中方答复期间，英政府抓紧部署，拟派出大型舰队将在季风转换期从印度赴华，并启碇北上。一旦遭到拒绝，便可发起陆路进攻。 英内阁希望和平并避免新的征战，这种态度延续时间不长。英国人清楚，他们将被迫以武力方式打开通往北京之路。事实上，普鲁斯从上海回复国内，他不相信中方会对最后通牒积极答复，更不会道歉。确实，从中国方面看，强硬路线占了上风。大沽出奇制胜使僧格林沁将军冲昏头脑，故不愿妥协，甚至认为“教训这伙好斗而贪婪的洋夷”的时候到了。 法国政府方面，一直认为对华战争不可避免。拿破仑三世承诺筹备更大的“远征”。法国人的决心使英国人朝战争方向倾斜。而在英军总司令剑桥公爵的心里，决不许法国人独自前往中国。对法方紧锣密鼓备战，帕麦斯顿也甚感不安，为了英国的“名誉”以及它在亚洲的声望，他认为英国的参与不能逊色于法国。正如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所言：“大沽炮台之辱，催化了英国的强硬路线。” 伦敦和巴黎，帕麦斯顿和拿破仑三世，一致同意联合发起对华军事“远征”。法英两国这次结盟并非理所当然。英国舆论一直对法国怀有一种混杂情绪，可谓蔑视与害怕交织在一起。诚然，1854 年—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两国结盟反对沙俄。那时，克拉伦登任外交大臣，曾就法国皇帝发表评论道：“随着对他了解的加深，我觉得他越来越好。”帕麦斯顿也对拿破仑三世的自由化思想颇为欣赏，称之为倡导自由化欧洲的惟一元首。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时为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甚至急不可耐地表示赞同。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绝大数舆论对此大为愤慨。帕麦斯顿与路易·拿破仑在伦敦结识，曾在家中接待过他，一直留有美好印象。 英国人还可以指望拿破仑三世的亲英情感，这种感情由来已久，甚为强烈，这首先起因于他个人对曾受英方殷勤接待感激不尽。1838 年，路易·拿破仑亲王曾移居伦敦。1840 年 8 月，他正是从英国出发，试图在布洛涅登陆。而 1846 年从阿姆堡越狱之后，他又去了伦敦，一直待到1848 年回国，并当选制宪会议成员。拿破仑三世在伦敦有许多朋友，始终保持交往。莎士比亚祖国的语言，他讲得非常流利，在此无须细说。 1855 年，拿破仑三世正式出访英国，大获成功。拿破仑一世的这位侄子，在“世敌”、“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①受到隆重接待。英国百姓热烈欢迎法国皇帝。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阿尔贝亲王很欣赏其魅力，女王对欧仁妮皇后关心备至。数月之后，即8月份，女王由丈夫及自己的哥哥姐姐（威尔士亲王和维多利亚公主）陪同，对拿破仑三世进行了回访。在法国访问期间，一切同样尽善尽美。10 天节庆之日，巴黎不惜代价搞好接待：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凡尔赛宫镜廊国宴，圣克卢宫演出，歌剧院大型晚会，市政厅舞会，参观为 1855 年世界博览会而建成的工业宫（即如今大小宫展览馆位置）等；最后还冒着夏日暴雨参观拿破仑一世墓，其象征意义令人叹为观止……女王后来致信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写道，她“非常高兴，快乐，备受关注”。对于拿破仑三世的个人魅力，女王继续大加赞扬：“无须故作姿态以博取好感，外表毫无引人之处，却有着难以置信的迷人魅力……” 然而 1859 年，时代变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又煽起了昔日的恩仇。1858 年 7 月 14 日，当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前往歌剧院时，3 颗炸弹投向宫廷车队；皇帝夫妇虽安然无恙，但 8 人当场被炸死，148 人受伤。主犯费利斯·奥西尼①，自称意大利爱国者，恨死了拿破仑三世，认为他背叛意大利事业。结果奥西尼被判处死刑，当即执行。 ①意大利烧炭党人，暗杀未遂事件在法国激起强烈的反英运动。 但是，案情调查显露，凶手在英国有同伙，炸弹系在伦敦制造。于是在巴黎，民族主义愤怒大爆发。报刊推波助澜，数千军官签名请愿书，恳求皇帝颁诏，到英国缉拿相关凶手！面对舆论压力，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向伦敦发出一个干巴巴的照会，要求修改英国关于外来难民立法。 出乎人们意料，帕麦斯顿对此采取和解姿态，甚至按这种意见拟了一份相关文件。但是，英国舆论是好斗争胜的。在野的托利党指责帕麦斯顿平时何其强硬，此时怎么竟然拜倒在“吃青蛙者”（英国人给法国人起的绰号）脚下。政府的有关法案已被下议院驳回，首相便向女王递交辞呈。拿破仑三世对此事件表示遗憾，责备请愿官员，召回被认为过于粗暴的驻英大使佩西尼，由佩利西埃元帅马拉科夫公爵取代，以示共同纪念克里米亚战争。双方决定事情到此为止。不过，法英联盟已深受损害，魅力中断。昔日积怨重新横亘于两国之间。伦敦甚至有人当真认为，拿破仑三世正在策划入侵英吉利！ 其次，自《天津条约》签署以来，欧洲时局有所改变。拿破仑三世的欧洲大陆政策不重视英国维持欧洲和平的考虑。英国人则不赞成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1859年 4 月底至 7 月初），怀疑第二帝国打着维护意大利统一名义所进行的解放之战，实际是要把半岛置于法兰西皮靴之下，以此来部分恢复拿破仑的辉煌时代。 数月之后，按 1860年 3 月 24 日《都灵条约》，意大利统一的代价是皮埃蒙特地区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英国人对此亦不给予好评。至于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值开凿初期），英国人更斜眼看待，觉得是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威胁。 而法国天主教徒则怀疑英国新教徒同情支持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因为太平军领导人声称信奉某种耶稣教。另外，拉芒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公众舆论，仍然把路易·菲利浦在位时首次达成的法英“友好协约”视为违情悖理的联盟。 不管怎样，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起码在中国事务上坚持与法国人继续合作。而且，他声言，这是遏制巴黎野心的最好办法。法国对处于变化中的印度支那垂涎三尺，英国人对此甚为不安。再者，他们害怕看到法国人仿效英国吞并香港而要求中国补偿，如要求割让长江口外的舟山群岛。1856 年初马赖神甫被处死后，法国人决意与中国人争吵；英国人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担心以传教士保护者自居的法国人，在已经有所流露的理想主义情绪驱使下，要对这一杀害加以报复。 不过，拿破仑三世本人并不愿做任何可能使英国人气恼的事情，特别在中国问题上更是这样。此外他想向欧洲表明，法英结盟依然充满活力。上层种种考虑，无不主张对中国进行干预。史学家拉戈斯从地缘政治角度作出这样的解释：“第二帝国处于过渡时期，它既看到旧大陆的残酷冲突仍在继续，又看到把后代人目光引向远东和远西的热忱正在诞生。” 的确，第二帝国时期可谓法国海外扩张时期。作为军事独裁制度，帝国必须满足其军队的需要，靠枪杆子追求声望。对那“远方诗歌般的想像力”，帝国不能无动于衷。遵循拿破仑传统，三世皇帝要放眼欧洲之外。其皇叔拿破仑一世的远东海市蜃楼，不正是中国吗？且看那句著名的预言：“当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震撼。” 据史学家高第无数次解释，法国在远东国家曾谋求其影响。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暹罗、交趾支那以及日本，法国政策都摇摆不定，缺乏连续性，因而一无所成。正当法国在交趾支那进行征服、殖民之时，绝对不能接受其在远东的声望有丝毫损害。 同时，拿破仑三世对法国经济利益始终牢记在心，绝不疏忽。正如英国政府一样，他也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总想进行可能的工业品出口。他也打算在华建立海军基地。其不可告人的想法，当然是要与已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站稳脚跟的英国作对。的确，在中国各口岸，人们只知道英国领事、英国旗和英语。与英国合作，既可遏制它，又可瓜分其利益。 然而，法国官方的决定性动机，却与英国的打算相去甚远。这可以说是海峡群岛、拉芒什海峡两岸思维方式差异意味深长的写照！英国人重物质利益，只想讲金钱、生意、出口和移居香港等等；法国人和拿破仑三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在回答什么是“天主教东征”。 作为天主教政体，第二帝国的确想安抚天主教保守派，因为后者对意大利政治局面重组中保留给罗马教廷的命运甚为担忧。拿破仑三世不会忘记教皇对“12 月 2 日政变”给予的“完全认同”。凭借军事行动帮助传教士在中国传布《圣经》，可以被看作极好的对内政策。皇帝本人对教务虽漠不关心，但希望天主教教士推动人们投他的票。何况欧仁妮皇后正热忱地支持着宗教利益。此外，正如1900年樊国梁主教所写的：“欧洲人不会因这一失败而罢手。” 在 1877 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法国陆军大臣朗东元帅把各方面的动机作了精辟的概括：“在孟加拉英商眼里，《南京条约》成了他们继续以麻醉品毒害中国人而获取千百万银两的手段。法国则要求加入与这些地区的诚信通商。法国对华贸易额可惜不大，但在中国有更高的利益，即派去传教士；他们尽管冒着各种危险，经受各式各样的困苦，终于在天朝各省甚至最偏远的地区建立起许多天主教区。这实属基督教文明事业，我们予以支持甚感光荣。” 《天津条约》签署后不久，僧格林沁即向皇帝呈送一份长奏章（西尼巴多·德·玛斯曾予引用），对天主教神甫们发展新信徒的热忱表示担心。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以下内容，大意是，外夷执意传教，诱骗愚蠢，归依氓民，扩建教堂……儒家弟子必遭轻视，如此则可憎的夷教定居上风，吾人终将沦为洋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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