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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圆大劫难 作者: 伯纳.布立赛 第07章 上海为基地
选中上海 埃里松首先注意到这一奇特之处：“对华战争尚未发动，但我方统帅却选上海为备战基地，即在中国大陆上，而不只是在属于英国人的香港。”另有个“奇怪”之处，他承认虽然知道要在华作战，却又不知道为何打仗…… 蒙托邦将军选定上海作为法国“远征”军的基地和临时司令部，原因在于上海的战略地位和易于进入；同时也因当地资源丰富和气候宜人。 在以后发动和进行的军事行动中，上海属于理想的中心点。英法联军拟在直隶湾登陆，上海是距那里最近的城市。而且，这里四季气候温和，没有北方那样寒冷，也不像南方那样炎热。另外，还可在此修理船只、建储煤库等。 上海虽没有北京和南京那样古老的历史，但很自豪属于文化传统深厚的江南地区。上海起源于一个小渔村，与北方的北京和南方的广州几乎等距离，直至 19 世纪中叶才成为一个河运大港。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所签的《南京条约》，使上海向西方贸易开放。此后，各色人等蜂拥而至。“谁会想到这个曾经肮脏不堪的地方竟然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而且被人称为“东方巴黎”？法国作家吕西安·博达这样问道。当然，最先到上海的是英国人，随之而来的有法国人、美国人等。 上海当时划分为租界，即租让给外国人使用的领土，外国人在此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地位。人们如今尚可高兴地参观的法租界，自黄浦江边向西延伸至很远的地方，两旁栽有梧桐树的淮海路，即原先的霞飞路从租界中穿过。法租界南邻（上海县）环形城墙，北接英国租界地。而英租界加上最外面的美国那块租界在内，1863年已成为最大的国际租界地。法国当时不愿与之并在一起。最初，法国租界地仅方圆 66 公顷，置于1847年来华的首任杰出总领事敏提尼主管下。尔后由其继任者之一的布尔布隆接替管理。 因此蒙托邦将军当然会把大本营设在法国租界地，并把备战所需的各机构部门全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在法租界住了好几个月，起初他对上海的印象并不好，最深的感受是“街道未铺石板，脏乱不堪，到处堆满城市垃圾，散发出使人恶心的气味。中国人大概对此都习以为常了吧！” 下船后不到半小时，埃里松就已到上海城郊闲逛了。初来乍到，得到的印象简直令他大倒胃口。如他所记：“进城前简单扫了一眼，不禁感到远离欧洲已两个来月了。城门上挂着五六个木笼子……里面放着一些被斩的中国人首级，样子奇形怪状得吓人，而且已不同程度腐烂。粗大的辫子从木笼子里垂挂下来，上面沾满凝固的血迹，使发辫变得亮晶晶的，招来一大群嗡嗡乱飞的苍蝇。” 与英美两国租界相比，法租界办公楼过于简朴，显得大为逊色。尤其法军参谋部的房屋很成问题。同住房宽敞的英租界相比，法租界很少有欧式住房。 1860 年上海只有一家法国大商行，即 1848 年开设的“雷米洋行”。因此，当蒙托邦将军在香港收到雷米先生这位慷慨的同胞的“亲切的建议”，即愿把他拥有的位于黄浦江畔的这幢华宅提供给他及其参谋部使用时，将军喜出望外，当即答复接受。 据埃里松记述，这家洋行由雷米先生在上海创建，以经销茶叶、瓷器、丝绸和纸张为主，“已经使其主人发了大财”。雷米先生住在伦敦，管理在华商行；而在上海的洋行则由其侄子史米特直接经营。“史米特先生以其叔父的名义在豪宅中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情绪总那么好，说起话来既诙谐又可靠。在蒙托邦将军于此度过的 6 个月时间里，他先后两次在自己家里想方设法使我们大家在上海的逗留愉快。他在这里已经住了10年了，就像地道的巴黎人了解歌剧院十字路口那样了解上海”。 更有甚者，史米特先生全心全意，把在华的经验提供给蒙托邦将军，有力地支持备战事项。可以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使军需部门节约了巨额经费。“总之，他表现出最爱国最忠诚的情操，帝国政府嘉奖他，向其叔父授予荣誉勋位十字奖章……” 1860 年 3 月 8 日，即蒙托邦将军抵达上海的前几天，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已向北京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该最后通牒是通过上海道台转交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何桂清的。法方最后通牒，内容词令与英方的相同，包括下列四条要求： （一）就大沽炮台事件正式道歉； （二）保证不给前来天津交换条约批准文书的法国全权使节及其在北京的逗留制造障碍； （三）中国政府应保证做好交换《天津条约》批准文书的准备； （四）缴付赔款。 最后通牒限清朝政府 30 天内予以答复。 一到上海，除诸多军需问题外，蒙托邦必须致力于解决困难的马匹问题，要从欧洲把马运来是不可想像的。他务必立刻找到 1200 匹战马，用以拖炮兵装置，运送弹药、物资和行李等。这决非易事。上海也不可能找到马匹，仅有的一些早已被英国人抢光了。况且，中国马个头太小，有的甚至比毛驴还矮小。切勿见笑，有规定说，只有至马肩隆高度达 1.30 米的才可称为马！ 于是，总司令任命了一个扩充军马委员会，由炮兵上校本茨曼和其子蒙托邦骑兵上尉负责。怀着带回必需的战马的希望，蒙托邦上尉前去日本，法国驻东京总领事杜舍纳·德贝勒库也伸出了援手。可是英国人早已捷足先登。另一方面，日本当局十分勉强，先出尽难题，然后才答应卖马去践踏中国土地。最后，沃舍和雷米 - 史米特两家（法国）商行与日方达成协议，法国为 1100 匹马付出了昂贵价钱（每匹 210 法郎，加运费 240 法郎，每匹总计 450 法郎）。 军需助理布隆多也被派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负责买马。他带回来数百匹套车用的马和一批马车。总之，这一后勤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延误了很长时间。英军对此指责不断。 蒙托邦将军同时抓后勤、财务、营地、医院、炮兵等事务部门的建立。但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照样存在法军在上海住房不足的问题。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身边所有人也都如此。抵沪数日后，蒙托邦获悉一个关于他本人的坏消息，即他失去了“远征”军海军指挥权，而由一位海军将领接替。他现在仅任“远征”军陆军司令了，这的确是个沉重打击，但是他尽量不显得沮丧。 蒙托邦是以对华“远征”军陆海军总司令并拥有外交全权的身份离开法国的。4 月初，从陆军大臣的一份急件中，他获悉自己失去了海军指挥权。同时，据 1860 年 2 月 4 日的军令，沙内少将出任中国海域法国海军司令；并已于当月 29 日从马赛上船，正在赴华途中。 这一任命给蒙托邦将军造成了尴尬的处境：海军少将和他平级，只不过他军龄略长，故位于对方之上……但是，陆军司令不再能对海军发号施令，只能向海军司令提出要求或请求。所以，他向陆军部长抱怨道：“我只能请求、催促，但指挥不了！” 蒙托邦职权缩小，大概与英国人有关，因为他们陆海军指挥权是分开的。照埃里松的说法，在英国人看来，法国将军因其职衔和拥有的权力而显得过分强大，不易支配。但在这一问题上尤其要看到海军将领们的作用，因为他们从来不接受听命于陆军将领的做法。如海军上尉巴吕就非常看重其军种的特权；他虽说承认“远征”军权力集中肯定大有益处，尤其在远离宗主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又强调海军在对华征战中的基本作用，因此其结论是，“一切将使陆海军的指挥权分开”。另外，他还解释说，拿破仑三世不愿让法国海军将领处于英军同行之下。 指挥权的这一新划分对后来事件的发展至关重要。蒙托邦将军不再指挥海军，从此必须协调和海军将领的关系。依埃里松之见，这一新局面，弊多利少：本来写两三行字即可承办之事，现在“要恳求人家、协商、说服才能办成。简直白费时间和精力。沙内少将是很正直的人，但毕竟是海军将领，脑子里始终有这种思想——陆军长官对海事一窍不通”。 面对这些复杂而可能出现冲突的局面，蒙托邦不断向陆军部长申诉。他保证始终忠于职守，把个人问题搁置一边，而且坚信海军少将也会那样做。但他指出“我们双方的关系和所接受的命令的性质本身，可能导致对这些命令持不同的理解”。 4 月 18 日，蒙托邦将军与沙内少将首次晤面。少将是个有名望的海员，为人耿直，十分随和。此外，他对中国诸海了如指掌。看来蒙将军运气不好……沙内少将以“欧仁妮皇后”号驱逐舰为旗舰，参谋长是罗丰·德拉德巴上校，下辖巴热（已取代里戈任交趾支那海军统帅）和卜罗德两准将。 蒙托邦曾经提出统一指挥权，并以此作为他接受“远征”军统帅一职的先决条件。可以想像，对肩负这一使命，他或许会感到遗憾。但身为严守军纪的战士，他绝对服从命令。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如果我对个人的自尊心不加克制，那势必会影响远征的成功。” 不过，对华“远征”军统帅毕竟是统帅，他必须继续履行使命。他责成卜罗德海军准将对北直隶，即直隶湾进行新的侦察，为今后登陆作好准备。他发现太平军的威胁可能会使华北军事对抗复杂化。上海道台派人请问蒙托邦将军可否派其部队占领通往法国租界的城门。对这种奇怪做法，他甚为诧异：“本人是来上海筹划打击清政府的，却竟然受请充当这个政府的捍卫者，以对付其内部敌人。” 将军改组了与本国进行通讯联络的系统；兴修了一个教堂、一座医院，后者是他一直大力倡导的。这座临时战地医院设在遣使会教团附近，并得到该会支持，不久便拥有两百余张病床。布尔布隆夫人为医院落成剪彩，并任战时主管，负责一切人道事务。后来，上海军医院提供了巨大医疗服务，救治了由医疗舰从舟山群岛和直隶湾送来的许多伤病员。1862 年 6 月“远征”军结束使命撤离回国后，这座临时医院改为常设医院，划归海军主管，是法租界较为出名的机构。 蒙托邦将军用少有的闲暇时间和下属军官们到骑兵经常聚会的跑马场去骑马散心。他也出席布尔布隆夫人举办的招待会，像所有人一样夸赞女主人的优雅和聪慧。 他还要求耶稣会和遣使会的神甫们利用各自的途径了解大沽炮台的情况。他再次研究对舟山群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他更多考虑把直隶湾南部的芝罘半岛当作联军登陆前的临时聚集点。4 月底，收到冉曼准将当月 3 日从新加坡发来的快信，带来了关于法军舰队情况的令人放心的消息，参谋部大大松了口气。至于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则带着其夫人……及大提琴，乘坐“格拉纳达”号于 4 月初抵达上海。 不出所料，英法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 3 月 8 日呈递中国皇帝的最后通牒，于 4 月 8 日遭到拒绝。当然是皇家口吻！中方在答复中，试图分化联军，把前一年 6 月事件的全部责任归罪英国。既拒绝对大沽炮台发生的事件道歉，也拒绝法国提出的赔款要求，同时提醒英法联军注意再次攻打大沽炮台将会带来的后果。中方还认为，提出让西方使节常驻京城的要求是“不顺从而荒谬的表现”。 面对中方的拒绝，而且其口吻“如此不能令人接受”，英法双方于 4月14日在普鲁斯住处开会。出席的有两国公使、蒙托邦和格兰特两将军、巴热和琼斯准将（后者代表正在香港的贺布上将）。立即封锁华北海岸的主张被排除了，因为这一措施达不到使北京闹饥荒的目的，还会损害外国商业利益。相反，攻占舟山群岛则被定了下来。 拒绝英法最后通牒，即使暂不导致正式宣战（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正式宣战，正如 1840 年鸦片战争那样），起码标志着对抗的开始。普鲁斯和布尔布隆联合起草了回复北京的信件，表示将由双方陆海军司令们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中国政府遵守承诺，向英法两国给予应有的赔偿”。 因此，要由联军将领通过武力，继续争取两国外交官未能达到的一切。法国驻上海使团一等秘书哥士奇 4 月 22 日写道：“犹豫不决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该大炮来说话了。归根结底，大炮才是这漫长而艰巨谈判的有力的外交官。” 任命沙内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并不是蒙托邦将军痛苦的结束。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将作为特使前来中国，负责军事行动结束后重新与中国人谈判议和事宜。听到这一消息，人们可以想像将军又会沮丧、心酸到何种程度。日趋严峻的局势，促使伦敦和巴黎决定把军权与外交权分开。而蒙托邦不明白的是，既然布尔布隆和普鲁斯已在任，又在现场，再派葛罗来华有何用处，额尔金也一样，有何必要！他认为，法国驻上海公使十分“卖力”地支持国家的事业及利益，普鲁斯也同样如此。 随着葛罗的到来，蒙托邦将军作为军事统帅的职权逐渐丧失，他从此再也不能独自决定法方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或结束了。而且如埃里松所言，“这位特使是葛罗男爵；而葛罗男爵尽管是地道的法国人，而且非常爱国，却是英国特使的知己，如果不说是附庸的话”。在他看来，面对额尔金，葛罗份量不足，“额尔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物，十分精明的外交家，拥有王国所授全权。他在中国待过，非常了解天朝，中国人也熟悉他。代表法国与他配合的外交官使命艰巨，本该要更年轻一些的人，非常熟悉事务，精力充沛，既刚毅坚强又诡计多端……而葛罗男爵从业生涯行将终止，可谓为国尽职，功勋卓著。他也在中国住过，正好与额尔金常在一起，惯于把后者视为良师、益友和领路人。他年老体衰，再加上他的老关系，这使他在神气活现、由将领们骑马同行的那个大老爷旁边只起无足轻重的作用，并只得坐轿子跟在后面。” 埃里松因爱戴蒙托邦将军，故对葛罗男爵严厉看待，甚至极不公正。其实，葛罗特使是个非常正派的人，足智多谋，精明强干，而且为人谦逊。决策时刻，他决不会取代蒙托邦将军。相反，他经常争取蒙托邦的支持，以对付英方的傲慢做法。在这方面，蒙托邦将军大概算走运……尽管如此，将军还是觉得受骗似的。 布尔布隆公使也同样感到心酸。因为正如高第所指出的：“自葛罗男爵离任以来，他一直在领导处理那些棘手的事务，如今他得经受被吊销这种领导权的屈辱。”在致外交大臣的一封快信中，布尔布隆并非不带抱怨情绪地表示，他“注意到两国政府意在再派《天津条约》签字专使，重掌两年前他们如此令人遗憾地留下的未尽事务”。 关于再次任用两位特使的重要性，布隆戴尔将军这样强调说：“重派这两位人物前来，已使这次远征的特点有所改变，变得外交重于军事。”他还透露，甚至有过考虑，一旦蒙托邦对自己职权缩小极不正确地看待，那就提请由冉曼将军取而代之。 法国“远征”部队经过数月海上航行，开始陆续抵华，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全都良好。1860 年 5 月 1 日，两艘运输舰“敢闯”号和“加龙河”号，在吴淞口抛锚。法“远征”军副统帅冉曼将军及同行的第 101团千余官兵踏上中国土地。埃里松写道：“我军将士经受住远航考验，可钦可佩。他们安全抵华，身心状态良好，像燕雀般快活，准备捉弄并打垮中国人。”航海中只有 33 个战士死于伤寒症、败血病或天花。 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行动可以展开了。占领舟山群岛将是交战第一幕。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经攻占这一战略要冲，用作军需供应基地。英法都对舟山群岛垂涎三尺，他们竞相前去，是为阻止对方独吞……法国人是为了到一到场，暂时只把它当作一个据点，以保卫进入长江和上海的通道，同时作为休整基地。 4 月 18 日，英军派出 2000 人马，从香港启程，由格兰特将军亲自率领前来。法军仅派出 20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由巴热准将带领从广州赶来。简直是普通的军事训练。4 月 24 日，联军竟然未放一枪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舟山首府定海。其实，清朝地方官因有 1840 年的经历，已被这次英法炫耀武力所震慑。 占领定海导致联军之间发生了一个象征性的生动事件。在俯视该城的丘陵山顶有座炮台，竖有两根明显可见的旗杆，而一根比另一根高。法军士兵抢先上去，把三色国旗升到最高的旗杆上！随后英军士兵经过努力，好不容易找到一根更高的木杆勇敢地挂上英国米字国旗。格兰特将军讲述这一故事时指出，这纯系联军之间逗逗乐而已。但法国人却不那么看，他们一直在找更高的旗杆飘扬国旗呢！旗杆小争执到此作罢！ 蒙托邦想让卜罗德准将留守舟山，因其级别可以镇住英军，英军在那里派驻了一位上校旅长。但这一考虑遭到沙内少将拒绝。蒙托邦只好屈从，苦涩滋味可想而知。高级官员美理登男爵本已被任命为特派员，但不久被召回参加华北之战。他确是宝贵人才，操一口流利汉语，很多场合需要他少有的翻译才干。5 月初，蒙托邦将军前去定海视察，受到巴热准将迎接，他一路夸赞巴热足智多谋，处事谨慎。马狄良（马丹·德帕利埃尔）上校被任命为驻岛法军指挥官，受英军旅长里维指挥。 不久，马狄良上校得到增援，向海盗发起清剿；海盗中有个臭名昭著的英籍水手，中国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大概叫“福鸡汤”（Fokie Tom）。这个大海盗及其美貌的马来亚夫人被俘，其 26 艘帆船被缴获，另有 6 艘烧毁。但英国人却含沙射影地说，船上许多海盗帮凶得以逃脱，是因为法国人的过失。 蒙托邦将军回到上海，很高兴看到运送部队和作战物资的船只陆续抵达吴淞口，其中有 5 月 19 日抛锚的“山林女仙”号，柯利诺将军就在船上。然而在上海，也有两个坏消息传到法国人耳朵里。一是“伊塞尔”号在台湾海峡对岸厦门港沉没，一是“快帆皇后”号失火。 “伊塞尔”号 12 月 9 日离开土伦，运有部分野战医院设备和营地物资，特别是 88 箱炮兵用的马具等。当听到法军船只在厦门出事时，参谋长施密茨中校因拜访贺布上将而在香港，并不知详情。于是，施密茨赶往厦门，只见“伊塞尔”号船首朝天，船尾沉海。他曾写道：“没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这艘漂亮船只的后部全沉入水里，直至发动机烟囱，好凄惨的景象！由于涨潮浪急，所有船舱全都涌进海水，舱内物品与各种碎片残屑飘在水上，甲板已完全掀掉。只有等退潮后才能下到舱底干活。” 施密茨中校下令把淹在船底的马笼头、鞍辔、胸带等皮具一一捡起，放进盛满烫油的大盆里，进行抢救性清洗。尔后，炮兵在上海接收这些马具，加以晒干、上油，并修理，使之全部复原。埃里松概括说：“没有大炮难以征战；没有马具，便无大炮。”米特雷西也指出：“抢救炮兵马具，方使对华征战得以进行；若失去这批军需，则将延误征战。”而“伊塞尔”号运送的 400 吨大炮火药，显然损失了。 继“伊塞尔”号在厦门沉没后，6 月中旬又传来使法军参谋部痛上加痛的不幸消息：“快帆皇后”号因起火在澳门岸边失事。这是一艘漂亮的运输船，租来的帆船。于元旦那天启程，主要运送工兵和炮兵，船侧装有替换衣服和宿营物资，特别是野战医院用品（可收治 500 病人的医院及兽医用品）。事故原因完全系不慎失火：负责分酒的管理员下到贮藏室时，不提合乎规定的马灯，而是手举一根蜡烛，于是引起火灾。大家全力以赴，千方百计灭火，未能奏效。眼见灭火无望，船长于是紧急把船驶至澳门附近搁浅。全部物资焚毁，但船上 450 名官兵则全部安全撤离。 蒙托邦将军随即致书巴黎，要求紧急运来替用军需、人用及兽用药品、过冬衣服和鞋袜等。 英军方面，只损失了一艘运输船，即那艘漂亮的、在香港水域触礁沉没的“援助”号。 法军统帅蒙托邦也获悉太平天国起义令人局促不安的消息，临近上海的几座城市已在太平军和清军之间几易其手。太平军攻占了扬州、无锡等丝绸产地，这些丝绸是出口欧洲的；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另一丝绸之都——美丽又富庶的苏州受到了威胁，5 月 24 日连遭双方军队的抢劫与火烧！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清军名将僧格林沁，因受兵勇逃跑之累而显得束手无策。这位名将，联军不久就要在华北与他遭遇了……在上海，人心惶惶。该诚聚集的财富只会引起强盗的垂涎；加之太平军就要打来的消息四起，全城恐慌情绪大增。因此，尽管采取了防范措施，百姓还是竞相逃往黄浦江对岸，或躲在帆船上而且把贵重衣物也堆放在船上，蒙托邦惊讶地说，“如此场面，从未见过”。埃里松补充道，上海许多市民还躲进欧洲国家租界地，“甚至要求这些来华攻打他们皇帝的士兵的保护”。 除外国租界地外，上海简直成了一座空城。然而，倒霉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依然可怜地躲在里面。上海道台则向英法公使恳求西方援助，以试图避免曾在杭州发生的抢劫和屠杀。作为代价，蒙托邦要他在城北法租界对面开一道新的城门，以方便法租界与上海发展通商关系。这种要求过去一直被中方回绝，这次终于被接受了。此门由道台衙门出钱兴建，后取名蒙托邦门。 吴淞口基地及其众多仓库与煤场同样面临威胁。上海道台也来求法国海军的保护。在上海，英法俄美等国采取严密措施保护租界地。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们任命两名高级指挥官负责保卫上海及其洋行。一位是加斯科瓦涅上校，带领 900 名英军士兵；另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的法布尔上校，带领 300 名法军士兵，两支部队驻守在原地，另外还组建民兵队。位于城外的徐家汇天主教传教会目标太明显，因此备受保护。渐渐地，一种暂时的平静出现了，暂时平静！ 对上海市民因太平军逼进而产生的惶恐情绪，布尔布隆公使夫人卡特琳曾作过十分生动的描述。 5 月份，法国军队继续抵达吴淞港，并依然留在舰上。他们已在海上远航数月，本希望一抵华就下船到陆地上宿营。可是，无法实现。照医疗队队长卡斯塔诺医生的看法，这样做自有缘由，即“我们受到一种人所皆知的疾病的残酷折磨，而且只能怀疑大概受了天朝人中的某些影响”。 卡斯塔诺大夫想说的是梅毒，“这在中国，系特别令人厌恶、极为严重的病症”。他认为，“让我们士兵与当地人接触，等于眼睁睁看着他们全都住进医院。事实上，令人担心的是，面对极易接近的华人女子，远航半年、成天吃船上刺激性食物而无所释放的士兵，一下船便会把军纪忘得一干二净”。① ①这里所说的 “华人女子”，实际上是指娼妓，因为中国女子通常都是谨慎、克制和持重的。 这种情况不利于健康，因此不能持久。于是，法军陆海军将领想去直隶湾找个登陆的好地方。卜罗德准将派人去侦察了一番，胶东半岛芝罘（今烟台一带），看来将是法军集聚的最佳基地。此地距最终登陆点（尚待确定）很近，具有天然屏障，令人感到舒适，供水充足，非常适宜安营扎寨。沙内少将和蒙托邦将军一致同意尽快驻扎芝罘。不过，为了协调行动，尚须征得英军赞成。 法国“远征”军陆海军两司令的参谋长施密茨中校和海军上校罗丰同往香港，拜会英军两司令格兰特将军和贺布海军上将。双方 5 月 20 日工作会议进行顺利。会议决定，采取行动之前，两军各自集结于用作军事基地的两个地方。这样，法军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前往宽阔的直隶湾南入口处的芝罘完善备战，而英军则开到直隶湾另一侧的大连湾集结。两军聚集地相距仅 80 海里，而且有利的是，与白河口同等距离，即 200海里。 蒙托邦将军前去吴淞口视察仍在船上的部队，向他们宣布即将开拔的消息。卡斯塔诺医生欣喜地写道：“士兵们已到了原先料想的远航的极限，担心在地球上最单调的港口之一长期呆下去，全都愁容满面，忧心忡忡。当得知登陆地点刚已确定，而且就要前往那里，无不兴高采烈。”冉曼将军率部启程。 柯利诺将军向上海告别。行前，他特地游览“最典雅的公园”（现为城中闻名的“豫园”），而且还在“两个年轻的快乐之友”——即公使馆秘书韦努耶及一名译员的陪同下，身着中装，去逛夜景。对这梦幻般的夜上海，尤其是那些奢华的寻欢作乐之处、奇特的伤风败俗的场所以及鸦片烟馆，他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 6 月 6 日，法军舰只驶抵芝罘。士兵们将在这里停留 7 周左右。那里锚地呈圆弓形，相当可靠，位于山东半岛东北边。山东堪为文化灿烂的省份，以孔子和孟子的故里而闻名于世。首批登陆部队一上岸，不禁齐声高呼“皇上万岁！” 德拉格朗热喊道：“法兰西国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轻步兵竞相快步爬上山丘，安营扎寨。不过，在烟台漂亮沙滩附近的村庄，一些法军士兵的放纵行动立即受到惩处。 巴吕写道：“尽管有些横行霸道之举，但中国人看见法国人到来并不在乎，而且肯定毫无恐惧感。”随着信任感的确立，又为利益所驱使，一些中国人很快开起供应充足的农贸市场，时鲜的蔬菜水果，猪禽鱼蛋，甚至野味，应有尽有，老顾客们慷慨付钱。对当时的生动场面，巴赞库尔这样描述道：“中国人与我们的士兵，尽管各说各的语言，彼此却全都能领会意思。所有交易全凭手势。看着这类地摊小贩们如此快速地讨价还价，的确是件好奇的事儿。相互明白多少，领会多少，其实无所谓。”英国随军医生芮尼也去过现场，认为中国商贩会讲一些汉语法语混在一起的话，他把这种语言称为 “鸽子法语”（Pigeon-french）。 此外，营地也令人满意。军需助理杜比负责后勤管理，一个宽敞的野战医院落成，“这个真正顺应天意的地方”使卡斯塔诺队长喜出望外。在芝罘，一切尽有，十分富足。饮水优质，空气有益健康，因受海风影响，天热时气温 20℃至 30℃，十分惬意。 整个 6 月，登陆准备一直持续着，炮兵和工兵仓库业已建好。作战物资和山炮等不断运来，就等马匹了……十来门拆卸后从法国运来的平底炮艇已经组装完毕，并配有36 度有膛线炮。在离祖国如此遥远之处建起这个法兰西小小一角，生活安顿下来，过得宁静而舒适。埃里松形容道：“溪流沿岸，留小胡子的‘洗衣妇’们，正在擦肥皂，捶衣服。” 6 月间，1000 来匹战马终于从日本运抵吴淞口。看来日本小公马确实不喜欢海，横渡之中，死了不少。对此，杜潘上校大发雷霆。法军运输手段本已有限，损失这些宝贵的马匹，实为严重。他批评“法国政府过分精打细算”、“强调节俭”，只租帆船运送战马，而不租费用虽贵但速度快得多的火轮。他还指出，人所共知，没有比微小节约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的了。他还指出，小节省、大破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谈到节约，格兰特将军讲了一件事。他听说法军需要炮兵马匹，便向同僚蒙托邦出让在上海弄到的 170 匹很好的小型马。蒙托邦起初很愿意接受，后来却只得放弃，因其参谋部持保留意见，认为这批马要价太高。格兰特正确地补充道，这种微小节约将使法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延误。法国人确实应该为拒绝盟友的建议而遗憾。 来自日本的马匹到岸时状态相当差。海上航行使它们变得狂暴，以致把帆船货舱所有隔板全都冲破，在里面乱跑！把它们弄上岸来并非易事。接收马匹的炮兵们却很快活。一些人在将马从船上赶入水里之前就“像在南美洲潘帕斯草原上那样”去套它……以致他们自己也游着爬上岸。另一些炮兵，对于这种奇特的卸货方式感到快活，等着降住马、拴住马。可是，这些勇猛的日本马已成野马，相互争斗，到处乱咬，不让人接近……大家对降服这些马匹失去了信心。 然而，本茨曼上校的士兵们创造了奇迹。绝大部分日本马终被驯服，仅有少数不可制服的被送去屠宰。驯服的日本马，加上从马尼拉买来的马匹，最后全都按预期目标派上用场。人们尽可能早地将其运到芝罘基地，不过，还是迟了一些。 法军备战迟缓影响了开战，而且这一问题在整个征战过程中始终存在。法国人自有其托词，如部队全部来自本国，缺乏可提供资源的行动基地（如英国人有印度、开普敦和香港等），2 艘军舰失事沉没，缺乏炮兵和运输所需的马匹等。但是时间紧迫，军事行动至迟务必于 10月底结束。如果联军要在直隶湾不冰封前重新上船撤离，那么务必在 11月中旬前进行。华北冬天格外寒冷，联军司令官们对此十分清楚。 万一战事因诸多原因而旷日持久，那只能让部队留在华北过冬，如在天津。但这会带来种种麻烦，种种可想而知的问题和危险。且不说官兵们的不满，因为他们没有谁想在当地过冬。若待来年春天再打仗，就会遭遇恢复元气的清军。可以说，在这种特定场合下，对华“远征” 可能会灾难性地结束。 关于这一切，联军一目了然。特别是法军参谋部对1812年俄国之战记忆犹新……蒙托邦曾不断强调不能在这里重蹈在莫斯科的覆辙，哪怕规模较之略小！联军将领们也清楚，清廷将尽全力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争取时间，以把英法部队拖住，迫使他们就地过冬。 法军动作严重迟缓，英军有理由为之担心。他们自 6 月中旬以来就已准备就绪，并认为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数周好天气已经白白错过了。对于法国人一再要求的延期，英国人在“远征”记叙中可以说讽刺、嘲笑、生气、愤怒与焦急不安兼而有之。他们认为，法国盟友总那样不守时，不是认真办事的人！ 6 月 18 日，英法联军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格兰特和蒙托邦将军、海军上将贺布和沙内，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公使，以及双方联络官弗利上校和雷布尔指挥官等。会议主要商议联军部队登陆的准备事项，此系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步和首要阶段。但是，在何处、何时登陆呢？蒙托邦宣布，法军打算在白河南侧登陆，并沿河而上直至大沽炮台。 格兰特认为法军的登陆计划太冒险，强调在无停泊处的海岸登陆困难很大。他还指出，法军步兵会面临听任清军骑兵摆布的危险。因此，他提议在白河之北登陆，那里海水深，利于舰队停靠，而且可夺取北塘镇，使之变成今后作战的基地。他还建议，法军从后面攻打大沽炮台，并断言炮台抵抗一阵即会陷落。 但法军主帅坚持自己的立场。很明显，他想单独行动，私下的算盘无疑是要单枪匹马夺取大沽炮台以独得最大的荣誉。当然，也是全为法兰西帝国争光！因此蒙托邦提议联军行动按此方案进行：“各自为战，各负其责。”格兰特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既可完全自由地按自己的方式作战，又不受法国人拖累，他何乐而不为。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足以办到这一切。何况，他想心满意足地看到盟军自食其果呢！ 然而，听到蒙托邦声明7月15日之前不准备开战，格兰特十分不满，因为他希望 7 月 1 号起开始动手。他担心碰到雨季，路面被淹，妨碍部队行进。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同样别无选择。有训令约束他，必须与法军联合行动，因此必须“耐心”等待。 于是，英法联军决定分头登陆，地点各异。英军于白河北侧 8 海里之处，法军于南侧 12 海里之处登陆，随后同时向大沽炮台进发，最后在那里会师。卜罗德准将侦察地形后得出结论，靠近白河南侧的海岸登陆相当困难，但依然可能。而最后的侦察仍须由法军完成。 蒙托邦将军前去看望6 月28 日刚到的葛罗男爵。男爵经历了一次变故频发的远航后显得颇为狼狈。他乘的船在锡兰触礁沉没，这对他这样年高体衰的人确实是个考验。“他简直像个被抢得精光的人，垂头丧气地到了中国”，埃里松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 葛罗一到上海，便发现满城空巷，因为尽管这个城依然受英法军队保护，市民却因已控制全省的太平军的逼近而吓跑了。继蒙托邦和埃里松之后，他也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汇报了这种令他震惊的反常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叛军已兵临城下。市民惶恐万状，纷纷要求我们的保护。因而我们可能将陷入这种奇怪的处境，即在南方我们要维护中国皇帝，而在北方则要打击他。在这个奇怪的国家，一切都不正常！”但他表示，反对联军在上海城外攻打太平军。 鉴于清朝当局正式回绝英法最后通牒之后又一直沉默，葛罗便很快采纳了联军将领们制定的军事打击计划。其中包括： （一）从后面攻打大沽炮台（以免重犯去年的严重错误），并夺取之； （二）占领炮台后即应恢复白河口至天津的航运。随后拿下天津城，使之成为联军部队集合处与巩固的作战基地，并保持与各自舰队的联系； （三）在联军威逼之下，迫使清朝政府再开放一些口岸。 不过，在葛罗看来，发起军事行动已刻不容缓，因为再往后拖延，天气就要冷了，而且英军对法军动作迟缓不耐烦了。他已在天津两年前住过的“衙门”设了使团处。 这便是葛罗在其《黄皮书日记》中的联军行动计划。不过他曾表示，担心出现一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即清朝皇帝出走关外。故他主张打到天津即停下来；后来他对额尔金说，停在天津，“威胁比攻打更厉害”。 布尔布隆公使把外交档案移交给葛罗特使，后者决定把二等秘书韦努耶带走，而让一等秘书哥士奇伯爵与布尔布隆一起留在上海。但他正等着从香港来的另一位通译艾氏神甫。 离上海赴芝罘前，法国人结识了俄国驻京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他正好乘护卫舰从直隶湾来沪。俄国因与中国一直有通商关系，故已在北京设有使团，挂俄国旗，着欧式服饰。可以说，尼古拉·伊格那替叶福是惟一以沙皇驻大清使节身份获准驻京的欧洲人。获悉英法联军抵华的消息后，他把一个宗教和科学使团留在北京，自己由几位副官和专员陪同，来到上海。 肯定是误会，英国人怀疑是他导致了他们一年前攻打大沽炮台的失败，故一度把他排斥在外。伊公使自然转向法国人，况且他还操一口流利的法语。英国报刊为替英军大沽要塞惨败辩解，确曾散布流言，说什么中国防卫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俄国军事教官出主意的结果，俄国以此报了塞瓦斯托波尔一箭之仇…… 俄国公使告诉哥士奇伯爵说，他曾劝告清政府适可而止，并向其阐明了其行为的过分之处，但没有成功。他说清政府中主战派完全占据上风。更何况僧格林沁作为军事统帅坚决要打，借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因此，他建议英法联军狠狠攻打大沽炮台，以便挫败清廷主战派。除提供了关于皇帝近臣及清军军事统帅的有益情报外，俄公使还详细地介绍了大沽炮台的设防情况，火力配备和兵力位置等。同时，他建议蒙托邦将军在大沽北面登陆，并赠送了他亲自绘成的宝贵的北京地图。 布尔布隆同样佩服这位俄国将军外交官的品格，待人亲切、谈吐率直。他从其身上看到了“他那个阶级的俄罗斯人那种与生俱来的礼貌谦恭和讨人喜欢的外交手腕”的表现。据布尔布隆说，伊将军告诉他，在所有他与之打交道的中亚地区各国政府中，他“尚未发现在履行承诺时有谁比得上北京政府更狡猾奸诈，口是心非，言而无信。而这一切，是他到北京任职 10 个月中，从北京政府身上感受到或是观察到的”。依他之见，“唯有以武力严厉教训一下”，才能促使这个“自命不凡、惯于欺骗”的政府放弃老一套做法，承认与欧洲国家的平等关系。 不过，伊格那替叶福劝告英法联军避免“打击过分严厉”，如果占领北京，那样会导致清朝垮台，使中国陷入有害西方商业利益的无政府状态。他尤其提醒他们不要在中国人面前显得有分歧；人家巴不得他们如此，以分而治之。 尽管一些将领对伊公使存有戒心，但他出的主意毕竟很宝贵，是对联军利益友好的表示。俄国公使还将去芝罘拜会蒙托邦将军。鉴于处在中立观察员地位（起码理论上如此），俄公使在北京起着重要的顾问作用，直至“远征”结束始终如此。显然，这种态度有利于他为本国捞取巨大的好处…… 在此期间，据圣彼得堡内阁的旨意，伊格那替叶福向法国人表示，身为“和平见证者”，可随时提供“外交帮助”。他声称，既对大清持“完全谨慎”的态度，又“真诚同情”杜伊勒利宫和圣詹姆斯宫两内阁的目标，即促使清朝政府遵守已签订的条约，消除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壁垒，在幅员辽阔物产富饶的这个国度扩大对外通商关系，给予传教士以有效保护，并为基督教发展提供方便。 俄国公使还表示，他感到遗憾的是，清朝政府至今仍蛮不讲理，对英法列强的要求不予理会。但他解释道，可惜去年发生的事件使事态有所改变。因而“清廷高官才更加顽固不化，根本看不清已面临灭顶之灾”。这便是伊格那替叶福深思熟虑的分析。总之，他装出一副英法联军盟友的样子，保证要将有关看法告知北京朝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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