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多年间，中外政治关系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英国侵略者图谋强入广州、福州城和因此引起的这两地人民的反入城斗争。

南京条约订立之后英国提出进广州和福州城的要求，两地人民纷纷抗议，展开了反入城的斗争，反映出当地人民反对英国强订不平等条约的义愤。当时广州和福州最繁盛的商业区都在城外，而且中外贸易在广州城外商业区进行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英国人不进城，一样可以在城外进行通商贸易，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但是英国侵略者认为入城问题是一个直接影响到他们所谓“政治威信”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虽然在鸦片战争中用武力屈服了清朝统治者，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如果广州、福州的入城要求由于当地人民的反对而放弃，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示弱”的行为，结果会更加鼓舞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中国人民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迫使侵略者收回已经提出的要求，这对他们日后的侵略活动非常不利。因此中国人民反对入城的表示愈坚决，他们的要求也愈坚持，并利用各种机会压迫清朝官吏按照他们的意愿解决入城问题。美国和法国侵略者与英国站在同一立场，完全支持英国的入城要求。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由于清朝官吏的破坏，于一八五〇年遭到失败，广州却因为参加斗争的群众比较有组织，力量比较强大，所以更持久些，影响也就更深刻些。

一八四二年南京订约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当地人民立即散发由钱江、何大庚两位爱国分子起草的“全粤义民公檄”，号召全省人民起来为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而斗争。广州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个号召，纷纷组织“社学”，实行自卫。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绅士耆老，传递义民公檄，议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除老弱残废及单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旬日之间，城乡镇集灯楮旗布为之一空”①，充分显示了广东人民热烈的反英情绪。伊里布于签订南京条约后到广州主持清政府的对外交涉，就感到极其强烈的反英空气的压力，因而不敢立即放手进行卖国活动。他的重要助手黄恩彤记述了当时他们的处境：

粤东新遭警扰，内民与外人为仇，募勇数万，结队横行，骄悍难制，余窃忧之，私谓伊公曰：“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伊公曰：“内外何以和辑？”余曰：“徇外人则民谤，徇内民则外嗔，此地议抚，难于金陵十倍矣。”伊公曰：“且徐图之。”

从这段私人交谈里，清楚地看出投降派官僚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值得注意的是：伊里布就是所谓“和辑内外”这个政策的制定人，后来耆英则继承了伊里布的衣钵。这个政策企图把“官”的立场摆在“内民”与“外人”之间，而实际上的做法则抑民以奉外，这自然引起了人民的强烈的反感。

伊里布为了清除进行投降活动道路上的障碍，首先破坏人民的反英势力。第一步他下令遣散壮勇，把壮勇的人数由三万多人削减到几千人，后来还一再裁减；其次对“全粤义民公檄”的起草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何大庚递解回浙江原籍，将钱江发配到新疆去服劳役。但是这些卑劣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并没有松懈。伊里布在人民压力下，不敢答应英国的入城要求，但被英方催促，又不敢表示拒绝；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下，终于在一八四三年三月“忧思成疾，以致出缺”。清政府于是派更有名的投降派官僚耆英接替伊里布的职务。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也以更大的决心坚持下去。

一八四四年七月福州依照南京条约开埠，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福州人民反对，只准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在城外设立领事馆。同年十月驻华英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考察商务，认为领事不能入城，严重损害英国在中国的“威望”；他一面令李太郭提出在城内设立领事馆的强硬要求，一面亲自向耆英大肆恫吓，表示准备撤退在福州的英国领事馆。耆英深怕中英关系破裂，通知刘韵珂设法准许英国在福州城内设立领事馆①。刘韵珂在英方压迫和耆英督促下，一八四五年允许英国领事租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作为领事馆，同时为了缓和当地人民的反对，又与英领事议定，只许领事馆人员入城居住，英商租屋契约须经地方官盖印方始生效②。刘韵珂把反对英人入城问题变为仅仅是不准英商在福州城内居住问题，模糊了斗争的目标，削弱了群众的斗争力量，同时也就满足了英国侵略者的要求①。

英国在福州城内设立领事馆后，德庇时援例要求进广州城。广州人民表示坚决反对。耆英与伊里布一样处于为难的境地。广东巡抚黄恩彤写信给德庇时解释耆英的困难，乞求英国不要坚持入城的要求。黄恩彤信上说：“官虽有权而民之势太众，顺其意则喜，拂其情则怒，怒则聚众抗官而不从其令。如百姓人人不愿英人进城，而官则准其进城，出示晓谕，百姓不但不遵，且从而撕毁之，又从而谤讪之，甚或标贴长红，显然与官为难，若胁之以威，激成众怒，必生事端。……官准英人进城而百姓聚众而拒阻之，官不能禁，则无辞以对英人，强欲禁之，又无术以制百姓。”②但德庇时仍然坚持入城要求，利用南京条约中勒索中国的“赔款”于一八四六年交清，英军应遵约交还舟山的机会，实行讹诈，他拒绝接受分期交付的最后一次赔款，表示要等入城图谋实现后，再考虑撤退舟山的英国占领军。耆英报告道光说：“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拒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在另一个奏折中耆英又说：“窃思事当权其轻重，以舟山之退还与广州比较，则舟山为轻，而广州为重。以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比较，则舟山退还为重，而广州进城为轻。”耆英用一面劝诱一面威吓的言词要求道光批准英国入城的决定。道光在耆英的连续请求下，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但不能不考虑到广州人民的反对，上谕说：“即使准其进城，如何予以限制，严明条约，俾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①耆英于是在一八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一面张贴准许英人入城的告示，一面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布置入城准备工作。

正当耆英和德庇时安排入城手续的时候，广州人民的实际行动粉碎了他们的预定计划。耆英准许英人入城的布告当夜就被群众撕毁，群众却张贴了许多揭帖，警告清朝官吏，如果他们准英人入城，“义民将攫官而杀之”，同时揭穿了广东官吏同意英人进城是英国威逼的结果，表示将以武力对付入城的英国人。一月十四日数千群众攻入广州知府衙门，烧毁朝珠公服，知府刘浔爬墙逃走。耆英企图分化“社学”，请士绅出面转劝民众。士绅答复：“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剿力，不愿从抚。”②耆英为了缓和群众的激愤，只得再贴“杜绝英人入城之请”的告示。

英国侵略者不愿入城问题长期延宕着，特别是在挑起鸦片战争的巴麦尊重任英国外相以后。一八四七年一月巴麦尊抓住两个英国水手潜入广州城遭到群众驱逐的机会，向德庇时发出指示说：“我必须命令你要求惩罚这次暴行的凶犯。你应用清楚明白的字句通知中国当局，英国政府决不容忍中国群众虐待落在他们手里的英国人。如果中国当局不用自己的权力处罚或禁止这类暴行，英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处理。”③巴麦尊还责备德庇时以往对清朝官吏的压迫不够有力，他说，“如果我们采取了在广州最近采取的低声下气的态度，我们将丧失由于我们胜利所取得的全部有利地位。”①一八四七年四月，英国侵略者侦知虎门炮台及其他炮台并无防御以后，便用卑劣的手段，对广州实行偷袭。德庇时率领大小船舰二十多只，侵略军一千名，占领广州沿江炮台，轰击广州城，提出包括进广州城在内的七项要求，限八小时内答复。耆英一面“惧激民变，不敢竟许入城”，一面又“惧开边衅，不敢不许”，在左右为难的窘境中，终于决定“凡所要求，悉以许之，以缓入城之约”②，接受了德庇时的七项要求，其中一项即准许英人在二年后进广州城。

德庇时军事威逼的胜利，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一致喝彩。美国广州领事亲自拜会德庇时，表示完全同意他所采取的武力政策。法国领事且称颂德庇时的行动是为了保障“欧洲的文明”③。巴麦尊赞扬德庇时的“迅速”和“决断”。他鼓励德庆时说：“中国当局已得到教训：忍耐是有限度的。英国在华官员依靠本国政府的支持，必要时立刻保护在华英国人享受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这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行动产生有利的作用。”④

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以耆英为首的广东投降派官僚更加积极地镇压中国人民来取媚外国侵略者，耆英以滥杀无辜人民来处理同年十二月发生的“黄竹岐案”⑤的经过就是显明的例证。清朝官吏这种一贯的抑民奉外的行径，使广东官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林则徐在北京的朋友曾于一八四六年写信给林则徐说：“夷知畏民而官不能用民，强民从夷而民不服，借夷胁民而民愈不服，甚至以其抗夷之念转而抗官”①。“黄竹岐事件”发生后官民对立的情势益发强化，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情绪也更加高涨了。在澳门的法国侵略分子外方传教会神甫李波（Libois）在其报告中说：“英国用尽了枪炮也不能使条约实施（即按照英国的意愿入城），今天广州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②耆英在这形势下，积极活动内调。一八四八年三月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督文翰也代替了德庇时的职务。

文翰继任后，即着手安排预定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入城的准备，但当时清政府在人民压力下，有意取消耆英与德庇时两年后入城的协定，八月三十一日上谕说：“前此英夷求进广州城，经耆英与该酋以二年后为约，来春计已届期。现在耆英业已留京供职，该酋亦更换文翰，与从前情形不同”③，命令徐广缙与文翰交涉废除入城协议。一八四九年二月徐广缙与文翰于虎门会谈中，文翰以“如百姓不欲其进城，情愿助兵弹压”，“驾火轮船驶往天津询问京师大臣”以及英国兵船开入长江“阻运截漕”来恫吓徐广缙，坚决要求入城。徐广缙经不起文翰的一再威胁，向道光表示对进城一事，“实已智尽能索”，如果“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要挟道光批准入城要求。道光同样被英国的恫吓所软化，上谕答复说，英国“既重提进城之说，该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道光担心人民会反对英人入城，要徐广缙“至诚劝勉”广州人民，向他们解释广州与福州不同，在广州“只准暂入，不准常住”①。但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终于再一次迫使清政府收回同意英人入城的决定。当时广州城厢内外，贴满红白字帖表示反对，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准备抗击。徐广缙的奏折中说：“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筹备经费，置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即至小街僻巷，亦皆竭力摒挡，争先恐后。”广州布商在人民反抗侵略的高潮下，发起抵制英货运动，共同“定议章程，暂停与夷人交易，所有入口匹头，不准私买，即夷馆开投零星货物，亦不准往投”。徐广缙报告道光说：“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因而终于采取了强硬态度，拒绝英国入城的要求。他自己的解释是：“婉阻之（指入城）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②事实很清楚，只是由于广州人民的强大压力，才迫使徐广缙作出了拒绝英国人入城的决定。

英国的文献里同样证明人民群众的反对是英国入城计划遭受失败的基本原因。文翰给巴麦尊的报告上表示，如果徐广缙有能力控制人民，如果阻挡英人入城出于清朝官吏而不是出于人民，他将毫不犹豫地要履行入城协定，因为清朝官吏害怕引起后果，一定会竭力保护入城的英国人。但文翰相信徐广缙确实没有压制人民的力量。他说：“我绝对认为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一八四一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①当时由于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大风暴还没有过去，英国在远东兵力又很空虚，不可能发动战争。后来又由于随着欧洲革命运动的被镇压而深入到中欧的俄国反动势力的日益伸展，引起了英国最严重的注意，英俄之间为控制土耳其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起来，使英国政府相对地放松了对中国的武力压迫，于是入城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

法国侵略者对英国入城问题遭到失败表示懊丧。法国驻华公使陈英（Forth-Rouen）一八四八年十一、二月间报告法国外交部说：“我们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某些人认为英国失利我们就可获益，这种意见我不同意。”②陆英认为英国被迫放弃入城的意图，固然打击了英国在华的“威信”，但同样使法国侵略中国的活动蒙受不利的影响，他的这种意见预示了以后英法两国合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征兆。澳门的葡萄牙人则利用当时紧张局势，擅自封闭清朝政府设在澳门的海关，驱逐关员，停付自十六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地租，公开暴露了霸占澳门的侵略野心。当这种侵略行为受到澳门居民强烈反对，澳门葡萄牙头目亚马勒（doAmaral）因此遭人暗杀时，英国兵舰竟开到澳门支持葡萄牙进行示威，英美法三国公使且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葡萄牙得到英美法的支持，一八四九年悍然霸占了我国领土澳门。

英国侵略者不甘心于在广州入城问题上所遭到的失败。在一八四九年前后，英国已经企图提出北京驻扎公使，内地通商，内地旅行以及在长江、运河沿岸开辟商埠等侵略要求，以便逐渐深入内地和控制清朝政府，但是他们认为广州入城问题不解决，这些要求不可能被清政府所接受，因此自那时起，已决意用武力来达到入城目的了。巴麦尊一再发出“要使广州片瓦不留，给该城居民以一次严厉的惩罚”，“我们不得已对中国实行另一次打击的时间快要到来。……这些象中国、拉丁美洲那样半开化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①之类的战争叫嚣。此后英国侵略者一直等候机会，准备掀起另一次侵华战争。由于欧洲的革命运动，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使这个武装侵略计划的实现推迟了八九年，直到一八五六年，英国才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法国也参加了这个侵略中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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