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从八十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在我国四周各邻国的侵略活动显著地加强了。

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周边各国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从各个方向开辟侵略中国的途径，它们要使我国的各个邻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来窥伺我国的边境。这样的侵略活动是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瓜分全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对我国的四境造成了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的威胁。

首先是日本对琉球的吞并。

一八七九年四月，日本正式宣布废除琉球国，把它改为冲绳县。这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处心积虑地想要实现的侵略计划，也是它对琉球步步威逼的最后结局。在日本胁迫琉球的过程中，清政府曾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过多次的交涉，希望能够保存琉球的独立。但是，同日本的和平商谈是无法收效的，清政府的努力终不能挽救琉球被吞并的命运。

日本吞并琉球，是它在近代史上向外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激起它进一步向亚洲大陆即朝鲜与中国直接侵略的野心。日本的行动在清政府引起了震惊，朝野上下都表示愤慨。但清当局没有因此而与日本作战的决心。

中日的和平商谈既已证明无效，诉诸武力也不可能，而清政府又不甘对日本在琉球的行动缄默不言，于是只有期待其他的解决办法。恰巧，当时正在作环球旅行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忒（U.S.Grant）于一八七九年五月间来到中国，随后且将转赴日本；清政府便委托他就琉球问题进行调停。格兰忒本人满口答应，接受了这项委托。七月初，格兰忒和他的随员杨约翰（J.R.Young，亦作杨越翰）到达日本，会晤了明治天皇以及一些大臣，多次讨论琉球问题。但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切实有效的调停方案，只是促使中日间再回到直接谈判的老路上去。

日本在一八八〇年三月向清政府提出了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案，其内容有二：第一，日本愿意把琉球群岛最南部的宫古列岛及八重山列岛划归中国，中国应当承认琉球的其余部分完全为日本所有；第二，清政府应同意修改一八七一年的中日条约和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日商深入中国内地的规定，并给予日本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

日本这个方案具有很大的阴谋。它的目的首先是用瓜分琉球土地、以最荒凉的两个列岛引诱清统治者的办法，来换取中国对它吞并琉球这件事的承认。更重要的，日本是要乘此机会实现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攫取充分的侵略特权，使自己在中国取得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地位。在这个方案中，日本把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方案出现的时机是值得注意的。如前一节所说，从一八八〇年初开始，中俄关系全面紧张，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处境非常困难。日本正是要利用中国对外多事的时机。德国公使巴兰德后来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困难就是外国每一个国家的机会。”①日本显然是早已按照侵略者的这个秘诀行动了。从日本方案所包含的两个内容的性质来说，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日间当时只在琉球问题上有争执，日本却把不相干的修约问题与此搅在一起。而且即使要谈修约，当时也还不到修约的时间（按条约规定，中日条约要到一八八二年才得修改），它把这件事提出来显然是企图乘机讹诈。

日本的恶毒意图几乎达到目的。清政府在对俄关系处境困难的时候，深恐日俄联合，“倭为俄用”，便在“联日拒俄”的考虑下，决定对日本妥协。这一年十月，清政府与日使取得初步协议，中国同意日本的方案。但是，这个决定在朝廷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许多人都反对这种不能维护琉球独立、徒使中国受到损害的协议。在强烈的反对浪潮的压力下，又由于圣彼得堡的中俄谈判逐渐露出了转机，中俄间的紧张形势开始趋于缓和，清政府又重新考虑了对日本的态度，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又决定废除中日间的初步协议。日本竭力想迫使清政府改变这个新决定，一八八一年初，驻华公使宍户玑且愤愤地离华回国，表示决绝。

在以后的几年中，中日两国间就琉球问题又举行过一些交涉，仍没有寻找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论，最后归于不了了之。

日本对琉球的吞并，曾经得到美国政府的纵容；格兰忒在调停琉球问题时，又曾经对日本采取偏袒的态度；因此可以说，美国当时继续充当着日本向外侵略的支持者的角色。然而不仅如此。美国实际上又利用因日本向外扩张而引起的中日争执的时机，威吓清统治者，实现它自己的压迫中国的目的，这里最明显的是它迫使清政府签订华工条约的问题。

美国对于在它的西部经济开发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华工的凌辱与迫害，从七十年代起，日益有所发展。美国的资本家们为了煽动白种工人对华工的仇视，从而转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便混淆是非，把经济恐慌所带来的工人失业说成是华工夺去了白种工人的职业。美国的政客们把迫害华工当作政争的工具。与资本家及政客相呼应，美国联邦政府便要着手来限制甚至禁止赴美的华工。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反“蒲安臣条约”时的政策，迫切需要中国与它签订一个排斥华工的条约。

格兰忒的活动为美国政府铺平了道路。他在接受清统治者请他调停琉球问题的要求时，就以无耻政客惯有的讨价手段，促使清统治者事先答应在华工赴美这件事上“改章办理”。清当局当时既有求于他，自不能不同意“略予通融”①。一八八〇年八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安吉立（J.B.Angell）来到中国，他同时又是美国政府所派遣的前来谈判限制华工问题的代表团团长。清政府不敢违背事先向格兰忒所做的诺言，而当时中俄关系的紧张和中日争执的存在又都有利于美国代表对中国进行威吓。十一月间，中美新条约签字，中国同意美国对华工赴美的办法“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②。这样一来，美国就得到了进一步侮辱和排斥华工的所谓条约根据，而它“并没有拿任何东西来补偿中国的损失”③。美国排斥华工显然是压迫中国的一种表现。

美国除了纵容日本吞并琉球并利用这个时机直接压迫中国外，同时还和其他侵略者一样积极参预了对我国的另一个邻国朝鲜的争夺。

侵略朝鲜最积极的国家，首先当然是日本。自从江华条约签订后，它竭力伸张自己在朝鲜的经济、政治势力。除日本外，沙俄对朝鲜领土怀有野心；英美等国也想打开朝鲜的门户，在那里攫夺利权。

朝鲜自古与中国有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能够发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清统治者即使仅仅从本国边境安全的角度着眼，也不能不加以重视。特别因为我国毗邻朝鲜的地区正是清统治者的发祥地，这就更增加了清政府对朝鲜的重视的程度。外国资本主义对朝鲜的野心日益引起清政府的不安；其中由于日本的活动特别露骨，它对朝鲜和中国的共同威胁特别明显，所以清统治者的主要着眼点，就很自然地放在防止日本上面。

但是，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却被西方侵略者利用去实现自己的侵朝野心，美国是第一个利用这种情况的国家。清统治者的措施是劝说朝鲜政府与西方国家广泛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企图借西方国家来牵制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势力，并防范俄国的领土野心。美国侵略者因此得以借助于清统治者的协助，在一八八二年强迫朝鲜订立条约，在朝鲜取得特权。这样，美国就成了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侵入朝鲜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后几年之中，英、德、俄、法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紧紧步着美国的后尘，并用相同的方式，与朝鲜订了不平等条约。朝鲜的局势更加复杂了。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激起了朝鲜爱国人民的愤慨。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特别痛恨。一八八二年七月，在京城爆发了有名的“壬午兵变”。起义群众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日本侵略势力。日本借口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损失，强迫朝鲜同它签订了仁川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除了取得赔款外，还得到在朝鲜驻兵的特权。它的侵略又前进了一步。

“壬午兵变”发生后，清当局立即派遣了一支军队到朝鲜。因外国侵略朝鲜而造成的对我国东北边境的威胁，一时略见缓和。当然，这种威胁并没有根本解除，因为外国侵略者并没有放弃它们的野心。

外国资本主义除了侵略我国东方和东北方的邻国琉球和朝鲜外，还不断地进行开辟侵略我国西南的路线的活动，为了这个目的，它们在我国的邻邦缅甸和越南的侵略活动也在继续加强。

在缅甸的侵略者主要是英国。在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以后，英国的资产阶级继续把缅甸当作打开我国“后门”的必要途径，企图从这里把自己的商品运进来，占有云南、四川以及我国西南各省的广大市场。他们继续支持英国退伍军官斯普莱的计划，要求开辟这条路线，以实现他们经缅甸进入云南的目的。他们的代表接连不断地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促使政府就斯普莱计划采取行动，竭力影响政府在缅甸推行更加积极的政策。

同时，在英国又出现了另一种经缅甸侵入中国的计划，这就是一八八二年的柯乐洪（A.R.Colquhoun)计划。柯乐洪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是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的有力鼓吹者，他所提出的计划的要点是从玛打万（Martaban）起，经景迈、掸邦、江洪等地区，修筑一条铁路直通云南的思茅①，用以接连英属缅甸与我国的西南。这不仅是一个经缅甸而侵略中国的计划，并且因为它预定经过的景迈是泰国的领土，所以又含有在泰国扩充势力的用意。柯乐洪计划反映了英法在亚洲的矛盾，当时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正在加强，柯乐洪计划的目的便是要同法国争夺我国西南和中印半岛，使英国不至落在法国的后面。这个计划受到英国资本家们的热烈赞助。

英国政府对从缅甸开通一条大路伸入云南一贯抱着积极的态度，认为这是打开中国的“后门”必不可少的措施。但由于更深远的政治上的考虑，在具体路线的选择上英国政府倾向于采取经过曼德勒向北以连接云南的路线。这样的路线既可以沟通英属缅甸和我国云南，又便于英国对当时还处在独立地位的上缅甸实行控制，这就是说，它在经缅甸以侵入中国这一点上与斯普莱或柯乐洪所选择的路线有着相同的作用，而在对缅甸的全部吞并这一点上则比那两条路线具有更严重的意义。然而，在八十年代，随着法国对越南侵略步骤的日益加紧，以及列强间争夺殖民地的日益疯狂，英国政府为侵略缅甸和中国西南而开始着重考虑的，已经不再是这一条或那一条通入中国的路线的利弊得失，而是一个最彻底的侵略行动，即摧毁缅甸的独立，把上缅甸也归并到自己的殖民体系中来，使之成为向我国西南实行侵略的可靠基地。

当时英法对缅甸和越南分别怀有阴谋，而在实际行动上，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步骤更加令人注目。法国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重新加紧对越南的进攻，这是它向海外争夺殖民地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于法国金融资本家的要求的。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约十年，法国的经济状况已逐渐恢复，因而又有能力来推行海外扩张政策。

法国这时侵略越南的首要目标是越南北部（中国当时称为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第一步就是借口一八七四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开放红河的贸易，企图消灭驻在北越红河两岸的黑旗军。红河通入我国云南省境，法国要打开红河、侵夺越南，它的目的之一就是从那里侵入我国，首先是侵入云南。如同英国继续以缅甸为打开我国的“后门”的途径一样，法国也继续把越南作为这样的途径。一八七九年六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Turque）对一些传教士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东京……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法国侵略越南的计划中包含着侵华的阴谋，这是十分清楚的。

一八八一年四月，法国海军部长说：“我以为（在越南）建立一个极确定的保护国，应该是我们冀望达到的主要目的。”②第二年初，法国驻西贡总督派遣一个冒险家李维业（H.L.Rivière）率领一支武力到北越去，打算强力开放红河。四月间，李维业出动军队，攻占河内，把这个地方变为在北越进行侵略活动的主要据点。

长期以来，中越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朝鲜一样，越南与中国，也是山川相连，唇齿相依。如同对朝鲜一样，中国受当时边境普遍震动的刺激，对越南被侵略的局势也表现了严重的关切。从一八八〇年起，兼任驻法公使曾纪泽就屡次向法国表明态度，指出：中国对法国在越南的活动及其目的深感不安，对法国的行动不能默视；但并不反对举行和平谈判，设法满足法国在北越从事正当贸易的愿望。法军攻陷河内后，曾纪泽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这时法国一面伪善地声明对越南并无野心，一面则准备胁迫越南重订条约，建立保护权，并且避免与曾纪泽进行谈判。

在中国内部，法国侵占河内的消息也激起了很大的愤慨。清政府应越南国王的要求增强了原驻在北越的桂军，一八八二年六月并命令云南当局也派兵出境，与桂军互为声援，防范法军对北越的进一步侵犯。此外，清政府又派人联络刘永福，开始把黑旗军当作抵挡法国侵略者的武装力量。

但中国的意图仍旧是与法国和平谈判。这一年（一八八二）的十一、十二月间，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A.Bourée）就越南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双方同意：在滇桂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界，由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准许外国商人溯红河到中越边界从事对云南的贸易；中国驻北越军队适当后退，法国声明无侵犯越南的领土主权之意。这很明显是使法国在侵略越南与侵略中国两方面都得到实际利益的协议。这个初步协议的原意是要为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但由于法国政府改组而产生困难。

一八八三年二月，法国内阁发生变动。新内阁以茹费理（JulesFerry）为总理，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担任外交部长。这位外交部长是一贯蔑视中国的，认为中国“不足道”（unequantiténégligeable）。茹费理更是公认的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恩格斯说他“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①他所领导的“温和共和派”，是法国大金融资本家的代表。他在第一次担任总理时，曾于一八八一年强行建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权，现在再一次组阁，侵略眼光放在越南身上，很快便博得了“东京佬”（IeTonkinois）的可耻大名。以这样一群最凶恶的殖民主义者所组成的政府，它的对外政策是不问可知的。新内阁推翻了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撤换了他的公使职务，表现了尽早直接侵吞越南的急进方针。

为了掩盖直接进攻越南的阴谋，茹费理政府任命驻日本的公使脱利古（A.Tricou）前来中国。一八八三年六月六日，脱利古到上海，随之开始与李鸿章谈判。这时法国政府的目的，并不是同中国协商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是想强迫中国承认法国在北越的侵略地位，要中国宣布不给黑旗军以援助。脱利古既受这样的政策的指导，又加以他本人原是法国“主战派手中的一个柔顺的工具”①，所以他的谈判只不过是一番恫吓而已。他向李鸿章说：“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如果中国不答应法国的要求，那末，“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关于越南的局势，他不允许中国更多地过问，只许同他讨论中越两国交界处的“通商”和“划界”两事，态度十分蛮横②。将近一个月的上海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八月间，曾纪泽与法国政府进行了直接交涉，中国的着眼点是阻止法国在越南的侵略势力的发展，法国的目的则是要中国军队撤出越南，以便于法军集中力量攻击黑旗军。双方出发点背道而驰，因此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事实上，法国这时所重视的，不是对中国的谈判，而是对越南的战争。一八八三年三月间，李维业所指挥的法军在红河三角洲展开了活动。这种行动激怒了越南人民和黑旗军。五月十九日，在怀德府的纸桥一战中，对法国侵略者满怀仇恨的黑旗军，勇敢地打死了李维业。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它除了增援陆军以外，并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八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黑旗军的英勇抵抗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打击，但越南中部的法军却取得了胜利。恰好七月间越南嗣德王阮福■病故，封建统治者在强敌压境的面前不但没有合力御侮，反国权位而起内争，决定向侵略者投降。八月二十五日，顺化条约签字，法国终于以暴力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法军侵略越南的战争过程中，屯驻在北越的中国军队没有牵涉到里面去。清政府本着所谓“不可衅自我开”的方针，命令中国军队扼守在自己的防地上，竭力避免同法军作战，也不去积极支援黑旗军。现在越南的统治者已经屈服，法国据越南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础也已奠定了。法国侵略者把护卫着北越北部土地以及我国西南边疆的中国军队作为下一步进攻的目标，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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