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华的争夺每加剧一次，对中国的危害总要加深一层；在美国挑起的一幕东三省利权争夺战告一段落后，日、俄采取了进一步强化其侵略阵地的措施，我国东北地区的境况随之更加恶化。

诺克斯计划的结局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美国只靠自己的力量打不进东三省；第二、日、俄两国的联合有效地抵挡了美国。因此，对美国来说，要卷土重来，再事争夺，就必须扩大力量，掌握时机；而对日、俄来说，要维护各自的既得权益，就必须继续并加强相互的合作。的确，日、俄在侵华的利害关系上并不完全一致，由于日本有向东三省北部扩展的野心，它和俄国之间难免有某些矛盾；但当时对双方更迫切、更重要的，乃是巩固和发展业已形成的共同阵线，以抗拒第三国向东三省的新冲击。在这方面，日本比俄国更为主动积极。1910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三省南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的基本方针，并拟定了协约及秘密条约草案②。从4月初开始，两国举行谈判，7月4日签订新的协约。

这是日、俄之间的第二次协约，它与1907年7月的第一次协约相对应，也由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条约组成。公开条约序言说这次订约的目的是“增进”第一次协约的“效果”。如何“增进”呢？这可以从这次约文与1907年公开条约的三个显著不同之处看出：第一、它比1907年有一项增加：双方约定互相合作，以改善各自在满洲的铁路，使双方铁路的联络业务完善化，并避免与此不利的一切竞争（第一条）。把这一款与1907年密约中有关铁路的那一款联系起来看，可知其意义在于实际上把原来密约中相互承担的义务转移到了公开的条约中来，并公开地向可能来东三省插手争夺铁路的第三者（显然主要是美国）作了宣布；第二、它比1907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删减：双方只申明“维护并尊重”基于日俄、中日、中俄间的各种条约、协定等而造成的“满洲的现状”（第二条），至于1907年堂而皇之地宣布的有关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关于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则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第三、它改变了1907年的一个提法：1907年双方约定用“和平手段”维持条约中所说的“现状”，而这次则规定在双方所要维持的“现状”受到威胁时，应就彼此“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进行协商（第三条）③。由此可见，1910年的这个公开条约已清楚地表明了日、俄两国决心维护其在我国东三省的特殊利益的严峻态度。然而更严酷的是新的秘密条约，它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要“巩固并发展”1907年密约的各项规定，具体内容是：一、双方承认以1907年密约附加条款所定的分界线划定各自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范围；二、相互承认各自在其上述特殊利益范围内为维护该利益而“有权任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三、一方在其上述特殊利益范围内“巩固并进一步发展其特殊利益”，他方不加任何阻碍；四、一方在另一方的特殊利益范围内决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反过来，言外之意即每一方在其自己的特殊利益范围内都可从事“政治活动”），不谋求有损于对方特殊利益的任何特权或让与权；五、双方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为维护该利益，彼此应就需要采取的措施谋求协议，以便“共同行动或互相援助”；等等。这些规定确实极大地发展了第一次密约中有关东三省条款的侵略内容：1907年双方主要是明确划定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范围（实际上也就是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彼此约定互不侵越；如今则成了相互支持各在“自己的”特殊利益范围内自由行动，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第三者的争夺。如果说，根据1907年的密约，一方对他方在其自己的特殊利益范围内的侵华活动主要还是抱消极的不干预的态度，那么现在已变成积极的赞助和支持，而各自在其特殊利益范围内活动的领域且明确地扩大到了政治方面。它们在公开的条约中说是要维护东三省的“现状”，在秘密的条约中则说是维护“特殊利益”，可见它们口中的“现状”也就是不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置喙，更不容中国收回的“特殊利益”。总之，这第二次日俄协约的实质，就其巩固各自的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近乎是共同防御同盟④；就其强化对华侵略来说，财无异于一项进攻性同盟①。

第二次日俄协约在很大程度上是诺克斯计划所引起的对抗反应的产物，是日、俄政府对美国的东三省政策的强硬回答。日、俄两国企图以此在东三省加固那道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围墙，永远把别国隔在墙外，只允许它们自己在那里恣意妄为。日、俄勾结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美国在东三省的角逐战中处境更加不利。有一点需要附带一提的是：第二次日俄协约签字的日期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无疑对美国增加了辛辣的味道。人们当还记得，美国在1903年曾选定俄国照约应从东三省完成撤军的10月8日签订中美商约，从而刺了刺俄国；时隔七年。俄国也从一个日期的选择上刺了刺美国，大约也是一种报复吧。

如同第一次日俄协约同时兼有侵略中国和侵略朝鲜的性质一样，第二次日俄协约的谈判和缔结也同日本侵吞朝鲜的阴谋平行发展；而就在这次协约签字后一个多月（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订立合并条约，规定朝鲜“完全而且永远地”把全国的“一切统治权”交给日本。日俄协约的签订，已经给予清统治者很大震动，引起他们极大的不安①；日本灭亡朝鲜，更加重了我国东三省的危机。载沣的弟弟、筹办海军大臣载洵惊呼：“日人将有大不利于我之举动，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窃恐[朝鲜]覆辙之虞，祸在眉睫。”①事实上，在此前后，日本的种种大不利于中国的活动确在不停地进行：在延吉地区的六道沟等处，日本领事千方百计夺取警权，日警公然借故寻衅，甚至为显示其淫威，不惜制造流血事件，伤毙中国警察多人①；在奉天省的广大地区，日人倚势欺压中国人民的事层出不穷，每当中国人不堪忍受，自发还击时，日本驻在铁路区的守备队及日方警察往往出面干预，因而造成“枪毙[中国]民人之案一再发生”；所有这些，都根源于日本“欲借此多事之秋，扩张其势力”②。

如果说日俄第二次协约对日本侵略朝鲜和我国东北是一个新的巨大推动，那么它对俄国的意义要广泛得多，远远超出了远东的范围。简言之，它保障了俄国的东翼，从而使其得以在西翼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斗争。几年来，俄国的外交重心已从远东转向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现在，为适应那里日益激化的国际纷争形势，就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与此同时，它的对华侵略也并没有放松，有些方面甚至有乘机加强之势，这不限于东北，而是涉及更广阔的地区。紧接着俄国参与破坏了锦瑷铁路计划和诺克斯计划之后，随着与日本的第二次协约的订立，它对中国的压迫加重了，不但很快就取得了在整个松花江上有关航运及税务等方面的许多特惠及便利①，而且在日益引人注意的边界问题及修约问题上进行了种种刁难，使中国辽阔的北部边疆地带感到不安。

中、俄之间塔尔巴干—达呼山至阿巴该图岭的陆界（约一百八十余里）和沿额尔古纳河至该河与黑龙江汇合处的水界（约一千四百余里），多年来因俄国的侵凌等原因，混乱不清；为查明并重勘这段边界，从1910年5月23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起，两国代表在满洲里开始举行会谈。9月，谈判告一段落，双方代表转入对有关水、陆边界进行实地勘查。1911年4月，查勘结束。不久之后两国代表又在齐齐哈尔展开谈判，但久久不能定议。俄国蓄谋乘机向中国境内拓展边界，侵吞中国领土，甚至一度企图将满洲里划入俄境；中国不允。俄国不断强力恫吓，并向满洲里增派军队，一时造成那一带边疆形势的紧张化②。

所谓修约，即修订1881年2月在圣彼得堡签订的《伊犁条约》一事。原来该条约第十五条明文规定：“此约所载通商各条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如十年限满前六个月未请商改，应仍照行十年。”1911年是第三个十年期满，前两届（1891年和1901年）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修约的要求，这一届双方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都预计要提出这个问题。原约是1881年8月19日交换批准的。因此从1911年2月19日起半年之内每一方都可提出修约之议。清政府在1910年3月（宣统二年二月）电达中俄沿边各地督抚、将军、都统等，要他们着手进行调查，为修约作准备；9月（八月），外务部决定派员前往西北沿边各处亲历调查，然后“约计前期六个月即行照会俄使提议修约”①，其目的是想借此机会从原约中挽回一些利权，特别是想取消原约关于俄商在新疆“暂不纳税”等规定，改为定章纳税②。俄国的准备工作着手更早，及至日俄第二次协约成立，它在自己政府内部以及在对外关系上更加紧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企图利用这次修约以扩大侵华利权。7月14日，俄国驻华代办向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А.П.И■－вольский）提出一个报告，要求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每一事项时都必须采取“施加压力”的办法去解决；他认为三十年来俄国并未能从1881年条约的“极其有利”的规定中得到好处，因而强烈主张继续遵循把掠夺领土放在首位的方针，不要离开这一一贯的对华政策的基础；由此出发，报告提出了在1881年的条约三十年期满时俄国重新夺取中国伊犁地区的可能性③。接着，俄国与日本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俄国支持日本吞并朝鲜，日本承认俄国有权在中国采取一切自认为必要的行动，并同意给予一切支持。又稍后，俄国制定了一套干涉中国外蒙事务的计划，企图迫使清政府承担义务，不改变外蒙的“现状”，不在外蒙进行改革，特别是不实行军事改革。12月2日（俄历11月19日），俄国内阁大臣会议举行特别会议，全面研究中俄修约问题，并讨论到侵华的其他方面；最后决定在修约问题上要“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在必要时必须不惜采取强力措施”；关于东三省北部，必须充分维护俄国在那里的各种特权，强化在那里的地位，以便“将来某一天终能予以吞并”。这次特别会议一开过，俄国立即展开一系列新的活动：它一面开始调遣军队，向接近我国伊犁边境的札尔堪特等地集中，制造直接对华威胁的形势；一面正式要求日本履行上述那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中的诺言，并开始缜密地估量和探查英国的态度，酝酿以给予英国以侵略西藏的便利为条件，换取其支持或同意俄国侵略外蒙。这一切集中起来说明一点：从1910年下半年起，俄国结合着中俄修约的准备工作，已就进一步侵略中国从新疆经外蒙到东三省的整个北部地区作了广泛的布置①。

随着1911年的到来，修约的日期渐渐临近，俄国决定赶在清政府就此事采取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当时中、俄之间在有关俄商在华贸易及其他问题上有一些交涉事件，俄国就首先抓住这些事向清政府发难②。2月16日（俄历2月3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И.Я.Коростовец）照会清政府，强指中国办理对俄交涉事宜没有遵守1881年条约，并有对条约解释错误之处；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以下六条要求：一、根据1881年条约及其他条约，两国边界百里内准两国商民任便运入各本国土货，均不纳税，但“并不限制俄国政府独行于交界百里限外订定输入输出货物之税则”；二、俄国人民住居中国各处，应享治外法权，“专属俄国官员管辖”；中、俄人民之间的诉讼案件，“应经俄华审判员会同办理”；三、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各地方，俄国商民都应享有“任便往来居住、买卖各国货物”之权，中国“不得直接或间接征税”，也不得以“垄断及他项禁令”加以限制；四、俄国“有派委领事官前往科布多、哈密及古城（奇台）之权”，现这些地方俄商与华商屡起涉讼之案，“足征本国政府实不能耽延实行此项之权”；五、“俄国各领事官于其管辖一带，应经中国地方官按照其官位相待，该地方官不得推诿会同审判俄华诉讼各案”；六、俄国在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的伊犁、塔城、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古城等地向有设立领事之权，在这些地方以及张家口，均应“准俄国商民置买地段，建造房屋。”俄国照会最后说，“须见中国政府六条满意之覆文”，才可与中国商议税则等事，也才可与中国商改1881年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如中国政府不接受以上六条或其中任何一条，俄国政府将“视为中国政府不愿与俄国照约敦固睦谊。”①

这六条的基本精神就是：1881年的中俄条约及通商章程中已有的有利于俄国的各项规定都要继续保留；原约所规定的某些有利于俄国的临时性措施（如俄商在天山南北各地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时即将此例废弃），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原约某些有条件的规定（如科布多等地俄国设立领事须“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要不顾条件，马上付诸实行；在此基础上扩展俄国在新疆、蒙古的特权，造成中国不能加以任何限制之势。这不是按照新情况促进修约，而是约外勒索，为修约设置障碍。紧接着这个恫吓性的外交照会之后，俄国公使又以防止中国境内的瘟疫向俄境蔓延为借口，于17日向清政府提出在我国黑龙江境内建立俄国军事观测所的要求②，显然是乘机扩大事端，借故实行武力挟持。日本马上从旁配合，为俄国张目，它向清政府递了一份节略说：“闻俄使以中俄悬案解决办法照会中国政府，又闻俄政府决意贯彻主张。中国政府如不以应允者速允、不应遽允者即协商妥定，恐两国间发生危机。日本政府深望迅速设法定局。”①同时，清驻俄公使萨荫图电告外务部：如不答应俄国的六条要求，“则彼沿边调兵较速，难保无占地之虞，此间朝野议论颇激。……熟权利害，总以和平商结为宜。”②

清政府处在内外压力之下，采取了妥协态度，很快就照覆俄使，申明一切都遵守原约，即并不想触动俄国的各种条约特权；关于俄国的第一条要求，还明确表示中国并不限制俄国之国境税率；关于第三、四条，根据原约指出：在蒙古、新疆进行贸易，俟商务兴旺时，即应设定税率；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中国同意俄国设立领事的要求，“俄国亦应依原约，允中国制定关税”，将免税贸易之例废弃。总之，清政府并没有就修约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基本接受俄国的六条要求的前提下，以原约为依据，提出了一两点交换条件。但俄国连这一点也不容许，它“以制定关税不应与增设领事并提，更向中国质问，并命土耳其斯坦驻军进伊犁边境”，直接进行军事威胁。清政府再一次退让，3月27日全部接受了俄国的要求①。这样，修约尚未开始，俄国已先取得了新利益。

接着，修约问题走向具体化。为了在正式进行修约谈判前■清清政府的底，俄国政府急欲知道清政府希望对1881年的条约做哪些修改。6月初，驻荷兰公使陆征祥代表庆亲王奕劻将清政府的下列五点主要要求告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一、要求修订原约有关伊犁地方俄人与华人的国籍问题及其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第三、四两条；二、以按值百抽五的税率为基础，修订载有关税税率规定的第十六条；三、取消中俄两国整个边界一百里免税贸易地带；四、修订有关在黑龙江、松花江及乌苏里江自由航行的第十八条；五、作为俄国在中国设立领事的交换条件，要求俄国允许中国在安集延、伊尔库茨克、赤塔或海兰泡等若干城市派驻领事。陆征祥表示，中国愿意给俄国某些特权和补偿，但希望俄国同意以平等互惠原则作为修约谈判的基础，“切勿要求现行条约中尚未规定的特权，切勿提出新问题”；谈判要保密，“切勿告知第三国”，不要给日本以向中国要求同类特权或补偿的借口。随后廓索维慈会见了奕劻本人，奕劻重申了陆征祥谈到的各点，并表示清政府“真诚希望”同俄国“就一切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为此已训令陆征祥“采取最和解的行动。”不久，清政府正式任命陆征祥为驻俄公使，赴俄京圣彼得堡就中俄修约问题进行谈判。俄国对于清政府选派“以持重、亲俄著称”的陆征祥担负此项使命感到满意，但它鉴于清政府已同意在修约谈判结束前原约仍继续有效，因而力图拖延谈判，甚至希望陆征祥推迟赴俄①。陆征祥到俄后，于8月间正式提出清政府的修约方案。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方提出对案。这时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发生，清朝统治者本身面临危局，对修约一事已无暇多顾，中俄谈判无结果而止②。而俄国则乘中国举国局势动荡之机，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地区、特别是对外蒙地方的干预和侵略，致使中国整个北部边疆更加险象环生。

与日俄侵逼下东三省、外蒙、新疆的危机日益加重的过程相平行，由于英国的侵逼，中国的西南边疆在1910—1911年也接连告急。

首先是十三世达赖背弃祖国、潜逃英属印度，英帝国主义乘机干预，西藏地区出现不安。

原来十三世达赖自1904年逃出拉萨后，曾流亡于全国许多地方：最初经青海、甘肃去外蒙，1906年由库伦回西宁，1907—1908年自西宁东下经西安、太原到五台山，又由五台山到北京。他在北京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接见，不久又碰到他们的死亡；然后启程返藏，于1909年底回到拉萨。这期间，西藏地区的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主要有：随着1907年英俄协约的成立，双方在这一带的争夺趋于缓和；在清政府付清对英赔款后，1908年2月英军将春丕交还中国；1908年4月中英签订新的《藏印通商章程》，对英国在江孜等商埠的特权等作了具体规定；清政府在西藏开展了行政及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张荫棠发起于前，驻藏大臣联豫继之于后，并着重注意了练兵一事。1909年初，清政府命四川总督挑选精兵派往西藏；1910年初，一支近两千人的川军在知府钟颖统率下到达拉萨，加上联豫就地征募编练的队伍，总数近三千；另外还有正在新设的巡警。这一切使清朝中央在西藏地方的统治力量大为增强。当地封建农奴主上层统治集团为维护其利益，对张荫棠等所实行的改革本已不满，并进行了抵制；川军入藏，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和对抗。十三世达赖一回到拉萨，就作为西藏僧俗统治上层利益的总代表而与清中央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经过五年多的流亡，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及英帝国主义的拉拢，在对外态度上已由亲俄抗英转向对英妥协、依赖。川军一进入拉萨，他就于2月12日（正月初三日）乘夜潜逃南下，越境投入英国的卵翼之中。清政府宣布革除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并命令驻藏大臣访寻新达赖喇嘛人选。英印当局一面将十三世达赖收容起来，备加优待；一面对我国西藏地方内部所发生的事端强行干涉，提出种种质问和责难①。当时正值英国刚与不丹签订条约（1910年1月8日），取得对不丹的对外关系的“指导”权，英帝国主义便加派军队，驻扎在锡金、不丹、中国交界处的纳汤，造成随时可以威胁江孜的态势③。这样一来，中国东北的纷争方殷，西南的俶扰又起，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难题。

1911年初又发生英军侵占云南西部边境附近的片马地方的事件。

滇缅边界北段自尖高山以北长期没有划定正式边界①，但片马、岗房、古浪等地属于中国领土，是毫无疑问的。1902年英国（它当时正统治着缅甸）曾侵扰片马附近的茨竹、派赖各寨，一时引起滇西边疆的惊恐。1905年中英双方派员会勘尖高山以北的边界，没有达成协议。此后两国间续有交涉，仍不能解决分歧。1910年11月，驻缅英军约五百名巡驻北界，表明了英方准备诉诸武力的动向。1911年1月中旬，英军约二千人悍然侵入并强占片马一带。云贵总督李经羲就滇缅北段边界问题的形势分析说：“彼族（指英国）目光所注，不仅限以滇边，尤在直通西藏。”②所以英军侵犯片马，不仅对云南西部边疆构成直接威胁，而且间接对达赖十三世逃入印度以来西藏地区的不安形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也就是说，英国在片马一隅的武装侵犯，牵动了从云南到西藏这一绵长的中国西南边疆。

日、俄、英对中国广大地区的蚕食和威胁所造成的危机给了中国人民很大的刺激。特别是1911年一开始片马事件和俄国的威逼相继发生，就如同英、俄两国互相配合，捏紧了一把钳子，自南北两面向中国夹来，更使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痛感帝国主义的瓜分之祸又迫在眉睫①。清统治者也大为震惊，但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深恐外患促成内变②，加速王朝末日的来临；他们为了对付内部敌人，在帝国主义面前只有低声下气，因而对英力求和解，对俄迁就退让。不仅如此，他们就在这时快步走上了投靠帝国主义国际金融资本的道路，于是有四国银行团两笔巨额借款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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