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法、英、俄等列强相继投入战争，战区之广和战斗之严酷、激烈，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规模巨大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掠夺战争给交战国人民带来空前的浩劫。由于欧洲列强双方倾全力进行生死的搏斗，越来越难以兼顾亚洲的事务；美国虽然没有立即参战，但日益关注欧洲战局的发展，对于同日本争夺中国也就显得力不从心。在这样情势下，以往靠帝国主义之间纵横捭阖和秘密协定所保持的远东均势被打破了，日本成为亚洲唯一强大的力量，得以不受或少受牵制地放手侵华。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②战争爆发后，中国就面临被日本独占的严重危险。

大战前几年，日本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内，军部长期以来逼迫政府扩军造舰，对外扩张，以至开支浩大，赋税繁重，债台高筑，通货贬值，人民生活日益恶化。由此而引起的群众减税废税浪潮和护宪运动，汇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一连冲垮桂太郎、山本权兵卫两个内阁，新上台的大隈重信也对此感到棘手。窘于应付。国际上，列强在中国已转入以攫取铁路权益和贷款为中心的经济实力斗争，而日本资金短缺，长期依赖外资输入。每年要支付九千万日元的外债利息③，藏相若槻为筹付息金而大伤脑筋。日本一面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铁路权，一面又因无力投资，不得不提倡所谓“英国资金，日本头脑”的英日同盟新形式。《中央公论》哀叹：“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暂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①

欧战爆发了，意想不到的“良机”突然降临日本。它转移了人民的视线，帮助日本统治者从政治经济的危机中摆脱出来，加上方便的地理条件和相对的军事优势，是独霸中国的好机会。元老井上馨欢呼这是“大正新时代发展国运的天祐”，要求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祐良机”。他的主张得到山县、大隈等人的赞同。外相加藤高明和军部预料协约国必将最后获胜，同时考虑到夺取德国属地比夺取英、法、俄等国属地更容易些，所以，几乎没有经过重大争论就决定参加协约国一边，对德作战。8月3日，英国还没有对德宣战，日本已经着手制订进攻胶州湾的作战方案，第二舰队也已在佐世保集结待命了①。日本报纸煽动战争狂热，极力渲染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德间的种种新仇旧怨，攻击德国破坏了远东和平。大隈首相亲自出面发表演说，强调日本参战是对德国鼓动三国干涉的复仇战，用以掩盖夺取胶州湾、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

中国当时正处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之下。袁世凯名义上是民国总统，实际上同专制皇帝没有两样，他视临时约法为弁髦，大权独揽，倒行逆施，翦除异己，对内专横暴戾，对外谄事列强，企图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加强统治，保持权位。欧战爆发使袁世凯政府惶惶不安：一方面，欧洲列强火并、无暇东顾的空隙，显然对于日本乘机扩大侵华十分有利；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情况复杂，随时有可能把中国牵扯到交战国的冲突中去。英、德、法、俄等国在中国各占有租借地，在那里修筑工事，驻有军队。例如胶州湾，就驻有德国正规军三千五百人，它又是由两艘装甲巡洋舰、三艘轻巡洋舰和若干运输船舰组成的德国远东舰队的基地，自然是极易燃起战火的地方。8月3日，袁世凯政府为了利用美、日矛盾遏制日本，避免卷入交战国的纠纷中去，请求美国政府劝告各参战国家不要在包括租借地在内的中国领土和附近水域进行敌对的军事活动①。8月6日，它又宣告中国中立，公布局外中立规条二十四条。但是这些努力遭到日本政府的反对和破坏。

对其他帝国主义来说，战争爆发后远东最大的和最令人关心的问题，是日本参战和它在中国的地位。列强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制定新的远东政策。

德国极力阻止日本参战。驻日大使雷克司两次访问外务省进行游说，没有成功。后来德国又以支持日本在远东的自由行动为交换条件，多次要求单独媾和。这些活动被日本所利用。它把和谈内容不断透露给盟国，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法国为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安全，更加靠拢日本，再三要求缔结日法同盟，或者参加英日同盟。整个大战期间，法国一心盼望日本派陆军去欧洲助战，始终不敢反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野心，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的一切领土和利权要求①。

俄国最担心的是日、德联合，腹背受敌。它需要从日本得到军火和物资供应，以及保证其后院西伯利亚的安全，因而极力拉拢日本，并坚决要求参加英日同盟②。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认定：“在远东，在近年内或许几十年内”，都需要竭力维持同日本的“友谊和和平”③，这是整个大战期间沙俄的远东外交纲领。

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它认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是首先帮助英、法、俄打败德国这个最危险的世界霸权争夺者，同时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不能在这时同日本把关系搞坏。威尔逊总统不顾驻华公使芮恩施怎样请求、抱怨，也不肯在中国投入更多的力量①。代理国务卿蓝辛（R.Lansing）1914年11月就对芮恩施明白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感到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但国务院认为，如果为中国领土完整问题而使美国纠缠于国际困难之中，那是愚狂到了极点。”①美国主张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中立化，不愿意日本参战后乘机扩张势力；但后来认为，只要日本能承认“门户开放”原则，基本上维持中国的现状，美国也可以暂时对它容忍，等打败德国后再作计较。整个大战期间，美国同日本作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斗争，而每当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是以妥协退让而告结束。

英国在战争初起时还掌握着海上霸权，不曾预见到大战会使自己一蹶不振，还想在战后卷土重来，争夺中国，所以对日本盟友和美国靠山一面搞好关系，一面抑制它们在中国的扩张。对于美国提出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中立化的主张，它只同意一半，即赞成远东大陆的中立化，以免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于膨胀；但反对太平洋地区中立化，因为它和它的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垂涎德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想据为己有。英国不希望日本参战，但又不得不依赖日本海军的帮助，以消灭德国远东舰队，保护对华贸易，尤其怕日本倒向德国，于战争大局不利。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英国在日本参战问题上的犹豫反复。

英国一开始企图阻止日本参战。8月1日，英国以同盟关系通知日本，它可能对德宣战。但外交大臣格雷在通知里表示，他本人“并未预见到英国因同盟关系有向日本求助的可能性”②。2日，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发出要求假道攻法的最后通牒。英国在3日急忙电告东京：如果战事扩大到远东，威海卫或香港遭受攻击时，希望能得到日本的支援③。4日，德军进攻比利时，在列日城下遭到英勇阻击，伤亡惨重，攻势受挫。格雷对头一天向日本的轻率求援感到后悔，召见日本大使，表示英国将“尽可能避免牵涉日本”④，如同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那样保持克制态度。可是，三天之后，由于英国客轮遭到德国远东舰队袭击，他又正式照会日本，要求出动海军协助搜索并消灭德国武装商船，并且说：“当然，这意味着一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但我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①七天之内反复了四次。加藤得到英国正式邀请，正中下怀，为了避免英国再度变卦，他连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参战决议，取得天皇批准和元老的赞同，在不到三十六小时之内就高速度地完成了参战的一切法律手续②。

中国一直担心日本参战。继请求美国劝交战国相互保证中国中立之后，5日袁世凯又非正式地绝密地通知美国使馆：“中国政府欢迎美国增加在华兵力”，企图利用美日矛盾，防止日本以保护外国在华权益为借口，侵占南满和直隶。6日，外交部又向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正式建议，由中、美、日三国出面，要求交战国双方限制战区，使“战祸不致及于东方。”①这个建议得到美国谨慎但积极的支持②，却引起日本的极大愤怒。8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接见中国公使陆宗舆，责问北京政府是否想联美反日，并把第二舰队开到山东附近海面。10日和13日，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两次到外交部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贵国政府以关系东方和平问题，不先与日本电商，而先商之美国，政府甚不满意。”竟强逼外交部让他查看与驻美公使的来往函电。他还捏造日本掌握了“最确消息”，美国太平洋舰队即将启航东来，是“出于贵国大总统之意”，大肆威胁，说什么“万一生出误会，（日本）政府迫于不得已，难保不为必要之措置。”③中国被迫撤销原议。日本除外交威胁外，还唆使在东北的日侨寻衅闹事，以便为日本扩大事端制造借口④，同时又加紧支援南方革命派⑤。日本不择手段地施展各种伎俩，胁迫北京政府不得妨碍它在山东即将进行的战争行动。

英、日两国为日本参战问题，发生了激烈斗争。当初日本在争取英国邀请它参战的时候，曾经甜言蜜语地保证：“英国政府可以信赖日本，一旦召唤，即将全力援助盟国；援助的理由和性质，完全由英国政府决定。”⑥等到得到邀请以后，它马上改变态度，不同意英国要求的不用英日同盟名义参战，不同意战争活动只限于在中国海巡弋和消灭德国武装商船（英国限定战区意味着不许日本染指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德国领地），坚持要在宣战书上写明是应英国盟友的请求而参战的，坚决反对限定战区范围，谈判出现僵局。8月10日，格雷宣布撤销对日本的参战邀请，加藤以英日同盟的存废相威胁①。12日，格雷被迫让步，同意日本参战并取得胶州湾，企图牺牲中国换取日本不再南进的公开保证；但日本什么保证也不给②。德国利用英日矛盾，于13日表示：德国不想对日本作战；如果日本由于与英国有条约关系而请求德国对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舰队和贸易不采取任何行动，德国可以同意，但英国必须作出同样的保证③。德国的用意很清楚，它不让日本有任何进攻德国的借口，同时给英国以东方可能维持现状的希望，以扩大英日矛盾，阻止日本参战，保全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殖民地。英国有意同德国谈判，日本见局势不妙，前途叵测，第二天，8月15日，就赶紧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其内容包含两项“劝告”：“一、德国军舰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上撤退，不能撤退的解除武装；二、在本年9月15日以前，德国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以上要求，限8月23日正午前无条件接受并作出答复④。

日本在最后通牒发出的第二天才通知英国，以表示参战是独立行动，不受英国的任何限制。相反，它对美国竭力笼络，争取支持。15日当天，加藤就接见美国大使葛士礼（G.W.Guthrie），对参战问题作了一番解释和保证。8月19日，美国在复文中对日本公开声明要归还胶州湾表示“满意”，只提出两点要求：一、日本应尊重“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原则；二、当中国一旦发生内乱须采取行动时，日本应履行罗脱高平协定，事先同美国协商⑤。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蛮横之极，通知中国政府时，公然宣称：日本“对德最后通牒与中国无关”，中国只能服从通牒内容，如果中国发生任何内乱，日、英将加以镇压①。袁世凯政府一度想与德国谈判，直接收回胶州湾，日本坚决反对，小幡恐吓说，“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英国也附和日本。袁世凯政府退缩，不敢与德使继续接触，转而要求同日本、英国共同出兵，与胶州湾德军作战。加藤说，“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②，不许中国参加。后来中国又请美国代收胶州湾，美国国务卿布赖安怕招惹麻烦，以“这一行动将激发战争而不是转移战争”为由③，表示拒绝。中国阻止日本夺占胶州湾的一切活动，都归于失败。日本还打出迫使袁世凯屈服的王牌，问他是否想取缔流亡在日本的反袁势力，说“日政府尽其所能为，以应中政府之望。”④此计果然生效，袁世凯对日本完全屈服，18日复电日本政府，把日本在最后通牒上设置的“归还胶州”骗局，称之为“足征主持公道，诚表友谊，至为感谢”。对于日方扬言要亲自镇压中国“内乱”这样一个准备随时进行干涉的借口，也只能卑情委婉地说：“中国政府必当以实力镇压，不使扰害治安，重劳友邦。”①

8月23日，最后通牒到期，德国置之不理，日本对德宣战。

日本认为中国宣布中立对它侵占山东不利，决心加以破坏。8月25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划为中立外区域（又称行军区或战区），以便日本行军。外交总长孙宝琦认为，这等于把山东全省划为战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将为之惊恐，没有同意。8月29日，日本又要求从潍县到诸城划一直线，线以东为战区。北京政府不敢拒绝，于是决定划出潍河以东，海庙口、掖县、平度以西为行军区。胶济路以潍县为界，潍县以东直至青岛一段听任日军布置，以西由中国军队守护。此外，还答应从莱州、丈岭（在高密西）撤退中国驻军；日军追击德军进入中立区，如立即退出，就只单方面解除德军武装；其他如运输等方面，只要中立在表面上过得去，就尽量给以便利②。袁世凯政府这样迁就日本，连日本松井外务次官也向中国公使表示“感悦”③。此外，日本公使还通知中国：奉训令，日军在中立地区登岸，中国不能抗议。外交部说，至少要有个形式抗议，否则不能应付德国的责难。日置益不同意，9月1日直接找袁世凯交涉，袁答应了这个无理要求④。

8月23日，以第十八师团为主的五万一千七百名日本陆军和第二舰队开始军事行动。9月2日，日本背弃诺言，日军约二万人在中立区的龙口登陆。中国政府只好于9月3日照会各国政府，声明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在龙口、莱州和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各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德、奥公使抗议，要求中国在战后赔偿损失⑤。德政府对颜惠庆公使表示，划出中立外地区只片面地有利于日本，德国不能承认，保持行动自由的权利。日本政府乘机宣称：现在问题已属于军事而非外交，军事行动涉及范围决定于敌方的行动，日本不能事先同意划定交战区①。9月7日，日本完成了在山东半岛北部的登陆作战，中国的中立就这样被彻底破坏了。

日本名为对德作战，进攻的目标却首先是中国。龙口登陆后，日军西向直驱潍县，目的在于占领胶东大片地区以及胶济路全线，以控制山东全省。日本参谋本部9月13日就把占领胶济路西段的计划通知了外务省，要他们转告中国政府。23日，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指令战地司令官神尾光臣中将占领胶济全线。25日，日军占领了潍县车站。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日置益恃强狡辩，反说胶济路“纯系德国产业”，必须占领，等战后解决。加藤矢口否认有以潍河为界的协议，称“日政府并无此项声明”，又说“日政府已决定胶济为德路，与华无涉，决非破坏中立”，要求中国撤走沿路军警，“若有冲突，日本将认为助德敌日之举。”②北京政府要求按国际法规定的交战国兵舰在中立地区内应由中立国解除武装的惯例，胶济路应由中国接管；同时中国保证在日、德战事未完期间，决不允许将胶济路出卖或转授给第三国；战后日、德两国如何解决，中国不持异议。德国表示同意。日置益奉命拒绝答复③。10月2日，潍县日军又悍然西进，6日进驻济南车站，占领了胶济路全线，远远超过它8月29日提出的范围。日本公使对中国外交部抗议蛮不讲理地答复说：“本国政府对于山东胶济铁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实行占领，并非侵犯中立”④。北京政府逆来顺受，除了对胶济路事件表示抗议之外，只好让山东地方当局同日本侵略军司令在25日签订地方性的《胶济路临时维持治安条款》，只是声明该条款不能视为中国政府已经同意日军管理该路或让渡该路固有权利。山东问题从此成为悬案。

10月底，日军强占胶济西段后，才开始对青岛发起总攻。而早在9月23日由准将巴奈狄斯坦（N.Barnardistan）统率的英军一千五百人已在崂山地区登陆，配合日军进攻。11月7日日军攻陷青岛，10日德军正式投降，由神尾光臣司令官宣布实行军管。青岛市内由守备司令部统辖军事民政，宪兵代替警察，“白昼荷枪，如临大敌；（市民）偶失检点，或稍误会，即遭枪毙。路人侧目，莫敢谁何。”胶济路改称为山东军用铁路，归铁道联队主管，业务由南满铁路调来的人员管理，中国路警被勒令退出铁路线，沿线各车站由日军派驻守护队，共约二千七百人。青岛海关被日军接管。财物文件全被接收，职员全部改用日本人，帐册文件限用日文。对中国海关主权，日军借口“军政时期”，不予承认。中国政府先后派日籍人黑泽和立花任税务司，都遭拒绝，日方坚持必须由日本推荐，中国政府只能任命。青岛被日军占领后，中国居民纷纷逃走，日本人大量涌入，仅仅11月28日一天之内就达一千多人。占领当局把公地租给日本人建造永久建筑，做长期殖民打算⑤。

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所到之处对当地群众诛求驱使，烧杀奸淫，为所欲为。9月16日，神尾光臣司令官发布“军律示谕”，定出死罪二十一款，日占区内华人违禁，一律处死；10月14日，平度县日军又张贴斩律五条，内容极为残暴，规定一人违禁，全村处斩。不少农民就被指控“妨碍皇军”而被集体屠杀。外交部要求将“误触日军规则”的中国人解送济南法庭审理，日军置之不理①。

11月底，青岛攻占已经半个多月，日本还没有归还中国的迹象。英军开始撤退，日军反而以军用为名添设高密至龙口的电线，还企图修筑龙口到潍县的铁路，作久据的打算。早在11月9日，外交部就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撤军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答复②。日本政府喉舌《时事新报》一直说最后要归还中国，军部报纸《国民新闻》则扬言原来的许诺已因德国拒绝通牒而无效③。中国报刊对此提出质问。日本外务省负责人反而责怪中国新闻界“不负责任”，说青岛前途问题只能等战争结束、日德关系确定后，再由中日商谈解决。接着，加藤9日、10日在下院答辩时强调：日本没有对英国作过关于将胶州归还中国的任何承诺，最后通牒上的宣告“无论如何不能构成一种诺言”；等等①。日本政府企图把它作过的声明统统赖掉②。

日本抵赖归还青岛以及在占领区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许多地方游行请愿，要求取消战区；上海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北京参政院也对山东问题向政府提出了质询。

北京政府于12月30日向日本提出立即取消战区，撤退日军，征求日方意见。日本公使奉命答复：“此事现尚非时机，歉难照允。”①日本要拖下去，袁世凯政府迫于群众反日情绪高涨的国内政治形势，在1915年1月7日正式照会日、英驻华公使，宣布取消战区，恢复中立状态。日本12日复照，反责中国政府“独断处置，实属轻视国际礼仪，不顾邦交，措置诚有未当”，宣称不受约束②。16日，北京政府再次照会日本，据理争辩，不料两天后，即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竟面见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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