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诗圣杜甫这首忆含“开元盛世”的诗歌，其中所描述的人民安乐、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戛然而止，“渔阳鼙鼓动地来”，致使“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爆发了，伟大的唐朝自颠峰急剧向下滑落，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历史大戏，至此灯光一下子黯淡了。但是，江山代有英杰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代，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而出，五彩眩然，英姿勃发，令人目不暇接。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加之国家“承平已久”，人民久不知兵，真正的“亢龙有晦”。到唐玄宗在任期间，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募兵制”，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招兵买马的机会。盛唐武功赫赫，疆域辽阔，而硬币的另一端，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师去守卫，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如此，驻扎边地的蕃将，如安禄山等，大量招募“杂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在辽阔广大的戊区内，蕃将出身的节度使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各节度使辖区基本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立王国。

归根觅源，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张嘉贞、王鉷、张说、萧蒿、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掌权后，为了避免类似的“威胁”再发生，杜绝“隐患”，他向玄宗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而勇，寒人亦无党援”。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玄宗对此大加赞赏，觉得其言很有道理。谕旨发下，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权重位高。穷李林甫本心，其实非常简单：这些武将“不识文字”，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当一辈子宰相。

李林甫也不是平常人，他的曾祖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堂弟。李林甫年青时就慧黠多艺，善于音律，乘间又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并窜掇玄宗废杀太子李瑛等三个亲儿，权倾一时。残暴专横如安禄山，内心深处，对李林甫也十分惧怕。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

掌握权柄的数十年间，李林甫位极台辅，从未以国事为重，只知蒙弊皇帝，陷害同僚，排除异已，作威作福。“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李林甫刚死，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也有样学样，派人诬称李林甫生前和阿布思部落相互勾结准备谋反。案件鞠审时，李林甫的尸体还未入土，真正的“尸骨未寒”，朝廷就下制消去李林甫一切官爵，子孙除名流放岭南和贵州偏僻地方，剖毁棺木，撬开李林甫的嘴挖出他尸体口含的大珠子，剥光身上的金紫礼服，把尸体随便刨个坑埋掉。

当时，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已近十年，一直秣马厉兵，准备伺机而起。他原来本想唐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杨国忠掌权后，一直与安禄山互相对不上眼，屡屡进言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玄宗一直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有远见之明，杨国忠“数以事激之”，想要逼使安禄山速反以取得玄宗对自己的信任。“（安）禄山由此决意遽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伪造皇帝手敕，声称玄宗召他带兵入朝讨杨国忠。他聚集劲卒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烟尘千里，鼓声喧天，一路向首都杀来。由于“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加之河北等地一直处于安禄山管治之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许多开门出降，稍好点的“弃城窜匿”，运气差的“为所擒戮”，由此，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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