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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

作者: 赵益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05)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到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奭留任。皇上回到殿中,马上就命内侍将此人姓名重重写上。后来,中书门下两次拟换醴泉县令,都被皇上驳回。过了一年,宰相奏怀州刺史一职空缺,请命人填补。天子遂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惟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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