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少不了酷吏和酷刑(1)

　　那些酷吏所用的酷刑和逼供的妙法，必须在此予以详述，否则削减唐朝国祚的那些事件，当时的审判与整肃，便无法明白。
　　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索元礼立刻平步青云，成为政要，当时以告密而致身显贵的第一人。徐敬业举兵反，正好供给当时一个搜捕谋反嫌疑犯的紧张气氛。朝廷故意制造一种风声，说有大举谋反的阴谋，说有很多地方在阴谋不轨。比起别人，索元礼独逮捕过多，定罪也
　　多。因为他首用逼供之法，而且方法独特。其酷刑之一为制一铁帽，戴在被告头上，用楔子打入，使铁帽逐渐缩紧，至口供逼出来为止；因被告顽强不屈而致头颅夹裂的，并不少见。如果囚犯因此致死，囚犯死就是死了。另一个方法是使囚犯躺平，以大石上悬梁上，下垂在囚犯的头上，可轻击，可重击，视囚犯的神志而定。第三个方法是把犯人两臂背身后，拴在拷问台上。因为索元礼在求逮获众多，在求效率高强，在求成绩优异，所以通常总是逼使犯人牵连别人及亲友相识等，所以每逢一人被捕，便有十余人受株连。结果索元礼深受武后恩宠，常予召见，并予褒奖。于是来俊臣与周兴便接踵而来，如法炮制。
　　司法制度，至此已荡然无存。所谓“合法”其意义已经与先前不同。在太宗之世，只有一年一度在秋天，并且经大理寺复审之后，犯人才能处死。犯人送往京都经大理寺最后定谳之前，在地方要经三级审判。如今在武后统治之下，犯人可以就地处死，然后申报。以前御史大夫的官廨是用以推详案件，或弹劾与控告之用。现在肃政台这个官署之内有两个监狱，叫做肃政台监狱。其中的侍御史一身而兼调查、审判及刽子手的任务。据李则之武后天授元年的奉议，当时肃政台的十五个巡回侍御史都是八品官，都可以将犯人就地处死，犯人无权上诉。
　　当时，来俊臣由另一个刽子手万国进帮助，编了一本起诉手册，名叫《罗织经》，使逼供法与互控法升格而成了专门学术。该书编排良善，携带方便，专供当时全国各地特务官员之用，以明显简短的提示，授人以谋杀及施用压力的精巧的合法办法。依据《罗织经》与酷刑的技巧，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效果极佳。铜匦用来也极方便。每逢奸党要株连一位王公或是一位大臣，便从相距遥远的各省县投来密告，各书函内所控告的详情则完全一致，此案便交与秋官侍郎周兴办理。法官自己便准备好谋杀的公文。
　　来俊臣的高明技巧必须在此一叙。来俊臣的同僚王弘义曾就来俊臣的官署说了一句双关语。来俊臣别有监狱，奉武后旨意设在丽景门内，在皇宫西面不远。王弘义戏呼丽景门为“例竟门”，意谓被告一进丽景门便一例无治。不论密告被控何罪，来俊臣第一步先从鼻中灌醋。然后投置臭气难闻的土坑之中，不与饮食，犯人据说饿至自咬衣絮，再继之以神经疲劳。犯人被接连盘问，不许睡眠。犯人一睡着，就被猛然推醒，所以数夜不眠之后，头脑便昏昏迷迷，于是问什么招认什么，结果便被处死。此法极其灵验，而被告并无受刑痕迹。当时此种办法极为新奇，极为时髦，极为进步，而百试百验，别的人从来不曾想到，堪称奇事。古旧的生活信念至此粉碎无余，新一代的后生小子自以为正值“崭新的时代”，认为一切情况皆属当然。我记下这些情形，意在保持史实。如果后代再有刽子手，想以神经疲劳的逼供之法而以发明人自居时，他要知道，远在武后时，来俊臣已经发明此法，其新奇进步，并不亚于今日。并且也是利用一个人的爱护家人子女的情感，逼人招供。利用种种奇怪的整肃审问，以求建立兽性的恐怖统治的每种原则，都在武后统治之下发明净尽了。
　　来俊臣又造十个大枷是：①定百脉，②喘不得，③突地吼，④著即承，⑤失魂胆，⑥实同反，⑦反是实，⑧死猪愁，⑨求即死，⑩求破家。一个是强扭人四肢的刑具；另一个把头夹在刑枷之中，胸上压以重物，在地拖行；另一个是放重砖在枷上，自身后猛拉囚犯。在审问之前，先将这些刑枷摆出来。被告宁愿问什么招什么，怎样都好，但求免受酷刑。
　　根据周球告发惨刑的奏议，酷刑中还有一种将污泥倒入犯人的耳内，在头上重踏，有楔子的重枷，滚转的刑枷，挤压胸部，以竹签刺人指下，揪住头发挂起犯人，烧焦两眼。
　　这些审问之可怕，第一，因为告密的人，控告的人，审判的人，不都是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串通一气，不是毁灭他们想毁灭的人，便是奉武后之密旨行事。第二，一般都是控人谋反，家人子孙都要流配远方。一般的暴君都知道，在用酷刑不肯招认时，便利用家庭感情，
　　以危及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为词。对家人减刑的诺言有时实行，有时背弃。第三，用这样方法，犯人难免受引诱而控告朋友与相识，以图减轻自己的刑罚，以求免除一死，得个流配远方。
　　就因为一个女人要求野心得逞，遂犯了这些滔天大罪，而且在圣贤以仁爱忠信垂训的华夏中原，人对一切美德，视若无睹，或将美德窃予曲解，失其真义，人人在恐怖之下，又如返回太古野蛮时代，死于恐怖；尤可悲者，是生时亦时时恐怖。人类是进步的，但当时竟一直向六千年以前古老的蛮荒进展下去了。文明当时已经成了人类遗忘将尽的残梦。

　　也有疾风劲草

　　在武后残杀迫害雷厉风行之时，大唐臣子之中，尚有一些忠贞不阿之士，或为正义而甘心就死，或尽其所能，与淫邪之徒作殊死之争，正直之气得以不绝于人寰，人类之前途，赖以保存一线之希望。中书侍郎刘祎之被害一案，便是一例。曾有人闻听刘祎之说武后当还政于太子，以安天下，因此获罪。武后遣肃州刺史王本立鞫治，王本立拿武后的敕旨给刘祎之看，祎之说：“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祎之否认武氏的敕合法，因为未曾经过门下省，这种合法手续，当时的人早已忘光了。在受审之时，虽然朋友严厉警告他，他并不撤销前
　　言。他的确说过武后应当归政于皇上。他说这话并非不忠，并非违犯国法，此种主张应当坚持。来俊臣逼迫他牵累旁人，他严词拒绝。他说：“皇天在上，刘祎之决不做告密之徒！”武后赐他自缢身死。他在狱中上疏自陈，大义凛然。他与家人共进最后一餐，向家人告别，身着朝服，从容自缢。此种情形，完全与韦方质、魏玄同、欧阳通三人死时一样（见《武后谋杀表三》第17、12、30号）。
　　还有一些御史大夫为维持国法尊严，拒绝同流合污，不肯残害忠良。李日知曾拒绝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判罪。那桩案件在诸御史之间反复论辩多次。一个御史说：“我以侍御史之身份断言，绝不容此人活命。”当时李日知也身为御史，参与鞫治，他说：“我李日知在职一日，此人便不得处死。”
　　另外还有两个有名的御史，尽力为清白无辜的人辩护，一个是许禹公，一个是杜景俭，在本书后部此二人地位将日趋重要。许禹公不肯用刑逼供，部下都大受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被告常说：“我们不知谁来审判，若是来俊臣、索元礼，我们是活该命终，若是许杜二位，我们就可以活命了。”有一次，许禹公鞫治殷王旦的岳母，发现罪证不足，不与判罪。案子最后闹到武后驾前，许禹公与武后激辩，他说殷王旦的岳母在女儿在宫中神秘地死亡之后（见三十八章），为女儿念经祷告过，这样祷告不能算犯罪，他自己身为御史，理当维护国法。
　　武后问：“据我所闻，你把很多人宣判无罪，什么缘故？”
　　许禹公简洁有力地回奏说：“臣未能把一些人判罪而将他们释放，这或许有。在臣，释放一个有罪之人，乃为大过；而保护无辜，使其免受诬害，当为明主贤君之至德。”
　　许禹公遭受了贬谪。但是武后还记得他，几年之后又把他召回朝廷，授予官职。由此可见武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时不知道得清清楚楚，把许禹公这样正直贤良之臣，在武后地位已经巩固，恐怖已无必要之后，都曾召回朝廷，重与任用。武后知人善任，或用一恶汉，或用一忠良，全因事而定。
　　还有诗人陈子昂，在武后垂拱二年三月，逮捕诬陷正雷厉风行之时，觉得理当上书进谏。那时他在尚书省身为小吏，专司公文文字正讹改误。从他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拾遗上武后表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宁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吊罪之意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子昂书奏达武后，自然没有下文，但也没有直言获罪。在奏折结尾处，子昂征引前代史实，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忠心耿耿，流露于字里行间。他说，如此迫害无辜，一至黎民离心背德，群起叛变，其势将益猛烈。其实子昂所见并不全对。因为一旦恐怖气氛到处弥漫，大批逮捕成为日日常事，行刑处死者拥塞街头，全国之大，无不互相揭发控告，群起反抗便无从实现了。武后没有做错，她深知自己的做法很对。在武后永昌元年三月至十月，又在大屠杀如火如荼之时，子昂奋斗不懈，屡次上书，奏请武后罢酷刑行仁政。所以陈子昂可称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及国家法律而奋斗之第一人。若与同时专写诗向武后及其面首歌功颂德的两个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相比，陈子昂不愧是百姓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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